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
周天勇[1]
就中国经济开放的实践来看，怎样梳理1978年以来的经济开放，理解当时的总体背景？如何把握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复杂多样以及对外经济开放战略的调整？从“一带一路”经济开放新倡议中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在21世纪新的形势和格局下，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战略应当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大的转折性调整和完善？本文将就此进行格局和战略性方面的讨论。
一、中国各阶段经济开放战略的评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受美苏两大阵营对垒的影响，我国的经济主要对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因此货物进出口贸易与国际经济的依存度不高。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1952年、1960年、1970年和1978年进出口总额分别仅为当年GDP的9.5%、8.7%、4.9%和9.6%。技术方面，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工业建设“156项工程”以及几百个大企业和各种工厂的设计图纸、产品设计图纸、工艺设计和其他技术资料以外，其他年份主要是以自主研发为主，并受到一些政治运动的冲击。资金方面，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贷款总规模为66.16亿旧卢布（按当时汇率约合126亿元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是军事贷款，经济贷款只有3.28亿旧卢布（约合6.23亿人民币），[2]其他年份从国外进入中国的资金很少。因此，20世纪50年代苏联提供的一些技术对中国工业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农产品和矿物的出口相当部分是为了偿还苏联提供的军事贷款，我们的经济贷款规模很小；从60年代开始，我们尝试向发达国家换取少量的技术和工业装备，但是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了封锁，国际直接投资和贷款也几乎为零。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的有限开放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比较微弱。
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将这种内向工业化的格局称为“自力更生”的发展模式。按照发展经济学分类，可归为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即不要国外直接投资，也不举外债，用出口初级产品换取外汇资金，购买国外装备，建立自己的工业化体系，替代国内消费和生产资料市场对国外工业产品的进口。这种模式的配套措施是：汇率高估、高关税、进出口配额管理等。
这种进口替代型内向发展模式的问题在于：（1）由于当时中国人多地少，没有多少农业剩余供出口换汇，加上农业和矿业等初级产品价格低和发达国家制造业产品价格高，购买发达国家技术装备的能力有限，因此工业化进程缓慢；（2）由于币值高估、关税壁垒和配额管理等对国内工业的保护，没有市场竞争，故而技术进步缓慢；（3）技术仅靠自身从头研发，没有引进消化吸收，无参照、周期长、起点低、投入大，而结果却并不一定就能够达到先进水平；（4）由于没有对外开放，国外知识、技术、资金、工艺、装备等难以进入，国内经济发展没有可借助的外力推动。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对外开放并推行出口导向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经验看，中国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越拉越大。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出现裂缝，中国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缓和，双边关系开始正常化。从1978年到1991年，中国逐步建立经济特区、保税区的试点，东南沿海地区一些劳动力先从农业转移出来投身到乡镇集体经济，进行加工制造进而出口创汇。从1992年到2000年，中国进一步明确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轨，逐步解决币值高估问题；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外资、装备和管理经验进入，中国内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南沿海转移；沿边、沿江、沿海、内陆继续扩大开放，特别是上海浦东新区的大开发，同时各种保税区、技术高新区、经济开发区也获得了大发展。从2001年到201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修改了1.9万余项法条，进一步推进外资准入的改革；启动了汇率机制改革，降低关税，取消一定数量的进出口配额管理；制造业和服务业全面或部分开放；进一步放开国内市场，以市场换技术，加上引进、吸收、消化和再创新，全面提升了制造业的水平；除了东亚原有国家和地区外，欧美资金和产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与中国1979年到1987年第三次人口高增长形成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东部持续转移相结合，使中国的制造业获得大发展，出口势头强劲，形成了对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推动力。
随后，我们虽然也提出“走出去”战略，但总体上看，还是以要素净进入和货物出口强劲增长为主，“走出去”的具体措施当时主要限于到全球寻找能源、铁矿等资源产品以及开始把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
