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推广系统工程思想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钱学森很快就意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后，钱学森进一步发展了系统工程思想，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推动各种系统工程的建立及其应用。
1979年1月，钱学森和乌家培在《经济管理》第1期上发表了《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一文。他们开门见山地指出，为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研究具体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技术，以大大提高组织管理国家建设的水平。他们认为社会工程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是设计出一个好、快、省的全国长远规划，提供给党和国家领导审查；二是在执行中不断地根据实现情况，在不断出现的不平衡中，积极组织新的相对的平衡；三是总结实践经验，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改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建议；四是根据计划执行情况和政治以及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提出调整计划的意见。[6]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把系统工程的应用对象从一个工厂、一个科研项目扩大到整个国家和社会。
1979年1月23日上午，钱学森在湖南省委礼堂为省直机关干部作《关于组织科学问题》的报告。他指出，要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组织管理水平的低下。钱学森介绍了系统工程的产生过程，并以水电站和人造卫星为例说明系统工程的重要性，并指出系统工程在医学、环境保护、教育等方面有广泛应用。他建议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改革组织管理，学会用大生产的经济规律去组织生产。钱学森说，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要求，考虑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我们可以具体设计，先做哪个，后做哪个，怎样使社会主义建设效率最高，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再加上我们掌握的政治经济学规律，是完全可以办的。4月23日至24日，钱学森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题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报告，详细介绍了系统工程的产生、应用和发展。
钱学森回国后长期从事国防科研工作，因此非常关注系统工程在军事领域的应用。1979年7月24日，钱学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领导同志学习会上向数千名听众发表了与王寿云、柴本良合写的题为“军事系统工程”的长篇讲演。这篇演讲对军事作战模拟和国防系统分析在我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钱学森指出，军事系统工程是利用运筹学和电子计算机等的发展来帮助搞好新武器研制、参谋业务、组织指挥、后勤业务和军事学研究等。在人类全部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没有比指导战争更强调全局观念、整体观念，更强调从全局出发、合理地使用局部力量，最终求得全局最佳效果的了。这正是系统工程的精华所在。[7]钱学森等对军事系统工程的推广受到军方高层的普遍重视。
随着全国性的系统工程热潮初步形成，钱学森认为需要明确系统工程的学科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系统科学的体系。1979年9月11日，钱学森将《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的体系》一文分别寄送许国志和关肇直，请他们审阅并提出意见。10月11日至17日，北京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由国防科委发起，联合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工业部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共同召开。这是中国系统工程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王震，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中央军委顾问李达以及有关部门领导10多人出席了开幕会。钱学森主持大会，大会出席代表有150人。在这次大会上，钱学森、关肇直、许国志、刘豹、李国平、宋健、张钟俊、陈璜、薛葆鼎、吴文俊、刘源张、汪浩、卢庆骏、沈元、吴几康、严筱钧、常本英、陈芳允、谢光选、潘大连、沈光铭等21名学者、专家共同发起倡议成立全国性的系统工程学术团体，并组建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筹委会。会议出版了《系统工程论文集》，收录了钱学森、关肇直、许国志、吴文俊、宋健、刘豹、陈瑶、张钟俊、刘源张、顾基发等撰写的22篇论文，共20多万字，后由科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
1979年10月17日上午，钱学森在“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作了题为“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的体系”的报告，对系统工程的观点、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论述。钱学森认为，系统工程是要改造自然界系统或创造出人所要的系统。系统工程的实践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理论工具和电子计算机，所以系统工程的前身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他在报告中介绍了14门系统工程的专业及其特有的学科基础。为了宣传和交流系统工程的工作，他建议办好一个系统工程的科学普及性刊物和一个系统工程方面的学术性刊物，还要出版一套系统工程方面的丛书。钱学森最后指出，我们面临由于系统工程而引起的社会变革绝不亚于120多年前的那一次，因为系统工程是一项伟大的创新，整个社会面貌将会有一个大改变。[8]
1979年11月30日，钱学森应邀出席上海机械学院系统工程研究所成立大会并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系统工程不光是系统，而且是工程。工程就是要客观地改造、科学地改造客观世界。钱学森又指出，系统工程是工程技术，是实干的。系统工程是指我们运用系统这个概念来改造客观世界。[9]因此，系统工程既是技术方法，也是工程实践。人们需要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来解决系统工程的问题。钱学森将系统工程归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工程技术层级。在这次讲话中，钱学森指出控制论虽然与系统工程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不能直接作为系统工程的理论基础。
1980年3月，钱学森在太原指导张沁文撰写《农业系统工程》一文，帮助他在农业领域推广系统工程。同年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系统工程系列普及讲座，钱学森、关肇直、许国志、吴文俊、宋健、薛葆鼎等一批学者参加主讲。4月10日，钱学森在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和国防工办组织的系统工程专题报告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系统工程”的报告。他建议把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扩大成为国民经济的总体设计部，用系统工程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根据统计资料来计算，找出最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途径和方法。钱学森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正好能够用系统工程方法。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把系统工程运用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是社会系统工程，简称社会工程。
