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关于科学技术负面效应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的分析
西方学者在上述反思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分析了科学技术负面效应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
（1）揭示了技术对人的异化。
在对科技负面效应的反思中，一些人提出了“技术异化”问题，认为“技术异化”突出表现为科技超出人的控制，成为一种异己的、危害人类的敌对力量，即表现为人由掌握、控制科技的主人变为被科技控制的工具，其结果是它的使用在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他们认为在当代，科技与人的异化已成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异化的内涵大大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理解，一些人还将“技术异化”现象比喻为人成了技术的“奴隶”，形象地反映了技术与人的异化关系。
面对“技术异化”问题，西方学者展开了多向度的反思。胡塞尔认为，19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的危机日趋加深，这并非科学自身的危机，而是科学发展及其社会效应造成了人的生存危机，科学张扬了工具理性，却遮蔽了人生存的意义，“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海德格尔揭示了技术对人的负面影响，他尖锐地指出，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是对“在”的根本遗忘。技术发展将带来价值观扭曲、人的机器化、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问题，不合理地使用技术会使人类丧失自己的家园。他指出，“人就走到了悬崖的最边缘，也即走到了那个地方，在那里人本身只还被看作持存物。但正是受到如此威胁的人膨胀开来，神气活现地成为地球的主人的角色了。由此，便有一种印象蔓延开来，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是由于它们是人的制作品。这种印象导致一种最后的惑人的假象。以此假象看，仿佛人所到之处，所照面的只还是自身而已……但实际上，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一句话，现代科学的生存方式将使人类失去自己的本质，陷入难以自拔的生存危机之中。此外，马尔库塞对机械控制人的分析，弗洛姆对于人将成为机器附庸的警示，以及生态主义者对科技给自然带来的危机的分析等，也是这类反思的代表。
（2）指出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
在对于科技负面效应的反思中，一些人对科技至上导致的“工具理性”的过渡膨胀展开了批评，认为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与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相关，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是现代科学危机的症结之一。韦伯较早地注意到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张扬的倾向，胡塞尔认为仅仅有工具理性不够，还必须有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工具理性本质上关心的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技术理性的过度张扬，将人变成了仅仅追求效率和效益的经济动物，技术的发展压制了个人的本性和自由。
丹尼尔·贝尔曾对于工具理性的制度性张扬作过生动地描述：“工业社会是围绕生产和机器这个轴心并为了制造商品而组织起来的。”“工业社会，由于生产商品，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制作的世界。这个世界变得技术化、理性化了。机器主宰着一切，生活的节奏由机器来调节……这是一个组织的世界——等级和官僚体制的世界——人的待遇跟物件没有什么不同。”“在现代社会里，它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经济体系有自己的测量尺度，即实际效用……这一体系本身是具体化的世界，其中只见角色，不见人。他在组织图表上突出的是科层关系与功能作用。其中，权威经过职位传递，而不经人遗传。社会交换（必须相互吻合的工作）只在角色之间进行。人因而变成了物件或‘东西’。”对工具理性的信赖以至于信仰，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人与物地位的颠倒，程序化的生产和生活，理性对人性、自由的遮蔽，如此种种，正是工具理性过度张扬的表现，也是其必然的结果。
案例评析
西方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必须随着科技的进步对其自发倾向和社会运用必须做出适时的调节和规制。他们认为，这种调节和规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使科技对自然的影响尽可能有利于自然的持续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降低科技对自然的危害。尤其应当注意的是，由于现代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变革自然的能力，因而对可能深度影响自然性质以及改变自然物运行方式的各种新技术的运用，必须慎之又慎。其二是，基于科技的双重效应，必须对科技的运用进行价值规范。所谓价值规范，就是以人类的整体利益、普遍价值和普世理性规范和约束特定利益群体因自身利益追求而对科技的滥用，使科技的使用适应并有利于自然从而有利于人类的持续发展。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在我国也面临着反思从而应对科技负面效应的问题。
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应当借鉴西方的理论。因为其一，西方曾经出现的科技的负面效应已经在我国逐一显现；其二，不同国家科技负面效应的表现、原因及其影响本质上具有同质性；其三，西方有识之士的反思，无论是对科技负面效应的概括，对科技负面效应原因的揭示，还是对科技负面效应对人生存发展影响的分析，比较全面且深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他山之石和前车之鉴的意义。有鉴于此，借鉴西方的理论不啻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又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特别是从推进我国人的发展的根本要求出发，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进行人学的反思。从人的发展要求看，我国正面临着加速实现现代化从而发展科学技术的任务这一特殊背景，因而对科技的负面效应的反思应当特别注重全面性，即在充分肯定科技正面效应的前提下反思其负面效应。对此，可以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得到启示。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从人的发展视角对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做出了辩证的分析。一方面，他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的促进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揭示了技术发展对人的负面影响，认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洞察到科技负面效应的同时，又深刻地指明了其对于人的发展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这既揭示了科技可能直接地使人“非人化”的效应，又肯定了这种“非人化充分发展”根本上是人的解放的条件，亦即指出了“非人化”在一定阶段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一论述显然是非常辩证而深刻的，对于在当代理解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无疑颇具启示意义。(https://www.daowen.com)
