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结论
一、关于上海居民的休闲方式
第一，休闲动机。从两次调查看，居民的休闲动机未发生显著变化，始终以“放松身心、消除疲劳”以及“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能力”为主要目的，体现了上海居民休闲动机的基本特征。
第二，休闲同伴。从两次调查的相关数据比较看，呈现出由“以朋友为核心”逐渐向“以亲情为核心”的倾向转变，表现出居民对家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对亲情的依恋程度逐渐上升的演变趋势。
第三，休闲活动与场所。对于休闲活动和休闲场所的选择折射出了清晰的演变轨迹，也即在形式上由静态走向动态，在内容上由单一走向多元，在空间上由室内走向室外，在距离上由近程转向远程。具体来看，首先，受制于平时休闲时间的碎片化，居民在平时的休闲活动主要以看电视、上网为主，选择比例在10年间上升了将近一倍。表现在空间上，就是以家庭或其他室内场所为主，体现了比较显著的“宅”的特征。当然，在休闲活动内容上，也辅之以一定的电影、演唱会等娱乐活动。其次，在周末，休闲活动主要以逛街、购物、餐饮等具有一定社交特点的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在空间上体现出比较强烈的离家外出的特征。而上网、电视等平时占主体的休闲活动的选择比例在周末有比较明显的下降，表明居民周末休闲活动的多样性和分散性趋势十分明朗。最后，在黄金周长假里，居民选择旅游度假的比例占据首位，自然而然，户外休闲活动与外出旅游活动成为最主要的活动形式。
第四，休闲时间。一是，关于日常休闲时间。居民日常休闲时间的整体性使用被不断削弱，休闲时间碎片化的趋势进一步强化。这一变化，与居民对于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日渐递增的真实感受基本吻合。二是，关于周末休闲时间。居民在周末拥有整体性休闲时间的比例，呈现出稳中趋升的发展态势。三是，关于长假。黄金周是居民集中休闲的重要时段，但是由于自2008年起五一黄金周被取消，导致居民拥有5天以上休闲长假的比例相比于10年前下降了约有10个百分点，降速明显。
第五，休闲花费。从对比数据看，在平时，居民休闲花费在100元以下的比例相比于10年前提高了约有10个百分点。这与近年来居民休闲时间碎片化，宅家时间进一步延长的活动特征基本相符。在周末，由于居民整体性休闲时间得到保障，外出从事休闲活动倾向明显，所以促进居民休闲消费水平比也获得相应提升。在长假，居民从事中长距离旅游活动增大，导致人均休闲消费3 000元以上的比例选择比例大幅上升。
第六，休闲影响因素。在影响居民休闲方式的19项因素中，从2004年与2014年的统计数据分析看，影响大与影响非常大两者合计得分排名前三的因素依次是心情、兴趣爱好与休闲设施质量。虽然三项因素的具体数值略有变化，但是相比于其他因素得分依然遥遥领先，说明居民个人的兴趣爱好与心情好坏等心理因素对休闲活动产生很大影响。同时，居民又非常注重休闲设施的质量，因为设施质量的高低必然影响居民休闲活动的感受度与满足感。
第七，休闲活动满意度。从比较看，居民对休闲活动最满意的三项结果的选项没有变化，即放松心情、减轻压力、消除消极情绪，都与心情、精神或情绪有关，但是选择的倾向度进一步提升。2004年三项因素的分值分别是放松心情、减轻压力、消除消极情绪；2014年，三项选项排序没有变化，但是各项分值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其中首项放松心情的分值递增了将近9个百分点，说明居民为了应对日益沉重的工作与生活压力，期待休闲活动能够成为缓解或释放压力的载体与渠道。
第八，休闲环境满意度。居民总体上认同上海休闲环境比较好，休闲安全感受度高。2004年，高度认可上海休闲时尚走在全国前列，也认为日常休闲生活比较丰富多样。2014年，变成高度认可日常休闲生活丰富多样，关于休闲时尚走在全国前列的选项则退居其次。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休闲安全性得分递增至80.85%，位列第三。这一变化表明，上海城市休闲体系经过10年的发展，城市休闲状况得到进一步完善，休闲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休闲方式进一步得到丰富，休闲产业取得较好的发展，休闲环境更加安全。
二、关于武汉居民的休闲方式
第一，休闲动机。武汉居民休闲动机主要是以“放松功能”为主要目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放松功能占据着更为显著的优势；对休闲活动发展功能的侧重由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怡情养性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和审美愉悦、怡情养性上；休闲参与的社交功能逐渐弱化。