1980年春，钱学森在“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标志座谈会”上建议在国民经济中推广运用系统工程方法。6月17日，他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计划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用科学方法绘制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蓝图》一文，详细介绍了社会工程的对象和任务、准备工作和主体部门。10月10日，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科协组织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铁道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四十五讲的《系统工程普及讲座》，在中央电视台正式开播。这次讲座至1981年1月21日结束。钱学森、许国志、郑维敏、顾基发、王寿云、吴沧浦、王毓云、陶家渠、朱松春、张沁文、田夫、裘宗沪、应玫茜、涂序彦、吴秋峰、王正中、梅磊等17位国内知名专家讲课。《系统工程普及讲座汇编》电视教材发行量达16万册。这次讲座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影响，受到中国科协和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和赞许。钱学森和王寿云作了题为“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的讲座，区分了国外与系统工程相关的各种概念，介绍了系统工程在中国的发展。
1980年10月，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早期刊物《系统工程与科学管理》出版，该刊是学术与科普并重的中级科技刊物，1979年曾在小范围内以《系统工程与科学管理专集》的形式试刊。《系统工程与科学管理》共出版3期，发表文章26篇，钱学森、张钟俊、刘豹、宋健等为刊物撰写文章。钱学森在《系统工程与科学管理》第1期上发表了《论科学技术研究的组织管理与科研系统工程》一文。1981年3月，《系统工程与科学管理》改名为《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创刊号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成立大会专辑，刊载钱学森、马洪、薛葆鼎、陈立、李国平、张钟俊、刘源张、罗沛霖等著名学者的文章。
1980年11月18日至22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13个省、市的85个单位的118名代表出席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章程》，选举产生由117名理事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35名，理事长关肇直，副理事长刘豹、李国平、宋健、张钟俊、陈瑶、薛葆鼎，秘书长许国志。会议一致推荐钱学森、薛暮桥为学会名誉理事长，聘请于光远、马洪、孙友余、汪道涵、张劲夫、邹家华、杨国宇、姜圣阶、蒋崇琼等9名同志为学会首批顾问。钱学森在开幕会上作了题为“系统科学体系”的学术报告。他在闭幕会上就“进一步开展系统工程工作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大会收到论文39篇，有26位同志在大会和分组会上发言和交流。会议决定在理事会下设三个专业分科委员会（系统理论委员会、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委员会、军事系统工程委员会）和四个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育与普及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委员会、国际学术交流委员会），并分别确定召集人及挂靠单位。会议决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挂靠单位为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
1981年春，钱学森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学广播栏目撰写了题为《什么叫系统工程》的广播稿。广播稿中指出，系统工程是要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是讲实干的，是要改造客观世界的，而不是只研究学问，所以称系统工程为“组织管理的技术”，而不是“组织管理的科学”。4月24日至28日，由中国科协委托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未来研究会、中国科研管理研究会联合组织的“决策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钱学森、于光远、裴丽生、茅以升、许国志、田夫、金善宝、翟立林等出席开幕会。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个单位的23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科协副主席裴丽生主持开幕会，茅以升致开幕词。会议交流论文127篇。(https://www.daowen.com)
1982年1月19日，在中国科协统一组织下，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首次新春学术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举行。在京的学会常务理事，各专业（工作）委员会正、副主任，老、中、青科学工作者60余人欢聚一堂。座谈会由秘书长许国志主持，名誉理事长钱学森到会并作了题为“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讲话。座谈会气氛活跃，与会者通过交流开拓了思想，对计算机利用率不高，软件跟不上，硬、软件比例失调及培训班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同年2月，钱学森在《红旗》第2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的人才系统工程》一文，提出要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处理好社会主义人才管理问题。7月10日，他在北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中的科学方法与哲学问题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系统思想、系统科学和系统论”的报告，其中介绍了许国志启发他正式提出系统工程思想的经过。同年11月，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同年，钱学森在红旗出版社《内部文稿》第14期上发表了《我国的国家功能结构体系——再谈社会工程》一文。
1983年3月8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在北京西苑饭店举行1983年新春学术座谈会。座谈会由秘书长许国志主持，座谈的中心议题是“系统工程如何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并发挥作用”，共有100人参加座谈。钱学森到会讲话，指出：“要把系统工程应用到社会”，提出建立社会系统工程，发展社会科学技术，还指出“要发展系统科学，特别是建立系统学”。10月23日上午，钱学森参加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主持的“经济、社会、科技总体发展战略讨论会”，并作大会发言。钱学森指出，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整个国家的系统工程，要把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发展作为研究对象。11月16日，钱学森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邀请，做了关于系统工程与经济管理体制的报告。他指出，从认识论的观点看，系统工程是当代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中的一个“飞跃”。这种现代科学技术的定量方法，不但可以用于自然科学，而且可以用于经济事务的组织管理。[10]为了把系统工程用于国民经济的管理，钱学森建议成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设计部，作为国务院的一个实体。
