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 国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民 国

民国期间,七塔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计民国三十八年间,不但修整了天王殿,重修了大殿,修建了玉佛阁和延寿堂,而且还修建了慈运祖师塔院。为纪念慈运法师,特在法堂东首辟建纪念堂,取名“慈荫堂”,并供奉善照居士雇工匠所刻的沉香木慈祖像。个中因缘,《七塔寺志》卷二记载道:

江苏省上海县费门周氏,法名善照,年五十九岁。初,皈依慈老人为本师。及民国十年来寺,对余曰:“我师虽已去世,我亦依师住处而去世。”购沉香木,倩匠雕像,虔诚焚香供奉。不数月,果得病西归。通信男儿兴宝,料理后事。斯时也,余任监院职而目睹之。《华严》云: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善照诚女中丈夫也。三宝感化之力大矣哉!特叙事实,述偈以赞之:吾师德感动,女性信专一。佛说皈依僧,同登菩提路。

民国二十五年(1936),又于三圣殿后法堂内设中兴祖堂,将慈祖雕像移至寺院中轴线位置,与位于方丈殿正中的心镜祖师舍利塔相齐。

此外,还在宁波城外建成了庾山岭塔院、七塔塔院和普同塔,用作年长僧人的养老之所。对此,圆瑛法师在《七塔寺普同塔记》一文中曾说:

夫出家之法,割爱辞亲,离尘舍俗,参方访道,拨草瞻风。仆仆尘寰,为己躬之大事;迢迢云水,顾只影以前纵。从上诸祖,建设丛林,虽为十方衲子参学起见,亦为老病死计。庶使养生就医,各得其所,安身立命,自有其处。而我七塔报恩禅寺……虽有如意寮,以为诊病之区,而养老堂普同塔尚付阙如。圆瑛民国十八年接任报恩法席,遂与监院德轩议及此事。适有东乡同岙庾山庵庄严大师,与余为道义之交。闻悉此事,欲以该庵献与常住,起造普同塔。山水清明,峰峦秀丽,集议两序,均表同情。由是,监院德轩努力进行。阅二寒暑,而塔告成。……迄今数载,塔院亦成。今者,拟办养老堂于院内,尘氛寂静,竹木幽深,晚年乐道,实得其所。诚一举二两得也。

1923年农历九月,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引发大火灾,死亡、失踪人数达十四万,其中包括很多华侨,灾情极其严重。灾后,中国政府积极组织救援活动,仅仅浙江温州一地捐往日本的救灾物资就达四十五万余元,北京政府也拨出二十万银元专款赈灾。中国佛教界特铸造大钟一口以作超荐,安置于日本赈灾纪念堂楼内。

七塔寺溥常法师率七塔寺、天童寺、阿育王寺、观宗寺僧团,赴日本东京参加大地震中受难华侨超度法会,并亲任团长。第二年,国际佛教界人士在日本组织荐亡法会与赈灾纪念会,溥常法师应中国代表团团长孔云生先生之请,率法侣二十八人再渡日本弘法,受到日本佛教界的热烈欢迎。

日本僧团在金龙山浅草寺举行欢迎大会,日本著名佛教学者村上专精、矢吹庆辉等数十人作陪,云南省财政司长王九龄、云南省督军唐继尧也出席了欢迎仪式。在观音殿前,溥常法师因见自己去年访日时挂在殿前的一对纸灯依然高悬,十分感慨,当场说偈赞叹曰:

金龙浅草,劫火洞天。

寺像灵爽,如在梵天。

日方代表渡边海旭也赋诗唱和道:

江浙妙禅摄化昌,应请浮海事津梁。

清风金锡慈悲韵,灵露紫袈戒定香。(https://www.daowen.com)

咒水雨华茗溪畔,鸣钟天乐黑江傍。

俨然二十八龙象,列宿聚奎照道场。

此情此景,让日本佛教人士十分感动,“对于中国佛教徒的援助活动,除低头致意外,更无合适之言辞以表达内心的感谢之情”。

欢迎会后,溥常法师率团参加了在日本横滨玉泉寺举行的赈灾超度法会。横滨中华会馆同人特造铜磐一口,敬献七塔寺,以表感激之情。

七塔寺与日本佛教界的交流互动非止此一端。十年后的1934年,日本著名禅学思想家铃木大拙[9]、藤井静宣、中村戒仙、斋藤贞一等参访七塔寺。1934年五六月间,为了解中国佛教的发展状况,铃木大拙专程来中国考察佛教状况。从铃木的行程来看,此次访问,铃木在宁波和舟山一共逗留了七天,除北京外,宁波是其访问时间最长的一站,访问之处除佑圣观外,均为佛教寺庙,可见铃木对宁波佛教之重视。在七塔寺,铃木一行在大殿前合影留念,并拍摄了七塔寺的钟楼照片。如今八十多年过去,这些照片还完整地保存着,从这些照片里,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七塔寺的面目。

