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形成：回国后倡导加强科研组织管理
钱学森1955年回国后，花了一段时间到广州、上海、杭州、北京、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考察，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他感到中国当时不但工业、农业、科技、国防落后，而且管理也落后。由于国家当时非常缺乏科技人才，如何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科技人才成为一个现实的科研组织管理问题。1956年初，钱学森在向中国军方高层作题为《关于现代火箭和导弹问题》的专题报告时，特意强调火箭导弹研制工作中组织管理的重要性。他在结束报告时说：“这里有一点我想应该指出来，就是在这些关于导弹的研究设计的组织表里已经可以看出来，我们所需要做的科学与技术的研究是很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比任何可以想得到的任何武器所需要的更多些。这里面所需要的科学的部门是很广泛的。现在问题是我们怎样运用我们现有的科学人才，把力量放在这方面进行研究。”[9]1957年6月，钱学森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9次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要通过组织协调来更合理地使用中国当时紧缺的高端科技人才。
1956年，钱学森先后负责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分别担任第一任所长和第一任院长，开始承担重要科研单位的组织管理工作。在组织规模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大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于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同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运筹学研究组，并通过这个研究组开辟了运筹学面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1957年，钱学森预见到运筹学不仅要研究现有武器装备的运用，而且要研究未来武器装备的规划与运用。因此，他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军事运筹学研究机构“作战使用研究处”，开辟了运筹学面向中国武器装备规划、论证的一个发展方向。这可以说是系统分析方法用于中国国防研究工作的起源。1964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以国防部五院为基础，从第三、第四、第五机械工业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和省、市抽调若干工厂和事业单位，组成第七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火箭导弹的研制和生产工作。1965年2月15日，周恩来总理任命钱学森为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从此肩负起更多的组织管理责任。1970年，他被任命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开始参与整个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组织管理。钱学森因此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科研组织管理经验，也积累了宝贵的工程组织管理经验。
从1955年到1963年，经过回国后长达八年的科研组织管理实践，钱学森基于科研组织管理的系统工程思想初步形成。他迫切希望把航天系统组织管理科研工作的宝贵经验推广到整个科研领域，从而改变中国当时管理水平落后和科技水平落后的局面。钱学森开始公开倡导加强对科学技术研究的组织管理。他当时没有使用“系统工程”这个源于西方的术语，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还没有完全理清相关的概念。1963年8月22日，钱学森在《科学报》发表《加强科学组织管理工作》一文。他指出，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工作需要复杂而庞大的研究工具，所以有必要加强科学组织管理工作。科学组织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计划工作、器材设备工作、机械和设备的建设与维修工作、情报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等方面。[10]
1963年11月19日，钱学森在《红旗》第22期发表《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一文。他在前言中指出，随着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研究工作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就必须充分地运用和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科学技术工作。因此，加强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科学技术事业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11]钱学森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分析了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工作的必要性，接着介绍了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工作的内容，然后强调在组织管理工作中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最后提出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工作者。
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他不仅因此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具有分工细、专业多的特点，而且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具有研究工具复杂化、大型化的特点和从实验室研究到工程技术实践的时间大大缩短的特点。他认为，鉴于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国家的科学技术任务需要多方面、多专业的工作者共同来完成，需要做到互相配合、步调一致，而这需要做好组织管理工作。他将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工作的内容具体划分为计划工作、器材设备工作、机械和设备的建设与维修工作、情报资料工作等方面。通过分析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的客观规律和常见问题，钱学森指出，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的组织管理中存在大量需要平衡和协调的工作，包括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制定、标准设备和非标准设备的供应、实验设备的建设和维修、情报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
在这篇文章中，最能体现系统工程思想的部分是钱学森对科学技术研究的计划工作的阐述。他指出，计划工作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平衡和协调，我们把计划中的人力、物力安排问题，归为计划平衡问题，把计划中的进度安排问题，归为计划协调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法，都由于近年来运筹学的发展而得到了理论的基础。现在我们完全有条件来发展这两门新学问：计划平衡技术和计划协调技术，可以科学地做科学技术研究或研制的计划平衡和计划协调。这里“科学”的含义是：第一，有准确性；第二，有预见性。所谓准确，就是指有数字的精度，而不是只凭估计。所谓能预见，指的是不等计划执行，就可能预先看到可能出现的困难，预知人力、物力的不平衡和进度等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12]
1964年8月30日，钱学森在《人民日报》发表《大规模的科学实验工作》一文，再次强调组织管理在科学实验中的重要性，该文同样是在倡导科研系统工程，但没有提出系统工程的概念。他在文中指出，围绕每一项大型实验设备要有一个拥有几百人或千人以上的专门单位，即所谓专门研究所；它的组织是严密的，它的工作必须有经过仔细推敲过的年度、季度计划。专项现代科学实验的规模还不止以上所说的几百人或千人以上的研究所，还可以组织几万人参加的非常复杂、非常庞大的专门研究集体。……我们当然不可能用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来领导管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实验集体，但是具有一个明确目的的大规模科学实验组织是科学技术发展到现阶段的产物，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当我们认识到科学实验在将来的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我们就应该积极地去研究实验本身的规律和组织管理科学实验的正确原则。[13]他强调，不能用管理生产的方法去管理科学实验，因为科学实验工作有它自己的工作和组织规律。
【注释】
[1]Kenneth J.Schlager，Systems Engineering—Key to Modern Development[J]，IR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1956，EM-3（3）：64.
[2]冯·卡门，李·爱特生著.王克仁译.冯·卡门[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290.
[3]张纯如著.鲁伊译.蚕丝——钱学森传[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36.(https://www.daowen.com)
[4]为纪念美国“火箭之父”罗伯特·戈达德，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均被任命为“戈达德教授”。
[5]苗东升.钱学森与系统工程[J].中国工程科学，2002（3）：17.
[6]郑哲敏.学习钱学森先生技术科学思想的体会[J].力学进展，2001（4）：486.
[7]面向21世纪的系统科学与工程——许国志等答记者问[N].文汇报，2001-03-21.
[8]许国志.对钱老的学术思想的几点体会[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2（9）：4.
[9]钱学森.关于现代火箭和导弹问题[A].涂元季，李明，顾吉环编.钱学森文集（卷一）[C].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180.
[10]张现民.钱学森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279.
[11]钱学森.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A].涂元季，李明，顾吉环编.钱学森文集（卷二）[C].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14.
[12]钱学森.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A].涂元季，李明，顾吉环编.钱学森文集（卷二）[C].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23.
[13]钱学森.大规模的科学实验工作[A].涂元季，李明，顾吉环编.钱学森文集（卷二）[C].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58-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