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
朱英（1956— ），祖籍湖北房县，出生于武汉。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原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毕业。1984年12月同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1993年破格晋升教授，1995年评为博士生导师。1999—2002年间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曾赴日本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从事访问研究，担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中国史学会理事、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会长，被评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等，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方向：辛亥革命史、资产阶级、商会及近代社团、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等。
主要著述：《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与石柏林合著，成都：巴蜀书社，1993）、《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与马敏合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主编或参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1860—1919）》（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中国经济通史》（第八卷下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以及海内外其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
时 间：2012年8月27日
地 点：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者：朱 英
采访者：胡 波 赵 军
整理者：胡 波 肖骏峰 李莹丹
问朱老师，您好！我们是“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项目组。您是中国史学会理事，也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会长，同时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商会史的代表人物。能不能请您谈一谈您是如何走上历史研究的学术道路的？
朱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比较独特，在小学和中学时期遇上动乱年代，求学的生涯历经曲折，基础知识并不坚固，特别是外语的基础相当薄弱。1975年高中毕业后遇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幸的是在当知青期间学会了如何为人处世和吃苦耐劳，而且并没有将知识的价值忘怀。在农闲时我经常躲进小楼成一统，坚持阅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籍，由此在一年多以后被推举为一名农村民办教师。当知青时并无上大学的梦想，只是盼望能够早日通过招工回到城市。但自学使我能够抓住历史的机遇，在1977年“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首次高考中一举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当时称为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开始系统学习中国和世界历史。尽管高考时填报的第一志愿并非是历史系而是中文系，然而入学后仍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怀抱着这一意外的喜悦，整天都认真刻苦地学习，决心将以前浪费的时间补回来。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入，开始对历史产生了爱好，并从此与历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82年本科毕业后，我又考上了该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和陈辉、刘望龄等教授。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行列，是从商会史研究起步的。因为这是一个有很好发展空间的研究课题，商会受到近代史学界关注。后来感觉这个起步比较顺利，起点也比较高。我开始发表的几篇论文，就发表在史学界认为影响比较大的《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我自己也没有想到那么顺利，主要是有这么好的一个研究对象，还有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所以说，在章老师的带领下，应该比较早地抢占了商会史研究的制高点，然后又持续做下去。所以说提到我，就认为是专门研究商会史的。在这之前，包括国外也有学者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国内的开拓者应该是章先生，是他倡导，我们才做这个事情。章老师在之前的论文当中就呼吁开展商会史的研究，开拓者除了章先生，还有上海的徐鼎新先生，他们都是比较早的。我们这边主要是因为持续地在做，另外我们有一个团队，所以影响力就更大一些。后来我们成立了一个商会研究中心，是全国的唯一一个专门研究商会的学术机构。所以，这可能是我一辈子要研究的一个领域，而且商会史研究本身就是不断地发展进步的。首先，最早的80年代的商会史研究是在政治史的框架下做的，后来我们发现商会的影响主要还不在政治方面，而是在经济方面。如果我们以政治史的框架来研究商会，实际上会对它的评价造成很多不是很客观，或者说不是贴近商会历史真相的东西，而且商会本身活动的范围很宽泛。后来我们就跳出政治史的方向来研究商会。其次，以前商会史研究分析的框架叫现代化或者叫近代化[1]，包括我们有一个同门的师兄弟就是虞和平，他做的商会史研究是商会与中国近代化，用更宽的视野来探讨商会，我们很多也是这样。后来到了90年代中期，我做的商会史研究又是在国家与社会这样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探讨商会，我出版了一本书叫以《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2]。那本书探讨的，是当时西方学者包括国内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的中国国家与社会，或者叫市民社会，或者公共领域在清末民初中国的一些情况。