1984年2月7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在北京远望楼宾馆举行1984年新春学术座谈会，共有88人参加座谈会。钱学森到会讲话，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团结问题，希望全国从事系统工程、系统科学、运筹学的同志以及其他战线做我们这一类工作的同志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努力奋斗；二是就当前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挑战问题对四种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产业革命）的含义以及产业革命的划分谈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三是希望把系统工程用到经济结构问题上，用到国家规模的问题上，即社会系统工程。
1985年2月9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1985年新春学术座谈会。到会代表80人，王寿云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系统工程与经济改革”“在新形势下如何搞活学会工作”。钱学森到会发言，并指出“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系统工程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是大有可为的，定量和建模描述是十分重要的”。他还指出：“人体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传统的中医可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仅中西医结合不够”“发展系统科学，建立系统理论十分重要，理论可给人们预见性，团结各方面同志共同推进系统科学”。[11]
1985年3月4日，军事系统工程委员会委托军事科学院召开的“全军首届作战模拟经验交流会”在京举行。军科院副院长郑文翰致开幕词，钱学森到会讲话，许国志、蒲锡文等出席了会议。到会代表来自50个单位，共有180人，收到论文43篇，大会交流16篇，分组交流20篇。这次会议反映我军作战模拟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月，钱学森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关于国际贸易系统工程学讨论会上做了题为“把系统工程运用到我国对外贸易领域”的讲话。
1985年4月26日至28日，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这次大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制系统科学研究会与中山大学法治系统工程研究会联合发起，并得到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法学会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来自全国54个单位的104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70篇。4月26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钱学森到会，并做了题为“现代科学技术与法学和法制建设”的报告。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完全可以为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服务，并具体阐述了服务的途径和方法。他在报告中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科学地对待法学，把法学作为一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学问，即把它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之中的一个部门，它要受自然科学等其他部门发展的影响。钱学森还认为，法学是控制社会的一个杠杆，应用系统工程、系统学可以使其发挥最佳功能。他还建议深入探讨“数量法学”，建设一支强大的法学科技队伍。[12]
1986年1月29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1986年新春学术座谈会。70多人出席座谈会，秘书长顾基发主持会议，钱学森到会讲话。在回顾了1985年各部门宣传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的情况后，钱学森指出：“系统工程虽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成效，但还有许多领域还没有开拓应用。”他着重强调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要在应用和理论两条战线开展工作，并阐明了建立系统学的重要意义。1987年2月7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在军事科学院运筹分析研究所举行1987年新春学术座谈会。100多人出席座谈会，王寿云主持会议，顾基发作工作报告。钱学森到会并介绍了他在系统学讨论班中取得的研究成果和体会。
1989年2月21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在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举行1989年新春学术座谈会。90人出席座谈会，理事长许国志主持会议，钱学森出席座谈会并讲话。钱学森着重阐述了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整体论与还原论、机械唯物论与唯心论等几个认识问题。在谈到系统工程学会的性质和任务时，他说：“实际上，我们不仅研究系统工程，而且也包括了整个系统科学的研究，从工程到直接为工程服务的技术科学以至于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系统学，都是我们这个系统工程学会的研究领域，我们是从实际干起的，而且一直搞到理论，做法有它的特点，具有别树一帜”。他还指出，系统工程要实际应用又必须重视理论工作。我们对外国人不要迷信，不要盲从，但也不要关起门来干，要站得比他们高一点，要吸取人家好的东西，中心是为我所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用。[13]
1991年2月9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在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举行1991年新春学术座谈会。70人出席座谈会，秘书长顾基发主持会议。到会发言的有许国志、薛葆鼎、王寿云、田良木、王慧炯、范木荣、郭树枋、成思危等，大家就经济形势与系统工程以及学会活动等问题发表了看法。王寿云传达了钱学森对学会工作的指示，“希望大家多研究如何把系统工程搞得更活和有一个新的提高和发展”。与会代表认为这对系统工程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1991年12月11日，“钱学森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学术思想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北京系统工程学会、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北京、上海、西安等地近180位系统工程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副理事长汪应洛主持会议，钱学森应邀出席会议并作题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系统科学的工作”的讲话。他指出，我在工作中取得的一点成绩，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只有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启发，工作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系统科学以及其他科学领域的工作。系统科学是大有可为的。科学技术要进步要靠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技术是大有可为的。[14]
1993年10月31日至11月4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人—机—环境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钱学森向大会致贺信，指出“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开创出来的一门重要现代科学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