中国GDP总量占全球的比例在1978年为1%，到2000年为3.7%，2012年上升到11.78%；中国的人均GDP从70美元左右（实际汇率）提高到6248美元；中国货物出口额从占全球货物出口的微乎其微，上升到11.2%，已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上升到3.31万亿美元。中国在对外开放和与全球经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总结中国开放与发展的模式看，有如下特点：（1）积极推进迈向全球经济与开放式的工业化战略。时间上，中国处于大规模工业化的过程；模式上，从内向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转向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分阶段大幅度地对外开放；对外经济从高关税、币值高估、配额许可等计划管理方式逐步转向了汇率市场决定、国际价格调节；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2）技术进步和工业升级方面，经历了购买先进的装备、引进和消化技术、吸收再创新技术过程；以让为进，以市场换技术；加大研发投资，在外来技术的基础上，从事更高起点的自主技术研发；新技术方面，拥有大国规模市场的产业化优势。（3）资本、技术和管理与人口红利，特别是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相结合。1962—1972年和1979—1987年是中国的两个人口自然增长率上行阶段，分别给2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增长上行以及2000年开始的经济增长上行奠定了人口红利和劳动力供给基础；而改革开放之初的加工出口创汇与东部沿海地区社队集体劳动力结合，分别始于1992年和2000年的两次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20世纪90年代、21世纪东亚国家、中国港澳台地区、欧美国家的资金进入和产业转移相结合，形成了充裕劳动力与境外资本技术相组合的比较优势。（4）要素净流入与出口高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在投资、技术、消费等方面，总体上流入大于流出：产业是从国外向中国转入，而不是中国向国外大规模转出；进出口方面，中国的出口呈现高增长态势，顺差较大；外汇年增加速度比年使用速度快，储备实力雄厚。从战略上总结，国际产业梯度大转移机遇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结合，中国主动开放吸引要素流入、努力促进工业升级与采取制造品出口导向相结合，“中国奇迹”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化、多种所有制体制和外向发展模式共同作用下的成功。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开放与对外合作，也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带来了利益的共赢。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开放的人口大国，它的大规模工业化成为这一阶段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牵引力；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大量出口，降低了全球相关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消费品的价格，增加了世界人民的福利；先发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与经营，也分享了中国发展的红利；对一些资源输出型国家而言，由于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和进口，提高了其油气、金属矿产等资源的价格，增加了其政府和人民的收入，带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二、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与开放战略的转型
2012年以后，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模式也随之进行了战略调整和转型。
从国内经济形势看，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2007年最高时的14.2%，下降到2012年的7.7%，2016年约为6.7%，连续九年下行。20年前，中国人口增长率的下滑，特别是少子化和经济主力人口的绝对和相对收缩，使国内总需求相对萎缩，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城市化却因土地、户籍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影响而出现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和市民化滞后的问题。
从中国对外的经济关系格局变化看，出现了以下几个变化：（1）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少，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力老化，产品中养老成本上升，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出口受挫。（2）汽车、住宅、耐用和生活消费品等国内需求疲软，制造业全面过剩，产业发生挤出性转移。（3）产业挤出性转移必然关联性地导致资金的挤出性转出，经济下行形成了人民币对美元走弱的基本面，在外留学、购物、消费和购买住宅增大了对美元的需求和资金流出，这一切都积累了货币和资本外流的力量。（4）货物出口方面负增长，并且由于出国留学、出境旅游、在外就医、国外养老等需求增长较快，形成了巨额的服务贸易逆差。简言之，中国从过去产业转入、投资资金进入、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规模小而基本平衡、要素净流入的国家，变成了产业转出、投资流出、服务贸易逆差加大、要素净流出的国家，这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中国之前的情况正如当年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等人所说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两缺口”模式，其中国内的资金缺口，需要进出口的顺差和外部投资的进入，进行弥补来推进经济增长。[3]而当下，我们过去的资金缺口变成了资金盈余，净流入变成了净流出。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世界经济变化与中国经济变动之间是相互影响的。2007年和2010年的美国次贷和欧洲主权两次债务危机，使欧美对中国制造品的需求能力下降，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减弱；而中国传统工业化结束造成人口最大规模国家对世界大宗商品需求的下降，影响了南美、澳大利亚等一些资源输出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中国也相对减少了对发达国家和欧美产品的进口。