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 语
郑国的子产铸造《刑书》的时候，晋国实权官员叔向给子产写过一封信，明确表示自己的反对，虽然叔向反对公布成文法的行动没有成功，但是其中的一句“国将亡，必多制”仍然足以刺痛现时立法者和司法者的神经。传统法从不也永不会以绝对数量的多少来衡量“制（法律文本、制度）”是不是“多”，而会用理念来衡量。如果一个社会以法律越来越多、越来越密作为一种进步的标尺，甚至是成就来看待的话，那么也许这个社会确实需要检讨他们距离罪恶是更远了还是更近了。
司法公开的制度建设仍在进行，新的制度设计和实践行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着、实施着。更多的时候，民众需要的并非是制度的砖块堆砌而成的隔绝真相的高墙，而仅仅是一个划一的、相对科学的标准。简而言之：任何情况下民众都需要一个理由，一个随时都站得住脚的理由，一个符合他们常识的理由；否则他们将无法接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否则，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抑或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都只能是空谈，是笑柄。
中国传统的法律给司法公开提供了一种视角，不仅关涉司法公开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厘定司法公开的边界和准确定位司法公开的内涵。对于传统讼师告诫的“砚池即是血池，笔头快若刀头”，法律相关信息利害攸关；保持一个清醒审慎的态度，可能是在“法深无善治”的背景下，司法公开最亟须的一点操守和“歉抑性”追求。这是最为普通、最为简单的常识和规律——要从民众的知情权与全社会的道德价值维护之间寻求平衡，却也并非毫无办法；但是，如果让获得了并不妥当甚至并不真实的信息的民众再去按照官方的意愿修改，则无异于天方夜谭。
【注释】
[1]赵晓耕（1960— ），男，汉族，北京市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刑事法律史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比较法律文化、台湾法；时晨（1990— ），男，汉族，辽宁抚顺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
[2]引自《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官方网站，http：//www.un.org/zh/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index.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6月15日。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该文件的英文文本系：Everyone is entitled in full equality to a fair and public hearing by an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tribunal，in the determination of hi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nd of any criminal charge against him.问题在于，hearing既可以指公开审讯以前的聆讯，也可以指提出证据和质证的过程，还被约2 447 543篇论文用于指代“开审”，此或许指开庭审判，但笔者实在难以理解这为何就只能是开庭审判而不是开始审判。因而从英文文本看，这至少可以指上述过程的公开。但同为联合国作准语言的汉语文本中，这里则只翻译为“审讯”，笔者认为虽然这并不能完全表示公安、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以言词的方式直接向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进行讯问，了解案情，以查明犯罪事实真相的过程，但是至少更加倾向于此，而这则明显与审问、讯问等刑事诉讼专业术语有着很大的差距。
[3]参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项，联合国官方网站，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ccpr.htm，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6月15日。
[4]张之洞：《学部原奏》。转引自高汉成：《〈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https://www.daowen.com)
[5]节选自《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司法公开示范工作实施方案》。转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司法公开规范总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137页。
[6]参见李光明：《合肥首次曝光“老赖”家庭住址》，《法制日报》，合肥2月1日电。
[7]参见张瑶：《长春街头大屏幕曝光“老赖”信息》，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tp/hd2011/2016/03-18/619704.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06-15。
[8]可参见杨昌平：《药家鑫的生死谁说了算？法庭发放问卷调查引争议》，《法制与经济（上旬刊）》2011年第5期。
[9]《春秋左氏传》鲁昭公二十九年，中华书局2007年版，下同。
[10]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华书局2014年版。
[11]韩非子：《韩非子·难三》，中华书局2002年版。
[12]《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司民》，中华书局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