第二，休闲同伴。武汉居民在休闲伙伴的选择时充分体现了武汉特有的社交开放性和活动自由性的价值倾向，其选择朋友的比例要明显高于选择家庭成员，但是随着以家庭为主导的消费理念日益深入，武汉居民的休闲观念也呈现出细微的调整。相比于2004年，居民选择家庭成员的比例提升了约12个百分点，回归家庭的趋势十分显著。
第三，休闲活动与场所。关于休闲活动选择。一是，居民平时休闲活动的选择体现出高度集中化与单一化特征；二是，周末休闲活动呈现多元化与户外化特征；三是，黄金周期间则表现出休闲活动的开放型和外向型特征。从纵向比较来看，一方面，在长假期间“旅游度假”的增长幅度没有显著增加；另一方面，武汉居民在黄金周期间除了选择外出旅游度假外，更多的居民会选择“逛街、购物”“吧式消费”等社交活动消磨时间。关于休闲活动场所。首先，居民平时休闲活动场所由以家为中心逐渐拓宽到家庭或居住地附近的休闲娱乐场所。其次，周末休闲场所的选择时体现出教育文化类休闲活动场所的选择比例逐渐提升的趋势，而消遣类休闲活动场所的选择比例呈现下滑趋势。最后，黄金周期间，居民休闲活动场所选择以商业性、娱乐性活动场所为主。
第四，休闲时间。一是，在平时。居民平时休闲时间在5小时以内的比例有着明显的提升，但是平时拥有“5小时以上”休闲时间的居民比例，相比于10年前却大幅下降。二是，在周末，居民休闲时间的获取主要集中在4～10个小时之间，拥有10小时以上休闲时间的居民与过去相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三是，在黄金周期间，居民休闲时间的总量主要集中在1～3天之间，拥有3天以上休闲时间的居民数量相比于以往呈现出下降的特点。
第五，休闲花费。武汉居民的休闲消费发生了理性转变，一方面，居民更愿意在休闲活动上花费金钱，旅游不再是日常休闲的唯一热点，餐饮消费、文体娱乐都成为居民休闲活动的重要选择；另一方面，高端休闲消费的市场逐渐减少，休闲的大众化、常态化趋势日益明显。
第六，休闲影响因素。武汉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受“休闲消费保障”的影响最高，受“休闲活动提升功能”的影响最低，也就是说，多数居民在进行休闲活动选择时，将会更多地考虑自身闲暇时间和经济条件，而对休闲活动所能带来的知识性、时尚性等自我提升等因素的考虑相对较少。此外，“休闲消费的自我心理”“休闲活动的消遣功能”及“休闲产品服务与管理”三个因子均存在显著的变化。
第七，休闲活动满意度。武汉居民休闲活动满意度总体上出现较为显著的提升，从情绪体验、审美体验、健康体验、认知体验、个人价值体验及群体关系体验等六个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健康体验的满意度上升最快，其次是“群体价值体验”满意度。
第八，休闲环境满意度。武汉居民对于城市休闲环境满意度评价逐渐趋好，其中，对于“休闲时尚走在全国前列”的评价提升最快，其次为休闲产业的发达程度，对休闲方式多样性的评价提升最慢。(https://www.daowen.com)
三、关于成都居民休闲方式
第一，休闲动机。成都居民进行休闲活动时最主要动机为“放松身心、消除疲劳”，然而出于自我发展的休闲动机有所下降，而选择“锻炼身体”和“审美愉悦、怡情养性”休闲动机的人数均有所提升，同时，出于社交需求进行休闲活动的比例有所上升。
第二，休闲同伴。成都居民休闲同伴选择主要集中于家人和朋友，但10年间休闲活动的感情重心发生了微妙变化，选择朋友的比例提升较快，表明成都居民参与休闲活动的社交开放性和活动自由性的价值观念增强。
第三，休闲活动与场所。由于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成都居民平时主要选择在家或在家附近进行消遣娱乐型休闲活动，选择“上网”“电视”“电影”的比例最高。周末休闲活动选择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外出型和社交型休闲活动比例均有所上升，比如看电影、“逛街、购物、饮食”和“休闲健身”等。在黄金周期间，则更多地选择“休闲度假”“社会活动”和“逛街、购物、饮食”等。从休闲活动场所看，成都居民平时以室内的家庭休闲为主，然而近年来，选择“景区、公园、绿地”和“文体娱乐场所”的比例有所上升。在周末，居民更多地选择走出家门放松身心，倾向于选择消遣娱乐型休闲场所以及公园和景区等。在黄金周期间，成都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商场、广场、夜市”“餐饮场所”“网吧、酒吧、咖吧”等休闲场所。
第四，休闲时间。近10年间，成都居民平时1小时以下休闲时间的居民人数有所下降，周末拥有4～10小时休闲时间的居民人数大幅上升。然而黄金周期间，获得较长时间参与休闲的比例有所下降，即选择3天以下参与休闲的人数有所增加，而选择3天以上参与休闲的比例上升下降明显。