中国本身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也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的“走出去”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关键是怎么看待合作共赢。例如中美经济关系方面，中国消费品对欧美的出口，一方面曾经对美国消费品价格上涨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增加了美国人民的福利；另一方面美国右翼人士认为中国的对美出口减少了美国的就业。又如美国将技术向中国转移，实际是因其经济有比较优势，美国会因此获得经济利益；然而它却限制先进技术对中国的出口，认为要保持其产业安全和技术竞争优势，等等。再比如中、日、韩三方关系上，一方面经济合作使三国能够优势互补、利益共赢，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它们也防备中国产业升级与之进行竞争，而且它们在政治上还与美国结盟对抗中国。全球化、互联网、技术进步也会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整体经济上合作共赢，但是一些国家内部出现的如工人失业、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阶层贫富分化、农业受到冲击、传统产业收缩等，都会使这些群体认为，全球化、新兴经济及其投资和贸易自由，并没有实现合作共赢，反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中国要到全球为国内已有的生产能力寻找和开拓市场，国内需求不足造成的挤出性产业转移和资本输出，要求我们到全世界各地去投资和并购。这也招致那些曾经宣扬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欧美发达国家转向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全球极端势力复兴及世俗主义的衰落、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的胜选等，都意味着国际社会民族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倒退。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国际政治关系格局发生的上述转折性变化，使中国不得不调整、确立和不断改进新的对外经济开放战略。
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形成的背景是：（1）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规模排名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排名世界第一位，国家的工业、科技、国防实力不断增强，我们需要“一带一路”这样的大格局，使全球经济体现更多的中国合作、中国话语、中国规则和中国秩序。（2）奥巴马时代美国政治和军事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在经济方面的TPP协定与谈判的布局，也要求我们采取和实施在西向大陆上贯通中亚到欧洲、在海上连接东南亚、南亚、中西亚和北非的地缘战略。（3）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到了产业向一些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向外输出、开拓国际市场的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正提供了“战略—任务—组织—协调—政策”的体系性实施条件。[4]
“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它的主导下，2013年以来，中央开放经济战略的重点布局主要有：（1）国家倡议、引导和协调。开展“一带一路”国家间外交协调，对话、谈判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规划“一带一路”交通港口、能源能力、信息网络等线路、区域和项目，鼓励国企和民企顺着“一带一路”沿线走出去。（2）经营周边环境。加大沿边对外开放力度，加快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步伐，打通一些重要地域如中缅、中缅印、中巴、中老泰、中国—中亚、中俄、中蒙等交通经济走廊，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和加工制造区，改革海关、检疫、边检等体制，实现人员往来、货物通关、车辆进出、仓储装卸、换汇结算等方面的便捷化。（3）投资、建设和资金融通等措施相互协调。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RD）的货币篮子；在人民币全球换汇结算和支付互联网化的基础上，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部署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清算银行；倡议和设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在投资、建设、工程方面，国内资金供给配合，工程能力、装备和资金协调走出去，使项目有雄厚资金的支持。(https://www.daowen.com)
同时，我们加快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建设和完善，为适应WTO形成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国际经济新形势和新秩序。2016年，我们重点推进与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商务部于当年初作出三大部署——加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进程、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推进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
就国内的配套政策来看，以单边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复制推广促进国内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这样做的主要意义在于学习和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改变市场准入制度，并且用开放倒逼国内各个相关方面的体制改革，在现有制造业过剩的情况下，为服务业、垄断领域开放和其他新拓展的经济增长领域进一步吸引外资、技术、人才提供更好的体制条件。
