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詹纳

爱德华·詹纳

如果我们快进几个世纪,就会发现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有些疾病是通过接触传播的”这种观念。其中一个例子是天花,它已经困扰人类长达数千年之久。人们慢慢观察到,曾经患过天花的人就不会再患,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人都曾想到过进行“人痘接种”,也就是从天花患者身上的脓包里取一点出来,接种到健康人的皮肤下,虽然接种者接下来会表现出轻微的疾病症状,但从此以后,就不会再得天花了。

在18世纪初,人痘接种法从土耳其传到了英国。这花了一些时间,而且是在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夫人,玛丽·沃特丽·孟塔古女士(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她自己的两个孩子都接种了人痘)的坚持之下,英国的医生才接受了这种新方法。在1722年,6位囚犯最先接种了人痘,效果甚好。[3]确认过这套办法对儿童也是安全的之后(一个孤儿院里所有的孩子都参与了试验),英国皇室成员终于确信可以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接种了—对英国人民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支持了。等到詹纳出场的时候,国王们已经给他们的军队、孩子和他们自己接种了人痘。民众纷纷效仿。

人痘接种对于抵御天花相当有效,当然,有时它也会使一些人得病。这套接种办法也可能引发其他感染—毕竟,这不是在无菌条件下操作的。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无菌的概念。对孩子来说,人痘接种也是一项风险相当高的操作,因为孩子对天花格外敏感。尽管如此,因接种而导致的死亡率只有天花本身导致的死亡率的1/10,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足够好了。

当然,人痘接种也招来了许多非议。不少医生认为把病原体接种到健康的身体上是危险的,因此断然拒绝接受这些医学知识。接种过的人可能会把疾病传播给未接种过的人,而由于接种较昂贵,这往往意味着,疾病会由富人传染给穷人。此外,由于宗教的因素,之前人们认为天花是对罪的惩罚,预防天花也就相当于在抵制上帝的旨意。除此之外,接种这种行为本身也是有罪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马可福音 2:17)。在1721年的波士顿,美国传教士科顿·马瑟(Coton Mather)和扎布迪尔·博尔斯顿(Zabdiel Boylston)医生试图通过人痘接种来对抗当时流行的天花(马瑟是从一位非洲黑奴那里学来的),他们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在敌意最严重的时候,有人甚至往马瑟的家里丢了一颗拉开的手榴弹。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逐渐接受了人痘接种。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时候,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率领的大陆军士兵被严禁进行接种,因为华盛顿无力为他的军队安排一个月的恢复期,因此,他宁愿选择对天花患者进行隔离。[4]与此同时,英国军队或者接种了人痘,或者由于之前的感染已经具备了先天免疫。因此,1776年华盛顿的军队无法从英国军队那里攻下魁北克,因为当时正好有一场天花在军营里肆虐。翌年,华盛顿的军队招募新兵的时候,接种人痘成了他们征兵流程里的常规项目。

现在轮到疫苗登场了。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被认为是发明疫苗接种的第一人。他的确是在1796年自己想到了这个主意,并付诸实践,但他并非第一人。早在20多年之前,一位名叫本杰明·杰斯特(Benjamin Jesty)的农场主就对他的家人进行了接种,避过了1774年的瘟疫。他们的故事相当类似:他们都是在乡村长大,都很了解他们的挤奶工,都观察到了一个现象,挤奶工每天接触奶牛以及感染牛痘的奶牛,而这些人很少患上天花(在制奶业,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都猜测到,接触到奶牛的牛痘可以保护人不得天花。[5]他们都动手检验了他们的猜测:杰斯特从一位邻居受感染的奶牛身上取得了新鲜的样品,并且就地用他妻子的缝衣针感染了她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分别是两岁和三岁)。詹纳则从一位挤奶工身上取得样品,并在一个叫詹姆士·菲普斯(James Phipps)的出身贫寒的8岁儿童身上进行了接种。