第五，休闲消费。一是，成都居民平时休闲消费100元以上的人数有所增加；二是，周末100元以下休闲消费居民所占比例大为降低，而100～300元和300～500元休闲花费居民的数量大幅增加；三是，黄金周3 000元以上的高休闲消费人数有所增加，同时500元以下休闲花费的比例有所下降。不过，更多的城市居民休闲花费仍集中于1 000元以下。
第六，休闲影响因素。从分析看，兴趣爱好、心情、收入水平高低、休闲花费多少和休闲服务水平是影响成都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主要因素。2004年成都居民休闲活动选择主要是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和心情，具有自发性、自由性和随意性的特点，同时也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2014年成都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除了自身心理诉求和经济条件外，还涉及休闲活动的特定属性，居民对于休闲活动参与的深度体验需求体现得愈发明显。
第七，休闲活动满意度。成都居民的休闲活动满意度最初多为满足自身生理、心理和社会交往层面的需求，对于高层次需要的满足程度相对较小，后期逐渐转变为除了与自身生理、心理有关，还涉及审美、自我能力提升等需要的满足，但是更高层面的满足程度仍显不足。
第八，休闲环境满意度。成都居民城市休闲环境满意度也明显提高，并且“休闲氛围浓厚”的排名始终最高，而“休闲产业发达”排名在2014年明显提升，说明成都休闲需求和供给的差距在逐步缩小。
四、关于上海、武汉、成都居民休闲方式的比较
（一）休闲动机
第一，三地居民的休闲动机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2014年三地居民休闲动机除“放松身心、消除疲劳”之外，其他选项逐渐趋于平衡。第二，居民的休闲动机更加注重休闲的发展性。2004年三地居民参与休闲的主要动机是缓解因工作带来的压力和疲惫，2014年三地居民休闲动机更加关注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更倾向于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开阔眼界、增长认识能力”“增强与外界沟通、扩大交际”和“审美愉悦、怡情养性”等休闲动机的选择，均占到了相对较高的比例。
（二）休闲同伴
第一，三地居民休闲同伴选择的横向比较显示，2004年三地居民参与休闲活动基本都以亲情或友情为基础，主要选择家人或朋友作为休闲同伴。但是在休闲同伴的选择比重上各有侧重。上海和武汉居民选择朋友的比例均远高于家人，而成都选择家庭和朋友的比例相对接近。第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社会网络逐步扩大，社交联系进一步增强，城市居民休闲同伴的选择在以亲情和友情为主的基础上，更加趋于多元化和多样性。在休闲同伴的选择上表现为：①家人和朋友的选择比例在绝对数上有所减少，说明城市居民在休闲同伴上有了更多的可能选择；②上海居民选择家人作为休闲同伴的比例有所上升；③同事逐渐成为居民休闲同伴的重要选择。
（三）休闲活动与场所
第一，关于休闲活动。从休闲活动偏好的选择可以看出，三地居民平时的休闲活动主要以“电视、娱乐、上网”和“逛街、购物、饮食、闲聊”为主。在周末，“电视、娱乐、上网”和“逛街、购物、饮食、闲聊”选择比例有所下降，尤其以上海居民体现更为明显。而“旅游度假”“吧式消费”和“社会活动”的选择比例在三地城市居民休闲活动中呈现上升趋势。在黄金周，“旅游度假”逐渐成为他们最主要的选择，而“电视、娱乐、上网”和“逛街、购物、饮食、闲聊”仍占有相对较多的比例。
第二，关于休闲场所。10年间，上海、武汉和成都三地的休闲场所选择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200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三地居民平时主要选择在“自己或别人家里”进行休闲活动。在周末，休闲场所选择逐渐由以家庭为中心，开始向城市公共休闲服务区域或部门渗透，并且呈现出休闲参与消费性、文化性和体验性导向。在黄金周，上海和成都居民更多地选择近距离和日常化的休闲消费活动，而武汉居民的休闲消费呈现出远距离和间歇性的特点。2014年，平时“自己或者别人家里”“景区、公园、绿地”和“商场、广场、夜市”是三地居民休闲场所的主要选择；周末和黄金周“餐饮场所”所占比例亦逐渐增大。
（四）休闲时间
三地居民的休闲时间的占有量逐步增加。2004年，三地居民平时每天休闲时间主要集中在3小时以内，尤其是上海居民比例最高。周末选择10小时以内的占一半以上。黄金周休闲时间利用量主要集中在1～5天。因此，随着城市由长江下游向中游或上游递进，或是由东部向中部及西部延伸，居民休闲时间的占有量逐步递增。2014年，三地居民在平时的休闲时间主要为1～3小时，占比在50%左右；周末主要集中在4～10小时；黄金周主要集中在1～3天，3～5天也占有相对较高的比例。同时，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的休闲时间总体上呈现依次递减的规律。
