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若璩
《清儒学案》卷三十九《潜丘学案》：潜丘于诸经注疏背诵如流，于史综核贯穿，尤精地理，撰录繁富。独自重其《尚书古文疏证》。盖梅氏所上古文，至宋始有疑义，自朱子以来，于其依托之处，递有辩论，而未畅厥说。潜丘与惠、丁诸家，相继成书，尽发其覆。凡所抉摘，能得确证，皆不易之论也。然自伪古文之说行，后来风气，动辄疑经，极其流失，有专主今文，而概以他经古文为伪者。学术之偏，何所底止！此岂昔人所及料哉?(下略)
《清史稿·儒林二》：阎若璩，字百诗，太原人。世业盐策，侨寓淮安。父修龄，以诗名家。若璩幼多病，读书暗记，不出声。年十五，以商籍补山阳县学生员。研究经史，深造自得。尝集陶弘景、皇甫谧语，题其柱云：“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暇日。”其立志如此。海内名流过淮，必主其家。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尚书古文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康熙元年，游京师，旋改归太原故籍，补廪膳生。十八年，应博学鸿儒科试，报罢。昆山顾炎武以所撰《日知录》相质，即为改定数条，炎武虚心从之。编修汪琬著《五服考异》，若璩纠其谬，尚书徐乾学叹服。及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开局洞庭山，若璩与其事。若璩于地理尤精审，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如指掌，撰《四书释地》五卷，及于人名、物类、训诂、典制，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又据《孟子》七篇，参以《史记》诸书，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又著《潜丘劄记》六卷、《毛朱诗说》一卷，手校《困学纪闻》二十卷，因浚仪之旧而驳正笺说推广之。又有《日知录补正》、《丧服异注》、《宋刘攽、李焘、马端临、王应麟四家逸事》、《博湖掌录》诸书。世宗在潜邸闻其名，延入邸中，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必称善。疾革，请移就城外，以大床为舆，上施青纱帐，二十人舁之出，安稳如床箦。康熙四十三年，卒，年六十九。世宗遣使经纪其丧，亲制诗四章，复为文祭之。有云：“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佥谓非若璩不能当也。(按：《清史稿》多袭用《四库提要》，此即一例。)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一》：存目。[1]
钱大昕《潜研堂集》文集卷三十八《阎先生若璩传》：先生讳若璩，字百诗，先世居太原县西塞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万历甲辰进士，布政司参议。父修龄，郡学生。先生少口吃，入小学，读书千遍犹未熟，同辈咸嗤其钝。年十五，冬夜读书，有所碍，愤悱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坚卧沉思，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是岁补学官弟子，一时名士如李太虚、方尔止、王于一、杜于皇辈，皆折辈行与交。研究经史，深造自得。尝集陶贞白、皇甫士安语题其柱云：“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其最精者，谓《汉·艺文志》言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孔安国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传》亦云《逸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古文篇数之见于西汉者如此，而梅赜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数之不合也。杜林、马、郑皆传古文者，据郑氏说，则增多者《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宝》、《汤诰》、《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称二十四篇。今晚出《书》无《汩作》、《九共》、《典宝》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郑康成注《书序》，于《仲虺之诰》、《太甲》、《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皆注曰亡，而于《汩作》、《九共》、《典宝》、《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即孔壁书也。康成虽云受《书》于张恭祖，然其《书赞》曰：“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亦好此学。”则其渊源于安国明矣。今晚出书与郑名目互异，其果安国之旧耶?又云：古文传自孔氏，后惟郑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惟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书》“昧谷”，郑作“柳谷”；“心腹肾肠”，郑作“忧肾阳”；“劓刵劅剠”，郑作“膑宫劓割头庶剠”，与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经》残碑遗字，见于洪适《隶释》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书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飨国百年”，与今书之“五十有九年”异；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则以传序为次，则与今文又不同。然后知晚出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班孟坚言司马迁从安国问故，故《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许慎《说文解字》亦云其称《书》孔氏，今以《史记》、《说文》与晚出《书》相校，又甚不合。