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感应论对生物节律的解释

生物节律是指生物的生理活动或生活习性所呈现的某种周期性，它是生物在特定环境下长期进化的结果。中国古代不仅对这类现象作过大量的观察和一定的应用，而且对其成因也作过不少探讨。概括而言，生物节律大致可分为周年节律、太阴节律、周日节律和潮汐节律四类，其中除周年节律外，对其余三类古人都是用自然感应论加以解释的。我国古代对水生动物的生长发育与月相变化的关系（即太阴节律）进行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得出了较为科学的认识。《吕氏春秋·精通篇》已有这方面的明确论述：“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群阴”是对蚌蟹之类水生动物的总称。《淮南子·天文训》载：“月者，阴之宗也，是以月虚则鱼脑减，月死则螺蚌膲。”宋代吴淑《月赋》关于月相变化有“同盛衰于蛤蟹，等盈阙于珠龟”的描述；罗愿《尔雅翼》也有水生动物“腹中虚实亦应月”之说。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这类认识进行全面总结后指出：螺蚌之属“其肉视月盈亏”，蟹类在繁殖季节，“腹中之黄，应月盈亏”。这些都是说蚌蟹之类的体态肥瘦与月相变化有着“同盛衰”“等盈阙”的关系。中国古代关于“群阴类”水生动物的生理变化与月球运行周期呈同步关系的论述，已被现代有关研究所证实。由此说明，我国古人对这类现象的观察认识是符合实际的。

古人认为，水生动物与月球同属阴类，二者以气为中介产生相互感应，从而造成“群阴类”生物的生理变化与月相变化同步的现象。《淮南子·说山训》在分析这类现象时说：“月盛衰于上，则螺蚌应于下，同气相动，不可以为远。”高诱注曰：“动，感也。”王充在《论衡·偶会》中明确认为，“月毁于天，螺消于渊”的原因是”同类通气，性相感动也。”俞思谦总结道：“凡风雨潮汐鳞介之类，其气皆与月相通。”气相通，则性相感，月球正是通过这种机制对水生物施加影响的。周日节律是动物行为随地球自转所呈现的周期性。我国古代对于家禽和鸟类的周日节律行为认识很早，并用其为生活服务。在古代文献中有很多利用动物报时的例子。如明代薛蕙《鸡鸣篇》有关于公鸡啼叫与天象关系的阐述：“鸡初鸣，日东御，月徘徊，招摇下；鸡再鸣，日上驰，登蓬莱，辟九闱；鸡三鸣，东方旦，六龙出，五色烂。”据此可知古人能大致判断鸡初鸣、再鸣、三鸣对应的时间（即太阳在什么位置）。《汉武洞冥记》中有以鸟候时的记载：“贡细鸟”，“形似大绳，状如鹦鹉，……国人尝以此鸟候时，名曰候日虫。”此外还记载了一种“至日出时衔翅而舞”的“舞日鹅”。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说：“鹤知夜半，尝以夜半鸣，声唳云霄。”对于禽鸟的这类行为，古人也用感应论予以解说。王充认为，“夜及半而鹤唳，晨将旦而鸡鸣，此虽非变，天气动物，物应天气之验也。”在王充看来，鹤唳鸡鸣之类是动物对自然之气周期变化的反应。唐代《艺文类聚》指出：“阳出鸡鸣，以类感也。”寇宗奭《木草衍义》也说：“鸡鸣于五更者，日至巽位，感动其气而鸣也。”我国古代一直认为“气至而物感，则物感而候变。”古人用气化感应论说明动物的周日节律现象，符合传统的认识思想，也有一定的合理性。(https://www.daowen.com)

他们还发现，自然界中许多滨海动物的活动规律与潮汐节律相应，并称这类生物为“应潮物”。清代俞思谦《海潮辑说》中收录了许多前人关于应潮物的记载，其中如汉代杨孚《临海水土记》记有“知潮水上下”的“牛鱼”；晋代孙绰《海赋》记有“每潮水将至，辄群鸣相应”的“石鸡”；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有能“取土作丸，数至三百则潮至”的“数丸”动物；宋代傅肱《蟹谱》记有“随潮解甲、更生新者”的蟹类；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有“潮至出穴而望”的“望潮”。对于这类现象，古人同样用感应说进行解释。如俞思谦列举了众多生物应潮现象后指出：“物之应潮者，乃气类之相感，皆理之常，无足多异。”俞氏从传统的自然感应论观念出发，认为这类现象仅是物类相感的一种表现，理应如此，无足为奇。自然感应观念在古代认识活动中的影响之深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地球上各种生物都是在特定环境下缓慢进化的结果。每种生物的生存活动都是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过程。因此外界环境中某些因素的周期性变化，必然会对生物产生影响，长期作用以后，会在生物体内形成某种特殊的生理结构，这种结构相当于信息敏感元件，生物通过它能对外界某些作用变化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反应。这种过程也可以说是环境与生物的相互感应过程。所以，中国古代对生物节律现象所作的感应论解释，尽管只是一种依据经验所作的猜测，但应当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即使是科学昌盛的今天，关于生物节律的机理问题仍尚未完全揭晓，目前仍存在内生论与外生论之争，因此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