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负面效应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进步并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在当代，随着高新技术广泛、深入地介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科学技术的负面社会效应也愈趋明显。从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看，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在生产中受到技术的控制，成了机器的组成部分甚至于附属物。
在现代，随着技术的力量日趋强大，出现了人与技术的异化，人的创造物成了他的主人，“技术似乎经常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自主力量在起作用，比操纵它的人类还有力量。”“技术变成有自主权的了……技术一步步控制着文明的一切因素……人类自己也被技术击败，而成为它的附庸。”随着技术的发展，工具变成了自组织系统，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和节奏，人则成了机器的附属物、机器的配件，随着机器的运转而动作。在这种“人—机”系统中，作为客体的技术装置成了主体而控制人，作为主体的人则成了机器的部件，在生产过程中被客体化，成了附属于机器并被动地围绕机器转动的部件。人与机器等技术装置地位的转换，显然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颠倒，技术装置在生产中对人的控制，直接导致人的能力及其活动的片面化。在被技术装置控制的同时，人只能作为机器的配角从事某一种或某一个环节的工作，被片面化为单向度的人。人可以被机器置换，并且，离开了机器这一“主体”，人便一无所是，一无所能。
机器大工业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运用放大了人的能力，也使人产生错觉，似乎机器设备成了有生命的自组织系统，一方面，机器似乎有了独立于人的需要和运行轨道，另一方面，科技的力量增强，使其超越了人的控制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控制人的力量。与之相联系，技术成为权威或权威的根据，被抬举到近乎宗教的地位，异化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此在的一切领域中，为技术设备和自动装置所迫，人的位置越来越狭窄。以任何一种形态出现的技术设备装置每时每地都在给人施加压力，种种强力束缚、困扰着人们——这些力量早就超过人的意志和决断能力，因为它们并非由人作成的。”又如弗洛姆所言，“工业社会蔑视自然界和一切非机器生产的东西以及那些不能生产机器的人们。今天，使人着迷的是机械性的东西、巨大的机器、无生命的东西，人甚至越来越迷恋毁灭力。”
（2）人在生活中形成对技术的依赖和崇拜。
在当代，科技已渗入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实在太大，对我们的生存介入实在太深，已经成为现代人生存方式的内在因素，以至于人们对科技的依赖已达到积重难返、不可逆转的境地，逐渐沉溺于其中难以自拔。科技在给人带来了生活上的舒适和便捷的同时，也导致了人对自身的轻视和对外在力量的迷恋。在当代，人们举手投足，吃、住、行、用，几乎没有一项活动能离开技术的支撑。不能设想，现代的人们离开了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离开了水、电、煤、气等生活用具和物资，离开了电灯、电话、冰箱、空调等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将如何生存。且不说生活质量将极大降低，就是能否继续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没有现代技术，就没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就没有现代人的生存方式。
人对技术的依赖不仅体现在生理机能上，更表现在心理上，并且技术越是先进，这种依赖性就越强。“后现代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技术，昔日的电能和内燃机已经被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取代，新的技术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造成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了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世界的巨大改变。……显然后现代人已经被这种高度发展的新技术搞得心醉神迷，因此，当前像对电脑和信息处理机之类的新技术的狂热追求和迷恋，对我们所说的文化逻辑来说就远不是外部的了。”在当代，对技术的依赖已深深地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世界和心理世界，技术已不仅是人生存的外在条件，而是成了人生活的内在因素，人们对技术的依赖如此地强大，以至于不仅离开了技术不知道如何生存，甚至根本就不能想象如何去生存。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技术的依赖已成为商品拜物教、金钱崇拜之外的又一种“物的依赖性”。(https://www.daowen.com)
（3）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弗洛姆曾指出，“技术的进步不仅威胁着生态平衡，而且也带来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不论是前种危险还是后种危险或两者一起，都会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这虽然是一个个案，但既非危言耸听，更非绝无仅有。科技的不当利用例如运用于战争，将放大人类的破坏能力，甚至毁灭人类。即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科学家警告我们，现代核武器以核冬天即人类自取灭亡的危险威胁着人类。然而，所有的国家都在继续准备自己，继续备战，仿佛我们不是在用氢弹、太空武器和毒气，而是在用长矛和弓箭打仗一样。”此外，科技在其他方面的不当运用更是呈愈趋扩大之势，一些新技术例如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等的使用，给自然的变化包括人的生理变异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与以往不同，当代克隆人、基因工程、转基因生物等高新科技，目标和结果都在于改变生物乃至于人原有的状态或机理，是对生物的重新设计和改变，并且，所改变的往往不只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在的性质。这种对生命内在的干预，固然可以对人类的生存带来了许多正面的影响如医治疾病、提高生活质量等，但同时也潜存着危机，包括我们已经意识到的危机和尚未意识到的危机。
（4）对科技的过分依赖使人的肌体及功能退化。
就人与动物的对比来看，表面上，人能够改变环境，使环境适应于人，然而这其中却潜藏着危机，长期对技术的依赖，导致人的肌体功能退化，使人在不借助于技术时生存能力逊于动物。达尔文的进化论早已证明，人的生理器官及其机能的变化规则是“用进废退”。当代科技在许多方面代替了人的生理功能，最典型的如以车代步等。现代科技在替代人的某些机能而改善人的生活质量、方便人的活动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的一些生理器官和机能的退化或阻碍了其继续进化。弗洛姆曾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分析过人的软弱性：“人和动物存在上的首要区别是一个消极的因素：人在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中，相对来说，缺乏调节的本能。而动物适应环境的方式却始终如一；……动物能通过主动地改变自身而使自己适应变化着的环境；……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无能的，但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软弱性正是人之力量的基础，也是人所独有的特性之发展的基本原因。”这里人与动物比较的本意在于说明人生存上的优越性，但却显示了人在自然生存能力上逊于动物之处及其原因。通过运用技术而最有生存能力的人，实际上正是在生理上最无能（就适应自然能力而言）的人。科学技术在给予人巨大能力和舒适生活的同时，也将人置于了高度的风险之中，因为一旦外部环境发生超出技术控制范围或能力的变化，或者人在一定情形下失去了外部条件的支持，人类似将面临严重生存的危机。离开了技术力量的支撑，人类势将成为所有高等动物中最弱势的种类。
（5）新技术的发展使传统伦理面临新的挑战。
前面谈到，一些高新技术的使用，涉及对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的重新设计，实质是对生命性质和发展过程的内在干预，这种内在干预将改变生物（乃至于人）原有的生存状态和秩序，其可能的负面影响虽然迄今尚难以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仅会给人的生理或自然生存带来潜在的危机，也对传统的社会伦理提出了挑战。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生命科学领域一系列高新技术给传统伦理带来的新问题和新困惑。例如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等的不当使用（如克隆人），将彻底颠覆传统的伦理关系和观念，给人们之间的人伦关系造成极大的混乱。这些新问题和新困惑，迫切地要求我们重建相应的价值文化和伦理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