从人的发展的视角看，科技的社会效应首先并主要是正面的。众所周知，人类不辞辛苦、殚精竭虑地发展科学技术、进行发明创造，是为了增强自己改造自然的力量，使自然朝着有利于人生存发展的方向变化，是为了使自己生活的更加舒适和便捷。近代以来，科技的发展和使用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人应对和改造自然的本领，提升了人类生存的能力，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显著地提升了人们生活的品质，给人们带来了更为舒适、方便、精致的生活。在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造福人类最重要的手段。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科技的支撑，人类不仅不能发展，甚至也不能生存。从人的发展的视角看，虽然科技发展和运用之效果总体上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但在一些情况下，又会与人们的初始动机相背离而出现负面效应，因而必须对其进行反思。爱因斯坦曾谆谆告诫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技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这一告诫提醒我们，科技具有双重效应，因而必须关注科技对于人的影响，使科学技术与人的生存发展相适应；这一告诫启示我们，科技的负面效应是可以防范或缓解的，因为科技异化为某种独立于甚至凌驾于人和社会的力量显然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负面效应并非科技发展和运用的宿命，本质上是人们对科技的不当使用所致——深层次原因是人们价值和认识方面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的失当所致。这一告诫还提示我们，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之根本尺度，是是否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
以人的发展为尺度，反思科技的负面效应必须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海德格尔曾就此提出了颇具启示性的看法。他认为，反对技术崇拜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反对技术，而是要揭示技术的本性，从而让技术作为技术存在。为此，他提出了外在地对待技术的态度，即在手段层面利用技术，同时又不为其所奴役。他指出，“盲目抵制技术世界是愚蠢的。欲将技术世界诅咒为魔鬼是缺少远见的。我们不得不依赖于种种技术对象：他们甚至促使我们做出精益求精的改进。而不知不觉地，我们竟如此牢固地嵌入了技术对象，以至于我们为技术对象所奴役了。但我们也能另有作为。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我们时刻可以摆脱他们。我们可以在使用中这样对待技术对象，就像它们必须被如此对待那样。我们同时也可以让这些对象栖息于自身，作为某种无关乎我们的内心和本真的东西。”这一论述，昭示着一种正确选择的可能：合理地运用技术。
正如辩证法启示我们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新的更高层次的发展来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说科技的不当运用加速和加深了对自然和人的损害，那么同样的道理，科技的恰当运用必将修复和缓解其对自然和人的损害。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科技的进步。由于科技的社会效应首先并主要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由于修复和缓解科技的负面效应很大程度上要靠科技的发展和正当运用，因而限制或消除科技的负面作用，绝不等于限制甚至摒弃科技，而是要前瞻性地分析预测其可能的双重性，趋利避害地采取应对措施。我们固然不应重蹈西方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分离、相异化即工具理性遮蔽价值理性的覆辙，但也不应矫枉过正，由反思科技的负面性而走向反科学的另一极端。
进而言之，对工具理性的反思同样应从人的发展要求出发。应当看到，工具理性的张扬对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首先具有正面的意义。工具理性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目标确定之后，达到目标的手段往往会起决定性的作用。从现代化的运行逻辑看，注重工具理性、借重乃至于依赖工具理性，在一定时期中是必然的且具有合理性而绝非过失。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人类生存方式之优越，就在于具有工具理性及依据工具理性所创造的科学技术、制度和规则。渗透着理性的科技、制度和规则的运用，既放大了人的体力和智力，提升了活动的效率和效益，改善了生产条件、降低了劳动的强度并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劳动中解放了人，又创造出了更多更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使人们享受到更为便利、舒适和更有乐趣的生活。正是由于工具理性显而易见的巨大威力，当代人类才凭借其创造了以往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并即将在未来创造新型的生态文明。为此，反思理性并非去理性化，并非反对工具理性，而是更加合理地运用工具理性，使其与价值理性相适应，充分发挥工具理性的优势而不为其负面效应所困扰。
从我国当前人的发展要求看，对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的反思必须注重全面性。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我国来说，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更是至关重要。众所周知，我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例如在经济发展指标上，虽然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居于世界第2位，但人均生产总值还处于世界后列，许多地区还处于欠发达状态，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在科技方面，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许多核心的高新技术仍有赖于从国外引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还很低，国家的科技核心竞争力亟待提升。作为正在追求现代化特别是追求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反思科学技术效应之出发点和归宿，就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鉴此，我们对科技双重性的反思应是理性的而非激情的，全面的而非片面的，因为如果不加限制地批判和否定工具理性，就难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为此，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防范和缓解其负面效应，以更好地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
【注释】
[1]王文兵.论当代科学技术的人文品格及自信精神[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7（4）.
[2]邹广文.技术时代的人文关怀[N].光明日报，2016-04-07；赵娇娇.从科学与人文关系探析科学的价值[J].改革与开放，2016（4）；斯扬编译.技术时代的人文科学使命[N].文汇学人，2016-6-3.
[3]陈彬.历史与现实：科学技术与道德之间关系的二维考察[J].理论学刊，2015（10）.
[4]许斗斗.技术的社会责任与生态使命[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3）.
[5]揭晓.人的发展视域中的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6]刘永谋、李佩.科学技术与社会治理：技术治理运动的兴衰与反思[J].科学与社会，2017（2）.
[7]陈新夏.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的人学反应[J].社会科学家，20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