从2013年至今，中国对外开放新战略的实施，已经初步形成中国“一带一路”全球经济开放的框架体系；人民币加入SDR、亚投行的成立以及鼓励“走出去”的多重举措，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增加了中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话语权；为优质产能转移、开拓国际市场等在拓展合作区域、获得合作方信任、构建贸易体系、提高中国品牌等方面奠定了基础；在高技术产品如高铁、核电、通讯技术等“走出去”以及进行技术并购等方面，初步显现了中国技术和资金的比较优势；在文化融合、对话谈判、标准主导、内外关联、规则制定、协同配合、风险防控等方面，我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中国还有自己独特的战略优势。中华民族有睿智、勤劳、储备、创业、开拓等特质和精神，是中国经济开放的基础；中国的科技进步势头较强，已经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很多产品和技术“走出去”；我们的人力资源规模较大，人口素质在快速提高，人力资本雄厚，特别注重理工科学生的培养与深造；工程、装备、资金等硬实力较强，在许多项目上，中国的全球竞争能力领先；中国虽然人口增长速度在放慢，但是人口规模还是排世界第一位，经济上有大国的规模优势。
另外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当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着根本的区别：美国当年的计划是为形成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对抗而安排的，中国今天的开放战略不与任何国家和地区形成对抗，为的是促进各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美国当年的目的是通过援助欧洲重建，寻求美元的国际霸权，而中国今天人民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走出去”，包括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的设立，为的是促进各有关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和治理秩序能力的一种新能量注入和建设性补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对有关国家的经济侵略，是谋求优势互补、平等交流与合作共赢。
三、对中国经济开放战略完善和调整的思考
从工业化战略看，发展中国家往往从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转向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5]中国也是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行这样的转型，我们今后的对外开放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国坚持贸易自由和经济全球化的立场，需要从传统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产业升级与出口替代型的后传统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模式。具体措施是：（1）推进工业“2025战略”的实施，推进智能制造，改造和提高装备水平，倡导制造的工程师和工匠精神，提升国内产品的质量，促进升级换代，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技术、性能、质量等方面的竞争力。（2）鼓励硬技术研发，并应用于中国制造，形成中国自主知识技术和品牌制造，扩大多交叉、高密集、高复合、高集成、高价值，比如高铁、核电、航天、航空、特高压变电、导航等产品和装备的出口。鼓励企业在外并购有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企业，在外生产制造，避免贸易保护，并通过带动国内装备制造、原料、中间产品等采购，关联地带动国内产业出口。（3）形成自己主导的贸易渠道，实现出口销售的替代。鼓励企业在外建立自己的销售点、网络和渠道，并在防范风险的情况下，收购国外著名和运营效果较好的商业品牌和销售网络。（4）推进入境旅游、教育、医疗健康服务贸易和购物等出口替代。改善生态环境，保证饮食安全，发掘中国文化，降低门票等成本，创造良好环境，吸引境外游客；推出中国特色的中医、养生、休闲、运动等服务，增加国外游客的消费；对内外开放教育，加大竞争，扩大国际留学生的规模；推出中国制造和中国特色的产品，加大出口退税力度，打击和杜绝假冒伪劣产品，便捷结算和出入境，扩大国外游客在中国购物的规模。
第二，强调投资自由化的主张，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科学地进行经济部门、产业结构和组织以及国外和国内产业的分工和协调，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1）根据情况，实施部门和产业间关联带动或者平衡发展战略。交通、能源、城市与制造业多部门间根据所在地区情况的不同，或者采取先选择主导部门发展，尔后再带动其他部门跟进的战略，或者采取各部门平衡推进、协调发展的战略。这样才能使中国设施投资和建设的利益最大化。（2）在产业组织结构方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可以在基础设施、重化工业生产能力投资建设中发挥作用；而民营企业以及一部分从事轻工业制造的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可以在诸多产业（如制造业、餐馆、酒店、加油站、超市等）投资建设方面作为主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也可以形成某一产业和项目上的配套合作的关系。（3）“走出去”的企业要对国内产品和产业形成衔接和带动作用，形成与国内有关企业垂直和平行分工协作产业链。