安国注《论语》“予小子履”，以为《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不云此出《汤诰》，亦不云与《汤诰》小异，然则“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汤诰》，盖断断也。其注“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句，于《论语》则云：“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于《尚书》则云：“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诠释相悬绝如此，此岂一人之手笔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即苗民之虐，亦只肉刑止尔，有之，自秦文公始。伪作古文者偶见《荀子》有“乱世以族论罪，以世举贤”之语，遂窜之《泰誓》篇中。无论纣恶不如是甚，而轻加三代以上以惨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诰誓不及五帝。”《司马法》言：“有虞氏戒于国中，夏后氏誓于军中，殷誓于军门之外，周将交刃而誓之。”当虞舜在上，禹纵征有苗，安得有会群后誓师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马法》曰：“入罪人之地，见其老弱，奉归无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药医归之。”三代之用兵，以仁为本如此，安得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之事！既读陈琳《檄吴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钟会《檄蜀文》云：“大兵一发，玉石俱碎。”乃知其时自有此等语，则此书之出魏、晋间，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书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复继以癸亥、甲子，是为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书法也。《洛诰》称乙卯，《费誓》两称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词，指此日有此事云尔，岂史家纪事之例乎！又云：《书序》《益稷》本名《弃稷》，马、郑、王三家本皆然，盖别是一篇，中多载后稷与契之言。扬子云《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谓忠，谟合皋陶之谓嘉。”子云亲见古文，故有此言。晚出《书》析《皋陶谟》之半为《益稷》，则稷与契初无一言，子云岂凿空者邪！其辩孔传之伪云：三江入海，未尝入震泽，孔谓江自彭蠡分而为三，共入震泽者，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国卒于武帝时，而传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岂非后人作伪之证乎！传义多与王肃注同，乃孔窃王，非先有孔说而王取之也。汉儒说六宗者，人人各异，魏明帝诏令王肃议，肃乃取《家语》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对，肃以前未闻也，而伪传已有之，非孔窃王而何?(下略)
朱书《杜溪文稿》卷四《阎征君传》：阎征君名若璩，字百诗。其先太原人，五世祖迁山阳。曾祖国顺，上犹训导，国顺生世科，万历甲辰进士，仕至辽东宁前卫参议。是时边境多事，官将以杀掠为功，参议独心计全活，德惠甚溥。参议生修龄，郡庠生，文名特盛，世称牛叟先生，征君父也。家世自迁淮以来，就试山阳，补弟子员，移隶太原。以是领乡荐者八人，成进士者四人，征君亦入山阳县学，复食饩太原，屡蹶于乡试。康熙戊午应博学宏词举，又以不趋势见屈，遂淡意仕进，唯力著述，以求不朽业。……著书九种，而《尚书疏证》一编，悉古今文之同异真赝，尤有破古今之疑，而正前贤之误。夫古文二十五篇，朱子《书书经后》常疑之，然未究其详也。征君竭数十年心力，考证八卷，共一百二十八条，研精综核，而古文之伪遂不可复掩，贯穿经史，参订考核，千余年所未有也。征君倜傥修长，性梗直，不臧否人物，然论经术、人品辄不少假借，品论一出，一时传为定评。晩号潜丘，此其志也。(下略)
杭世骏《道古堂全集》文集卷二十九《阎若璩传》：若璩字百诗，号潜丘，祖居山西太原县之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万历甲辰进士，历宁前兵备道参议。父修龄，郡学生。若璩生，参议公酷爱之，常抱置膝上，摩顶熟视，曰：“汝貌甚文，其为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六岁入小学，口吃，资颇钝，读书至千百过，字字着意，犹未熟，且多病，母闻读书声，辄止之，暗记不敢出声。十五岁，冬夜读书，有所碍，愤发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坚坐沉思，心忽开，如门牖洞辟，屏障壁落，一时尽撤，自是颖悟异常。……读《尚书》至古文诸篇，以为自孔安国至梅赜，遥遥几五百年，使其书果有，不应中间人无见者。又读朱子及吴草庐《纂言》，时时有疑，疑即有辨，著《古文尚书疏证》，盖自二十岁始，复为《朱子尚书古文疑》，以申其说。……余据其子咏所撰行述及墓志，参以札记，别创为传，以待秉笔者为考信之地。儒林、文苑惟国史之位置，草莽不敢专也。
茹纶常《容斋文抄》卷十《题杭菫浦先生为阎若璩征君传后》：阎若璩征君字百诗，号潜丘，太原县著姓，自五世祖始迁淮安。其为学刻苦自励，无书不读，而尤遽于经史，考证辨核，务使毫无遗义。以故先后辈名流皆推服。弱冠游京师，旋以侨籍改归饩于太原。康熙十七年，复之京师，应词科不第，归，越四年，以昆山徐公聘，复至都，名卿巨公咸引重。然天性好骂，于时贤著作，虽表表艺林者，皆不免其訾讥，至谓李天生杜撰故事，汪钝翁私造典礼，于尧峰《文抄》掊击不遗余力，则未免过当。安溪李文贞公尝为作传，而仁和杭菫浦以为无加损于阎氏，复为之传。内载世宗潜邸手书，延请至京，呼先生而不名，曰索观所著书，辄称善，后疾亟，请移就外，固留不得，命以大床为舆，上施青纱帐，二十人舆之，移城外十五里，如卧床箦，不觉其行也。及殁，遣官经纪其丧，制四诗挽之，有“三千里路为余来”之句，又为文以祭，有“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等语。此事人多弗知，因备识之。不独见潜丘之学行，而我朝右文之盛意，亦何至于此极耶?虽古帝王，何以加诸?