接下来他们做的事情就不大一样了。杰斯特,这位农场主,照样按部就班地生活。他的妻子接种之后病了一场,然后就恢复了。他的一些邻居认为他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而鲁莽地置家人的性命于不顾,是个匪夷所思的人。另一些邻居则持更正面的态度,而且有证据表明,他对当地其他人也进行了牛痘接种。官方直到1805年才认可他的贡献,这距离他最初进行接种试验已经过去30年了(詹纳也刚刚在几年前才把他的实验结果公之于众)。杰斯特受邀来到伦敦,向原创疫苗天花研究所(Original Vaccine Pock Institute)汇报了他的试验。杰斯特带着他已成年的儿子罗伯特,罗伯特同意作为志愿者来证明他父亲的治疗方法确实有效。杰斯特甚至还带去了他自己的肖像画;这幅画留存至今,在这幅画里,杰斯特穿着农场主的行头(来伦敦之前,他的家人曾建议他打扮一番,但他拒绝了)。这次小小的认可,以及他的家人都能健康地活着,都源于他大胆的创新。(https://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詹纳是位医生,也是位学者。他把试验结果写成了简报,并递交给了皇家学会。在最初的报告被拒绝之后,詹纳又对更多的孩子进行了试验,包括他自己的小儿子,然后他的第二份简报就被接受了。在此之后,詹纳开始致力于推广疫苗接种,实际上,这成了他下半生一直在努力的一项事业,这使他成了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一位名人,当然,这也引来了不少非议,但更多的是表扬,英国议会甚至给他颁发了薪金。[6]从此之后,我们就有了疫苗。

我有时会想,如果杰斯特选择跟世界分享他的发现,结果会怎么样。会有人认可他吗?还是说,疫苗必须来自一个受过职业训练而且有一定名望的人?我推测后者才是真的。有证据表明,杰斯特不是唯一一个比詹纳更早进行牛痘接种的人。根据记载,起码还有一个人也尝试过接种牛痘,而且有人推测古希腊的牧羊人也使用过羊痘进行疫苗接种。但是,由于詹纳的地位,他的发现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可。

在我们转而讨论19世纪的免疫学之前,我想先指出本节一再出现的几件事情,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第一,许多早期试验的对象都是儿童,特别是试验者自己的孩子。在一定意义上,这不难理解—你必须在那些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些疾病的人身上进行试验,就此而言,儿童显然是一个更稳妥的选择。孟塔古夫人、詹纳和杰斯特(以及乔治·华盛顿)之前都得过天花,因此,即使他们愿意,他们也无法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另外,在自己孩子身上进行测试也是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举动。不过,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种做法非常恶劣:你怎么能用孩子的生命做赌注呢?

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放在今天是完全非法的。我们都有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孩子当然也有。人不应该把他们的孩子,或者任何人的孩子,这样随便用于医学试验。不过,这也引起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如果18世纪的社会更加文明,禁止了这类医学试验,那么人痘接种和疫苗也许无从发展出来,或者起码可能要更长时间才会被接受。这些非常不符合伦理的医学尝试最终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我曾经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至今也没有答案。

第二点是,人们总是谈疫苗色变,反对的声音从一开始就有,后来也一直存在。对疫苗的抵触情绪实在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几乎每一次试图引入人痘接种或者疫苗接种的尝试都会遇到质疑、抵制乃至敌视。问题在于,接种疫苗最初是民间行为,医学主流斥之为没有道理的迷信。今天,医生和科学家却是疫苗最坚定的支持者。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即使是在免疫接种成为常规操作的许多年后,科学家对于免疫的机制依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疫苗领域的开拓者们缺少一套系统的理论。你要如何解释为什么接触其他人的天花或者牛痘,会保护你不受后续感染?我们现在知道,保护来自免疫记忆,我们会谈论在接触天花病毒之后身体会发起初级免疫应答,形成记忆B细胞留在体内,但是詹纳和他的同时代人根本不知道免疫系统这回事。他们完全是通过观察牛和挤奶工,加上听来的国外传闻,提出了他们的推测。

缺乏理论对于医学实践者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医生喜欢结果,只要治疗有效(或者说看起来有效),他们往往也不甚关心为什么病人能被治愈。天花疫苗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实际结果是好的。尽管如此,没人知道为什么它如此有效,因此,医生也不知道要如何把这套办法用于治疗其他疾病。天花免疫是医学史上一次幸运的意外事件,要理解免疫的机制,还需要再等上很多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