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塔寺建置
中国初无寺庙,外来僧人到京师后,通常被官府安置在鸿胪寺下榻,后世便称僧人所居之处为“寺”。随着佛教的日益发展,寺的形式也日益增多,规模较小的被称为“院”,而隐世修行者所居的茅屋则被称为“庵”。中国寺院建筑大致分为平川式与依山式,主体建筑则是殿堂,殿是烧香供佛的地方,堂则是僧人的生活起居之所。佛教初入中国时,寺院的格局仍然沿袭印度和西域样式,即以佛塔为中心的方形庭院布局。这一形式一直延续到汉朝末年,只是塔的阁楼式结构与周围的回廊殿阁已经改为中国建筑的传统样式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建筑在延续秦汉建筑风格的基础上,继续吸收印度和西域的艺术风格,木构架建筑风格愈发明显与成熟。此时,以殿堂为主的佛寺数量急剧增加,尤其是那些舍宅为寺的寺院,为最大程度利用原有房舍,常常采取“以前厅为佛殿,以后堂为讲堂”的布局形式。同时,汉式佛教建筑布局基本定型,它基本上采用中国传统的院落布局形式,院落重重,层层深入,常有数十层之多,回廊周遭及廊内则饰以彩绘壁画。
隋唐时,较大的佛寺通常采用轴线对称的布局方式,按照轴线依次排列山门、莲池、平台、佛阁、配殿、大殿,大殿则取代佛塔成为整个建筑群的核心,佛塔则一般建在侧面或另辟塔院,从此居于次要地位。晚唐时,钟楼一般位于轴线东侧,并成为定制。五代时出现了“田”字形罗汉堂。
宋朝时,汉佛教寺院的平面布局逐渐规模化,形成“伽蓝七堂”制,即整个寺院坐北朝南,沿着山门南北中轴线,修建若干殿堂,其顺序大致如下:山门——山门殿——弥勒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本寺住持供奉佛菩萨殿——法堂——藏经楼。此外,轴线东西两侧通常还对称地建造配殿和附属设施,如钟楼(东)、鼓楼(西),伽蓝殿(东)、祖师殿(西),禅堂、斋堂、客堂,等等。宋以后,多数寺院不再修建佛塔。
明清时,寺院布局一般是主房、配房组成的多进对称院落形式。轴线的最前方是山门,即僧俗两界的界限。山门东西两侧分设钟鼓二楼。中央正对山门的是天王殿,常做成三间穿堂式殿堂。天王殿后是第二进院落。正中轴线上的是大雄宝殿,也就是正殿。正殿一般是整个佛教建筑群的核心,不论是体积、质量还是规格,都在其他建筑之上。正殿左右是配殿,或建楼阁。正殿后一进院落,常建二层藏经楼。宁波的大型佛教寺院如七塔寺、天童寺、阿育王寺都是这种布局形式。
小型的寺庙通常只有一进院落,山门后即是大殿,两厢为僧房。
明乎此,再回看七塔寺的建筑布局,就一目了然了。
七塔寺寺院结构古朴,庭院深邃,气度雄伟,规模宏大。寺院坐北朝南,由南向北纵深排列,其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圆通宝殿、三圣殿、法堂、藏经楼、祖堂暨方丈室依此排列在中轴线上,均为七开间规模,大多建成于清末慈运长老之手。轴线两侧则有钟鼓二楼、厢房客堂,以及报恩大讲堂和栖心图书馆,是一座典型的伽蓝七堂建置的寺院。
整座寺庙现占地面积19632.04平方米,建筑面积16969.07平方米。山门外矗立着七塔寺的标志——七尊青石佛塔,喻过去七佛[10],一字排开于山门前。从绘制于1935年的《七塔报恩禅寺平面全图》上可以看出,山门前原有东西向河流,河上跨有南北向桥,名为崇寿桥。桥东西两侧分列七座石塔,东四西三,一字排开。至1934年,崇寿桥被拆毁,填河造屋。