李光地《榕村集》卷三十三《阎百诗小传》：余闻百诗阎先生名久。曩抚直隶，先生尝邮致所著书数种，得披读焉。今之学者，大抵搜华撷卉，为文辞之用而已，至于字义故实、书文形声，尚未有留意讲考于其间者。若大者为遗经源流、礼典同异，细而地名山川、史载人物真赝是非之迹，则岂徒以朴学置之?抑其恶赜就简，而自恬于讹陋。呜呼！文武之道岂有小大哉?万一朝廷举行石渠之典，吾知众籍罗凑，而莫之措辞。儒者之羞，非云小缺矣。先生学极博，论极核，间有出新意，扫沿说者，究其持辨，本末悉有所据依。赵赞善志其与汪钝翁难丧礼事，昔者眉山苏氏曾以是嘲伊川矣，其门人为之答亦曰：正叔太君先逝而已。令有如先生历引古义，折以通礼，彼不得于言者，岂能无愧。惜乎先生逸处终老，曾不得奉清燕，备顾问，搜秘府，校艺文。与诸儒上下折衷，识面者：长洲顾宁人、宣城梅定九、鄞县万季野。知名者尚有三数辈，而先生其一也。诸君子者皆博极群书，能以著述自通于后。中间有专门名家者，就其所造，古人不让也。今惟定九尚老而康，时致音问，余则皆零落，不可复见。每览《周易》硕果之辞、《大雅》典型之诗，俯仰斯文，不胜寤叹。先生子咏求余言揭之原，余不工金石之文，故谢不为，而其学行大致，则赵志具焉，聊写余那颂先民之思，仿司马氏伯夷、屈原体，为《阎先生小传》。
阮元《儒林传稿》卷二、《畴人传》卷四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文献征存录》卷五皆有传，存目。
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一《尚书古文疏证序》：吴草庐以《古文尚书》之伪，其作《纂言》，以伏氏二十八篇为之解释，以古文二十五篇自为卷帙，其《小序》分冠于各篇者，合为一篇，置于后。归震川以为不刊之典。郝楚望著《尚书辨解》，亦依此例。然从来之议古文者，以史传考之，则多矛盾。既云安国之学以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璜、涂恽，涂恽授贾徽，徽以授其子逵。其传授历然，何以《后汉书》又称，扶风杜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同郡贾逵为之作训，则其所授于父者何书耶?既言贾逵为《古文尚书》作训，何以逵之所训者止欧阳、夏侯之书，而不及其他也?又云，马融作传，郑康成作注，何以康成之注《书序》，有《汩作》、《九共》、《典宝》、《肆命》、《原命》，而无《仲虺之诰》、《太甲》、《说命》诸篇也?即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注《禹贡》，则引《胤征》云：“篚厥玄黄，绍我周王。”乃孔书之《武成》文也。又云：“康成传其孙小同，小同与郑冲同事高贵乡公，冲以《古文尚书》教授，其学未绝，何以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史传之矛盾如此。若以文辞、格制之不同别之，而为古文者，其采缉补缀，无一字无所本。质之今文，亦无大异，亦不足以折其角也。唯是秦火以前，诸书之可信者，如《左氏》内外传、《孟子》、《荀子》、《墨子》之类，取以证之，庶乎思过半矣。自来诸儒间指其一二破绽而疑之，其疑信相半也。嘉靖初，旌川梅
著《尚书谱》一编，取诸传记之语，与二十五篇相近者类列之，以证其剽窃，称引极博，然于史传之异同终不能合也。淮海阎百诗著《尚书古文疏证》四卷，属余序之。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当两汉时，安国之《尚书》虽不立学官，未尝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乱而亡。梅赜作伪书，冒以安国之名，则是梅赜始伪。顾后人并以疑汉之安国，其可乎?可以解史传连环之结矣。中间辨析三代以上之时日、礼仪、地理、刑法、官制、名讳、祀事、句读、字义，因《尚书》以证他经史者，皆足以袪后儒之蔽。如此方可谓之穷经。其原夷族祸始于《泰誓》，短丧作俑于《太甲》，错解《金縢》，而陷周公于不弟。仁人之言，有功于后世大矣！忆吾友朱康流谓余曰：“从来讲学者，未有不渊源于‘危微精一’之旨。