第三，“一带”与“一路”及区域之间需要分工。“一路”涉及的东南亚、印度、西亚、北非等是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是市场具有成长性的区域；中国在这一地区要在共赢的基础上，获得发展的市场经济利益。与陆路相比，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水运成本很低。除了保持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外，我们需要与泰国进行谈判和磋商，以中泰合资公司方式，启动规划、投资、建设、运营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运河，实现两国合作共赢，与马六甲海峡航道形成竞争博弈格局，保证中国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一带”涉及国家人口密度较小，有的国家人口萎缩老化，经济成长性差。“一带”主要是为了取得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形成这些国家与中国合作共赢的互补关系；权衡成本、效益和风险，打通欧亚大陆陆上交通通道，进行一些质量小、价值大、追求快捷、适宜于陆上进行的目的地在内陆的货物运输，并且根据市场，结合本地产业的需要，形成能源、交通和产业的协同发展。当然，对外经济的双向开放也包括东北亚、北美、拉丁美洲、澳大利亚等地，这些是我国贸易比例最大、资金流向最多、投资并购也多有发生的地区，仍然是中国经济开放的重点区域。
第四，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经济交流合作，以实现双边和多边共赢为原则，对外经济开放方式和体制要进行大格局的转型。可行的做法是：（1）方式转型。“走出去”的对外经济开放，从过去习惯于政治性和援助式的方式转向经济性和谋求国家利益的途径，从偏重于硬实力式的经济竞争模式，转向既要实现国家的政治利益，又要在经济合作中谋求双方的共赢；从对国力考虑不够到量力而行，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对于援助、低息贷款、债务豁免、长期和公共性基础设施投资等，根据当年的经济能力进行筹划；在对外竞争方面，从注重硬实力到建设和运用软实力，不仅要有工程、装备、资金等方面的硬实力，还需要建设、加强和利用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民间团体、新闻舆论、中国标准、规则契约、区域组织、谈判磋商、政府间协定等博弈和竞争能力。（2）体制转型。从国家层面谋划指导大央企和小私企往外走、忽视国际市场调节、政府各部门各层级独立行事的体制，改革和转变到国家战略引导跨国公司为主体、注重全球市场调节、政府各层级各部门协调配合的体制。传统本土企业向现代跨国公司转型，特别是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结合起来，将“走出去”的国有企业改革为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合理、适应国际规则和竞争的现代跨国公司；对于“走出去”的私营企业，也要引导其在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上升级，形成现代民营家族或者股份制跨国公司。在外从相互恶性竞争转向相互合作，中国“走出去”的企业，通过构建相互默契、设立在外行业协会、国内政府协调等机制，形成产业在内相互竞争和在外协作对外的格局。还需要从忽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传统决策方式，转型到以中立客观项目投资可行性研究为基础的投资决策机制上来，将走出去的风险和损失控制到最小范围。
第五，国内能源自主和淡水平衡战略，是我们构筑全球政治经济位势、保证国家重要资源安全、形成主动型地缘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重大计划。美国的页岩油革命，改变了其与中东、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地区和国家的关系，影响了整个地缘政治经济格局。2015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为3.28亿吨，对外依存度首次超过60%，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这个数字还会继续上升。这种格局使中国在能源供给安全、海外维安成本、国际博弈位势和能源进口替代等经济和地缘政治等方面受制于人。考虑到“降排减霾”的需要以及交通用油比例越来越高的现实，未来要推进电力供给“以核替煤”，运输和其他用能“以电代油”，建设核电强国；要进一步技术创新，利用太阳能光热供暖制冷热等系统，颠覆传统的煤炭供热和用电空调系统。通过以上途径实现能源立足自主，降低对外依赖，这是未来中国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淡水将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战略性资源。中国与美国的重大差异就是淡水总量严重不足和资源分布不平衡。因此，需要启动和建设“藏水入青入疆”工程，加快东部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的技术进步，考虑将东部海水淡化调向京津冀和内蒙。掌握国内自我淡水平衡和调控泾流出境的能力，减少对外流河流用水的依赖性，使我们在未来淡水供给的周边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动位势。
总之，随着国外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变化，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从过去要素、消费和购物购买力等净流入变成了净流出，经济开放推进经济上行变成了可能影响其下行的格局。因此，我们需要适应新形势，坚定推进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对外经济开放，不断调整和完善，实现合作共赢，使我们的对外经济开放成为实现中国复兴宏伟目标的强大推进动力。
【注释】
[1]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同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院讲座研究员。
[2]沈志华：《关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华贷款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83—93页。
[3]［美］霍利斯·B.钱纳里，艾伦·M.斯特罗特：《国外援助与经济发展》，江金惠译，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7、217、227页。
[4]金玲：《“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第88—99页。
[5]苏振兴、张勇：《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拉美国家工业化模式的转型》，载《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4期，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