山门牌楼为新建,高八米八,宽十一米五,为冲天云柱式样,精巧典雅又不失巍峨庄严。牌楼正门高悬赵朴初居士手书的“七塔禅寺”四字,与左右两额颜体“东津禅院”“栖心兰若”相呼应。牌楼主楹联“南海步慈云,千手遍护持,光明如是;东津沐法雨,万邦昭感应,真实不虚”,乃是七塔寺住持可祥法师所撰,普陀山戒忍法师所书。边联“镜师始作,弘临济正宗,广传圣教;慈老中兴,仰观音灵感,代出高僧”,亦为可祥法师所撰,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尉天池先生所书。(https://www.daowen.com)
牌楼背面正额为可祥法师所书“同登彼岸”,左右两额为弘一法师书体“般若径”和“解脱门”。中间楹联“古刹建晚唐,临济绍家风,两浙禅林推巨擘;分灯溯南海,观音蒙化雨,四明佛殿逊恢宏”为宁波张秉全居士撰,当代著名书法家沈定庵先生所书。边联“古刹重光,市尘别开清净境;禅门永焕,梵宫长护吉祥云”乃杭州詹瀛生先生撰,当代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所书。
山门牌楼分左、中、右三门,分别装以古铜色铜质大门,门上饰以莲花、手印等佛教图案。门柱内外分别雕刻八只雄狮,或坐或卧,形神兼备,守护山门。牌楼两侧为六十余米长的石质栏墙。栏墙外分左右摆设十坛铁树,内则各植八棵罗汉松。
山门内是天王殿,为观音斗层檐风格。重檐上书“天王殿”三字,遒劲有力,为杭州书法家俞德明先生所书。门楣牌匾上写“七塔寺”三字,为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早年所书。殿内正中供奉大肚弥勒佛像,袒腹自在,笑容可掬。旁边配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为宁波著名书法家凌近仁先生1986年所书。弥勒佛像背后为韦陀立像,顶盔束甲,庄严威武。两侧为四大天王塑像,其中东侧为增长天王、持国天王,西侧为广目天王、多闻天王。四大天王像高8米,彩塑甲胄,神采飞扬,凛然不可逼视。天王殿后门楣上高悬“三洲感应”匾额,为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所书。门楣上“韦驮殿”三字匾额为广州著名书法家连登先生所书。天王殿东西两侧为新建厢房,分设法物流通处和报恩佛学书店。厢房与天王殿之间有护墙相连,中开亭门以通内外,东西门楣分别镌刻“补陀示迹”和“临济正宗”,为著名书法家张海先生所书。
天王殿后,为寺院主殿圆通宝殿,乃是清朝同治年间周文学母子发心所建,后又经过屡次破坏、维修,如今容光焕发,更显气势恢宏。其建筑样式为重檐歇山顶,前围梅花石石栏,殿堂四周石柱上镌刻着清代名家张家骧、童华、顾文彬等人所书的联语。殿堂匾额“圆通宝殿”四字则为当代著名书法家谭建丞先生所书。大殿正中供奉四十八臂(喻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塑像一尊,其上悬挂匾额“济世慈航”,为七塔寺观音道场的显著特色。本尊观音塑像为1980年月西法师住持时以香樟木雕刻而成,高五米三,重三千余斤,外部妆金,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妙相庄严,见者称叹。背后供奉杨枝观音画像一帧,高两米五。四十八臂观音圣像后面,左文殊菩萨,骑青狮,其上悬挂匾额“慧海慈云”;右普贤菩萨,跨白象,高两米有余,其上悬挂匾额“圆通妙谛”。东西边墙壁上,镶嵌光绪二十年(1894)砖刻五百罗汉像,为国内所稀有,弥足珍贵。殿内东侧前方悬宋嘉定十一年(1218)所铸大钟一口,重七千斤;西侧前方架法鼓一面,直径近两米。殿后门楣上悬挂“慈航普度”匾额,为天童寺广修长老所书。