若无《大禹谟》，则理学绝矣，而可伪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节目，从上皆突兀过去。‘允执厥中’，本之《论语》，‘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论语》曰：‘舜亦以命禹。’则舜之所言者，即尧之所言也。若于尧之言有所增加，《论语》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恶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恶；‘惟微’者，此理散殊，无有形象，必择之至精，而后始与我一，故矫饰之论生焉。后之儒者于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觉，理则在于天地万物。穷天地万物之理，以合于我心之知觉，而后谓之‘道’，皆为‘人心道心’之说所误也。夫人只有人心，当恻隐自能恻隐，当羞恶自能羞恶，辞让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无有移换，便是‘允执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则此十六字者，其为理学之蠧甚矣！康流不以为然。呜呼！得吾说而存之，其于百诗之证未必无当也。”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七《题古文尚书疏证》：阎征君所著书，最得意者，《古文尚书疏证》也，其次则《四书释地》，征君稽古甚勤。何义门学士推之，然未能洗去学究气为可惜。使人不能无陋儒之叹，盖限于天也。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五《潜丘札记书后》：吾尝论达巷党人称孔子之大，特惊以为博学。向使孔子而为一书，考证三代典物文字，其必过于蔡邕、刘熙、应劭不待言矣。而圣人于夏、殷之礼亟曰能言，而卒不抗已，以为之文献，平日教人，惟日用下学、躬行切己之是务。虽博弟子以文，要不出乎《诗》、《书》、六艺，岂不以民彝物则万世经常不易，循之则心身安，事理得，而治化兴；昧之则心肆身烖，学术歧，而政俗败。古之立学校，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必使学者明于古今，通达道理。凡其所为学问而考辨之者，亦学乎此而已，亦辨乎此而已。后世学异而言多，言多而妄多。……近世言考证之宗，首推深宁王氏、亭林顾氏、太原阎氏。吾观王、顾二家之书，体用不同，而皆足资于学者，而莫能废，非独其言核实而无诬妄之失，亦其著书旨趣犹有本领根源故也。阎氏则不逮矣，然亦颇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读其言，如循近涧观清泉，白石游鳞，一一目可数，指可掬，其用功涂辙居然可寻见，异于池竭而自中不出者也。特其体例不免伧陋，气象矜忿迫隘，悻悻然类小丈夫之所发，故不逮王、顾两家渊懿渟蓄，托意深厚，类例有伦，此固存乎其人之识与养焉已。虽其书出后人孴辑，非其所手订，而词气大体之得失固不可掩也。
章太炎《检论·清儒》：太原间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定东晋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
今按：阎若璩自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之后就被认为是清代汉学第一人。这与雍正的嘉许有极大的关系。阎氏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古文尚书》的辨伪，扬之者颇多溢美之词，攻之者亦不乏其人。究其实，其学上承朱子之余绪，下开疑古派之先河。疑古过勇，难辞其咎。现代学者对其辨伪工作尚存争议，公案需要重新审理。
【注释】
[1]详见中华书局本第17册，第5460～54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