这次访问给铃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两个月,铃木便写出了《支那佛教印象记》这篇文章,并很快被转译为中文,发表于1935年的《海潮音》杂志。1935年,铃木大拙根据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中国佛教的弥勒信仰、观音信仰和弥陀信仰以及念佛与禅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并写了《中国佛教印象记》,可视为《支那佛教印象记》的姊妹篇。

此时的七塔寺,不但在基础设施和对外交流上成绩卓著,而且在寺院文化建设上也是可圈可点。民国十七年(1928),溥常法师创办七塔报恩佛学院,但是因时局不安,直到六年后的1934年,报恩佛学院才正式开学授课,又四年,受日本侵华战争影响,报恩佛学院被迫停办。尽管如此,报恩佛学院的创办仍然显示出七塔寺僧人对于当时佛教发展弊端的深刻洞见。清乾隆年间,僧试制度取消,佛教门槛大为降低,大量无能无学之辈充斥佛门,僧人文化素质日益低下,闻思修更是流于空谈,至清末民初,局势更是江河日下。据说在近代四大丛林之一的金山寺,数百常住僧人中竟无一会写字者。这都是僧试制度取消后,寺院不择良莠,片面追求常住数量导致的恶果。七塔寺多年来致力于办学、化育人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佛门历来重视师资传承,对于恩师慈运长老所开创的七塔寺法派,溥常法师十分重视。为完善整理此法派,溥常法师出任住持后,“不惜精神,发心登记”,发起编辑《七塔报恩堂宗谱》,“俾同系公仰祖庭,常住尽明支派”。禅宗对于宗谱的看重,是受儒家“慎终追远”观念的影响,所以稍后出版的《七塔寺志》卷五《志僧谱》的“法嗣线图”即将七塔法脉远追至印度七佛,并详细记录了从光绪十六年(1890)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间的历任住持,其法脉传承可谓了了分明,而七塔寺山门前七座佛塔也正是这种慎终追远的实物表征。

民国二十五年(1936),佛学院创办已近十年,溥常法师与常住“欲将办学情形、学生成绩,汇出院刊一册,俾令见闻随喜”,遂于当年十月印刷出版《七塔报恩佛学院院刊》,院刊由太虚大师题写书名,圆瑛法师为之题词。

溥常法师不但创办报恩佛学院,编辑出版《七塔报恩佛学院院刊》《七塔报恩堂宗谱》,还组织同门师兄弟订立《报恩堂法规》,对于挖掘七塔寺历史文化、奠定七塔寺基业功勋卓著。溥常法师深知文字般若之重要,时常感叹:

寺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二典以前,茫昧无稽。司马迁不作《史记》,则伏羲以至汉武,事将不存,而后人亦无从效法。自大法东来,古刹名蓝,辙历千年而不废,视有国者,孰与长短?而卓绝环异之行,往往杰出其间。不有纪述,将如浮云之过眼,虽千奇万变,有不能道其仿佛者矣。吾滋惧焉。

因而,溥常法师发起编纂《七塔寺志》,并于1937年铅印出版。太虚大师应邀作序,其封面与扉页分别由王一亭和沙孟海题名。《七塔寺志》“凡八卷,以图记、金石、沿革、建置、僧谱、法要、产业、文艺分类,洪纤毕举,朗若列眉。以史乘之体例,阐佛法之高深。俾后之读者,不啻闻广长舌之说法矣”。

如果说修宗谱是继往,那么开三坛大戒则是开来。民国二十三年(1934),溥常法师七十华诞之际,七塔寺常住特举行大型传戒法会为其祝寿,一千六七百人与会,六百多人受戒。溥常法师任得戒和尚,智圆老和尚任羯磨阿阇梨,圆瑛法师任教授阿阇黎。法席之盛,号称空前,“非特七塔宗风为之一振,即甬江之佛化,增添无限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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