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提出系统工程思想
鉴于中国当时组织管理水平比较落后的现状，钱学森在全国科学大会胜利闭幕后以更大的热情倡导加强对科学技术研究的组织管理工作。1978年4月29日，许国志致信钱学森，列举了国外系统工程发展现状，建议筹建一个系统工程研究所和系统工程学会，并筹办系统工程学报，在少数大学筹设系统工程专业。4月30日，钱学森收到许国志的来信，从中受到启发。他认为，向社会各界介绍和推广系统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此后，钱学森以清除国外同行关于系统工程的混乱用词为切入点，对系统工程的产生背景、发展历史、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学科性质和归属、指导理论、应用前提、社会意义、存在问题、发展方向等进行深入研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理论。钱学森联合许国志、王寿云开始广泛收集相关的材料，包括国内有关系统工程成功实践的个案，以及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前沿理论。与此同时，钱学森还从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经典著述中寻找理论依据。
经过一段时间的收集与整理，钱学森开始提炼和总结系统工程的基本概念和一般规律，并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阐述他的初步认识和观点。1978年5月5日，钱学森参加国防科委组织的业务学习会，作了题为“系统工程”的讲座，受到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和政委李耀文的好评和支持。这是钱学森首次公开使用“系统工程”这个词。钱学森在讲座中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要提倡全国协作，集体协同，不能单干。他建议创建培养系统工程和技术管理人才的专门大学。钱学森在这次讲座中提出系统工程应当研究的三个方面：过程研究的整体化、技术的综合化、管理的科学化，并指出系统工程的执行部门是：党委的领导、机关、总体设计部。5月20日，钱学森利用去四川出差之机，在29基地干部会议上就加强组织管理与系统工程的指导作用强调指出，29基地必须把握现代科技的性质和特点，管理好组织好现代化的科技工作。要运用系统工程，体现我们的组织体制的特点。第一要素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要靠两个方面的助手，一是机关，另一个就是总体设计部。他详细阐述了29基地应该如何设立总体设计部。
1978年6月5日，钱学森在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学习会上作了题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的报告。他结合不久前闭幕的全国科学大会和《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指出，规划、计划就是科学技术，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要大力协同，才能把工作做好，所以科学规划、计划是很重要的。钱学森在报告中重点介绍了中国航天的组织管理经验。他指出，做好一项复杂的工程技术研究，必须有一个统观全局的技术参谋部门，即总体部门。总体部门的职责就是协调各个分系统。它不是去代替各个专业部门的、分系统的具体的设计研究工作的。除了这样一个总体部门外，还有与总体部门配合的就是机关的工作、行政组织工作。除了总体部门与机关之外，还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领导。领导要把机关和总体部门的工作协调好，使得这两个部门能够协调地工作，然后党的领导做最后决策。党的领导、总体部门和机关是解决现代化的高度复杂的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形式。钱学森指出，我们用科学的工具、用电子计算机来组织管理的这门学问，叫作系统工程。[3]这份报告可以看作是后来正式发表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的“腹稿”。从这份报告，我们可以看出，钱学森已经完成文章框架结构的搭建，包括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现代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电子计算机革命、系统工程人才培养等。
随后，钱学森辗转云南省昆明市。1978年6月20日，钱学森在云南省、昆明军区地师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再次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和系统工程。他在报告中指出，要实现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八年规划就要加强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提高工作效率，要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和科技人员的潜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项目，要加强党的领导，同时要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技术参谋工作，也就是总体工作。在党委之下，要设一个总体部门，一个机关。这两个机构，都是抓组织协调的，它们一个从技术方面抓，一个从行政管理方面抓。为了搞好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便产生了一门学问。它使我们组织管理、协调平衡的经验上升为科学，这门学问叫“系统工程”学。他把怎么才能管理好一个系统的问题，作为一项工程来看待。钱学森认为，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实现了科研的组织管理工作现代化，也把系统工程推进到了可以使用的阶段。[4]结束云南之行后，他前往湖南省长沙市出席国防科技大学成立大会。6月26日，钱学森和国防科委主任陈彬一起出席国防科技大学传达国务院、中央军委[1978]110号文件大会并讲话。他在会上建议国防科技大学创办系统工程和数学系，开展关于系统工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https://www.daowen.com)
在对系统工程的认识基本定型后，钱学森于1978年7月16日给许国志写信，并附上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的初稿。许国志在收到钱学森的回信和文稿后，两次致信钱学森提出修改意见。7月26日和28日，钱学森先后收到许国志的两封回信。7月30日，钱学森根据许国志的建议对文稿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8月19日，钱学森还专门与许国志面谈如何修改这篇文稿。在此期间，钱学森的学术秘书王寿云也参与了文稿修改工作。8月29日，钱学森与许国志、王寿云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的定稿寄给《文汇报》。9月27日，《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正式在《文汇报》发表。这是“系统工程”一词首次出现在公开媒体上。这篇文章既是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形成的标志，也是系统工程中国学派创建的标志。
钱学森等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回顾了组织管理工作的历史发展情况，然后介绍了“系统”“总体设计部”和“系统工程”的内涵。他们把极其复杂的研制对象称为“系统”，即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文中指出，总体设计部由熟悉系统各方面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组成，并由知识面比较宽广的专家负责领导。总体设计部把系统作为它所从属的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进行研制，对它的所有技术要求都首先从实现这个更大系统技术协调的观点来考虑；总体设计部把系统作为若干分系统有机结合成的整体来设计，对每个分系统的技术要求都首先从实现整个系统技术协调的观点来考虑；总体设计部对研制过程中分系统与分系统之间的矛盾、分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矛盾，都首先从总体协调的需要来选择解决方案，然后留给分系统研制单位或总体设计部自身去实施。总体设计部的实践体现了一种科学方法，这种科学方法就是“系统工程”。“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5]系统工程的理论是运筹学，工具是电子计算机。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学术界、科学界和工程界的广泛关注，对促进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学、技术、工程、生产等领域的科技人员对此产生了强烈共鸣，很多感兴趣的读者通过书信形式向钱学森请教、交流系统工程问题。钱学森有力地推动了学习、研究和推广系统工程的高潮在全国掀起，使系统工程在我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他在完成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后并未停止关于系统工程的研究，仍然持续关注着国内外系统工程的研究与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