从三地不同时段休闲时间利用的趋势可以归纳出以下特征：第一，随着大众休闲时代的来临，城市居民休闲时间长度的占有随着不同时间段休闲时间的增加而增加。这体现了休闲时间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居民的传统生活结构在发生着显著变化。第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节奏越来越快，在尚未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作效率和发展水平时，居民闲暇时间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且在工作强度和生存压力越大的城市，休闲时间长度的占有越趋于低量度。
（五）休闲花费
横向比较发现，2004年上海居民在平时、周末和黄金周的休闲消费支出均相对最高，这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多寡直接相关。随着休闲时间的延长，休闲花费总额有着明显的增长趋势。2014年，三地居民平时休闲花费在100元以内的占比有绝对优势。周末休闲花费主要集中在100～500元之间。黄金周休闲花费在500～3 000元的占比在60%左右，休闲花费在500元以内的仍占有一定比例。可以看出，无论是平时、周末还是黄金周，上海居民的休闲花费均相对较高。
（六）休闲影响因素
从三地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的横向比较来看，2004年兴趣爱好和心情是影响三地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共有的重要因素。然而，休闲供给如休闲服务水平、休闲设施质量和休闲管理能力，是影响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主要因素，社会客观条件和身体状况，如闲暇时间多少、休闲场所位置和身体健康状况，是影响武汉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主要因素，而经济收入水平和休闲花费在成都居民休闲活动选择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可以说，上海居民更加关注休闲参与的质量及其对自身生活的影响，武汉居民更加关注休闲参与的可能性和便利性，而成都居民仍会考虑休闲参与的经济性和经济约束。2014年兴趣爱好仍然是影响三地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共有的重要因素。然而，休闲设施质量是影响上海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主要因素，休闲花费多少和家人朋友支持是影响武汉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主要因素，而休闲方式的健身性成为影响成都居民休闲活动选择的主要因素。
（七）休闲活动满意度
休闲活动满意度的横向比较显示，2004年兴趣爱好和心情是影响三地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共有的重要因素。“放松心情，获得愉快体验”和“调整与家人朋友关系，增进亲情友情”是三地居民对于休闲活动均较为满意的方面。然而，上海居民对休闲活动的“减轻或消除心理上消极情绪”满意度较高，武汉居民对休闲活动的“扩大视野，获得新知识、经验”的满意度较高，而成都居民对休闲活动的“扩大交际范围，获得新的友谊或经历”满意度较高。2014年“放松心情，获得愉快体验”仍是三地居民对于休闲活动最为满意的方面。然而，上海居民对休闲活动的“减轻或消除生活、工作压力”满意度较高，成都居民对休闲活动的“扩大视野，获得新知识、经验”的满意度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折射出上海和成都居民对于休闲活动的不同诉求。
（八）休闲环境满意度
从横向比较来看，2004年，上海、武汉和成都居民城市休闲环境满意度高低不一。上海居民更多地认为城市休闲时尚走在全国前列，而休闲气氛则不够浓厚；武汉居民认为休闲活动类型多样，但休闲时尚体现不明显；成都居民认为城市休闲气氛浓厚，但休闲活动设施还不够健全。2014年，上海居民的城市休闲环境满意度与2004年有着相同的结论，认为城市休闲时尚走在全国前列，而休闲气氛不够浓厚；武汉居民城市休闲环境满意度发生较大变化，与上海居民类似；成都居民城市休闲环境满意度发生轻微变化，仍然认为城市休闲气氛浓厚，但是对于休闲环境安全性表示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