圆通宝殿后为三圣殿,殿与圆通宝殿一样,为歇山顶建筑。“三圣殿”匾额为清代翰林院编修、长沙萧荣爵所书。殿内供奉西方三圣像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各高八米有余,金光赫赫,甲于诸方。三圣像背后,供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鎏金圣像一尊,形容殊胜,端庄慈悲。三圣殿后门楣上悬挂“莲邦净域”匾额,为上海著名书画家陈佩秋先生所书。
三圣殿后是法堂暨藏经楼,楼前有小石桥,桥下为锦鲤池。一楼法堂,匾额“法堂”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所书。法堂正中供奉一米三高汉白玉释迦牟尼坐像一尊,佛像前高设法座,良辰吉日,住持和尚于此升座说法,传授法徒,故称“法堂”。周围为红木茶几座椅,相向陈设,古意盎然。楼上为藏经楼,“藏经楼”三字匾额为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所书。楼内藏乾隆版《大清龙藏》、影印《宋碛砂藏》、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卐续藏经》等,及二百八十余片梵文贝叶经。
藏经楼东为玉佛阁,“玉佛阁”三字匾额为寒山寺性空长老所书,为七塔寺常住开会、学习场所。楼下为慈荫堂,“慈荫堂”三字匾额为民国陶思曾所题,为纪念中兴祖师慈运长老之所,中间供奉慈运长老画像和塑像。法堂西侧为华严阁。
法堂后为祖师堂暨方丈室,“方丈”匾额为民国书法家陈修榆所书。丈室西侧是开山祖师塔室,“心镜禅师真身舍利塔”横幅为著名书画家连登先生所书。室内供奉七塔寺开山祖师心镜藏奂禅师舍利塔,塔基正面刻“唐敕赐心镜禅师真身舍利塔”十二字,上款刻“大清光绪丙午”,下款刻“住持慈运重修”。塔基上为舍利塔,塔分为塔刹、塔身和塔座三部分,其中塔刹和塔座为慈运长老所建,塔身则为唐时原物,周身刻有铭文及《佛顶尊胜陀罗尼咒》。塔后为新刻《心镜大师碑》碑文,碑文系唐朝咸通年间明州刺史崔琪撰写,当代著名书法家沈定庵先生所书。塔室西侧为先觉堂,供奉历代住持排位,凡三十九位。
轴线东西两侧,为钟鼓二楼、东西厢房、香积厨、云来居、库房等建筑。其中,钟鼓二楼皆为三层猎角式建筑,位于圆通宝殿东西两侧靠前方。钟楼位于东侧,为清代建筑,近年维修一新。其一楼为地藏宝殿,“地藏宝殿”四字匾额为河北乐亭书法家少康2005年所题,供奉地藏菩萨;顶层悬挂南宋时所铸铜钟一口,重达九千斤。鼓楼位于西侧,为近年新建,“鼓楼”二字匾额为可祥法师所题,样式与钟楼相仿,二楼置大鼓一面,直径两米余;底层为观音宝殿,“观音宝殿”四字匾额为南海戒忍所题,中间供奉桧木刻十一面观音菩萨圣像一尊,通高六米八,被誉为“佛教文化与造像艺术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楼旁立《新建鼓楼记》碑,由传印长老撰文,著名书法家康默如先生所书。东西厢房均为两层,东厢房主要设施有:一楼佛事接待处、五观堂(明旸题额)、写法间、六和堂,二楼为僧寮、如镜寮等;西厢房主要设施有:一楼果德堂、光明堂、觉之堂,二楼为僧寮及挂单寮等。
七塔寺除了传统的伽蓝七堂建置外,还与时俱进地进行了西扩工程建设,包括禅学堂、报恩大讲堂、栖心图书馆等建置。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建筑设计、行政报批、建设招标,2011年5月31日正式开工建设,2015年年底西扩工程全面竣工,前后花费九年时间,为清末慈运长老中兴七塔寺百年之后的又一项重大工程。西扩工程的完工满足了寺院禅修活动、教学研究、图书阅览、停放车辆等需要,为提升更高层次的弘法利生与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硬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