五、小结

综上所述，《论衡》颂汉诸篇，是在东汉前期明、章二帝要求文人歌功颂德的政治压力之下，王充为保护自己与《论衡》，效法文学侍从之臣班固等人的歌功颂德之文而写成的；同时，在想要凭借这组颂汉之文以免罪的直接动因之外，还夹杂了他想要凭此进身的间接动因；而王充的功利主义的文章观，厚今薄古的历史观，随事立说的思想方法和有意立异的心理特质，也都对颂汉诸篇的写作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由于上述这些直接动因、间接动因和辅助因素的综合作用，就使颂汉诸篇在与《论衡》其他各篇保持联系的同时，又呈现出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和特异色彩。我们今天若想要深刻理解这组文章，就既要考虑到王充本人的内在思想，又要考虑到他当时所处的外在环境；既要考虑到他写作的直接动因，又要考虑到其他因素；既要看到他有不得已的一面，也要看到他有自愿的一面。只有这样，才不致以简单的标签和帽子把颂汉诸篇否定或抬高，才能对它们作出既有历史性又有当代性的真正的理解和透视。

【注释】

[1]载《光明日报》1964年2月21日。

[2]载《光明日报》1964年3月27日。

[3]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2—133页。(https://www.daowen.com)

[4]见其《论衡校注》，第615页。

[5]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册，第130—132页。

[6]参见拙文《汉明帝诏书与班固》，载《复旦学报》1985年第六期；后收入拙著《中国古典文学论集》，韩国蔚山，蔚山大学校出版部，1996年；初集、二集合集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7]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