西方学者的争议也很大，有的说中国当时有类似市民社会或者公共领域的这样一些现象的出现，有的说不可能有，他们有很多争论。我就觉得这些争论需要通过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证明，我就选了商会作为一个实证的对象，透过商会来看近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它们的这种关系有没有变化，或者是说有没有形成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模式，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同时我又写了一批关于清末民初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论文，后来就感觉商会的研究还可以细化，比如说商会实际是联系工商各业的团体，还有它的基层组织，基层组织就是各个行业组织。行业组织到了民国时期又称为同业公会。我们后来又把它细化，到了21世纪以后，就做了一个同业公会的研究。同业公会的研究是跟当代的行业协会研究紧密相关的，我们的研究也打通了，包括商会的研究也打通了，从近代到当代，从同业公会到行业协会。所以，我们的一本著作[3]是打通历史和现实这样的一种研究。
同时，我们还发现，研究团体不仅仅是研究这个组织，组织也是由人来建立的。过去我们从组织的角度讲得比较多，组织当中的人我们研究揭示得比较少。研究商会中不同的人，包括商会的上层领导群体，还有会员群体，以及会友等不同层次。所以说商会研究的本身，包括我们研究的一些范式也在不断转化，而且商会史研究范式的转变实际上引导着近代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另外一个，透过商会研究不断地细化，也体现我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研究的变化。
另外就是，透过商会研究来不断地拓展研究领域。我们发现清末商人除了组织商会，还组织了其他的社团，过去很少有人做研究的，比如农会。过去印象中的农会就是大革命时期的产物，但是我在看商会档案的时候，发现在清末的时候就有农会，而且跟商会也有一些往来，商会里面保留了很多农会公函。我当时还不是很了解，就提出疑问：“清末就有农会吗？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通过这个档案，不断地去扩大，去收集很多农会的资料。后来我写了几篇农会的论文，清末的，影响力比较大的。我有一个学生跟着我读博士，已经毕业很多年了，留在我们研究所工作，他继续在做这个，也申请了一个重要研究项目。
问您在研究生毕业后的几年中，陆续发表了一些辛亥革命研究方向的重要论文，诸如《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商团》[4]、《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与资产阶级》[5]等，是什么让您在近代史领域中对辛亥革命这个方向产生研究兴趣呢？
朱首先，当时的近代史研究在史学界是比较活跃的，新的观点层出不穷；其次，辛亥革命研究在近代史领域当中也比较活跃，是备受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的一个课题；再次，因为武汉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又将辛亥革命史作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主攻领域。综合这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也顺势走上了辛亥革命研究的道路。
问当时辛亥革命研究的外部氛围如何？
朱当时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刚从“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想中解放出来，社会思潮还在逐渐恢复，思想还没有达到完全统一。初始阶段，我们史学在研究的视野、观点、方法、结论等方面，难免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影响。现在看来，当时的一些结论很明显地带有当时的痕迹和烙印。
问会不会影响史学的真实性？
朱从我们个人来讲，还是想力求去探究历史的真实性。但是受到当时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还有固定的模式的限制，尽管你力求去探讨真实性，但现在看来，我们得到的一些结论和方法，都离我们的初衷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直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整个历史研究需要长期不断地探究真相，如果说在一个时期内就可以完全达到这样的目标，那么史学研究就没事情可做了，所以说史学研究是不断探寻真相的一个过程。我的老师章开沅先生说：“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实际上就是揭示了史学研究的真谛和魅力所在。
问请您回忆一下，您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当时的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现状如何？有哪些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
朱“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长期制约历史学研究的“左”倾思潮的影响逐渐被清除，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有了宽松的环境。以往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被视为禁区的某些领域和课题，成为许多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新观点、新见解也层见叠出，新领域、新课题被不断地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很快趋于兴盛。辛亥革命史甚至可以称为这一时期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突出，甚至在相当的程度上引领了改革开放之后大陆新史学的发展变革。
章开沅教授在1980年年初也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6]这篇论文，大声疾呼近代史研究者应加强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探讨，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诬陷不实之词，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这篇论文发表之后，不仅在国内史学界，而且在海外学者中也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美国学者将这篇文章译成英文发表，认为这篇文中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史学界研究近代资产阶级的新动向。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上半期，我们学术界研究辛亥革命特别是研究孙中山，一些引领学术前沿动态的群体，还是我们老师辈这一批学者，包括我的老师章开沅先生、中山大学的陈锡祺先生，还有北京的金冲及先生、胡绳武先生等等。那一时期，他们撰写了大量的论文，也出版了很多的著作。但是80年代初期已经有一批年轻学者崭露头角，在一些重要的学术场合，譬如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年轻学者撰写的论文受到前辈学者的高度肯定，这批学者后来成为近代史学界中影响非常大、成果非常突出的一批骨干力量。
尤其是在80年代初，出版了由章开沅、林增平两位先生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7]，这部书是世界上第一部深入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的大型著作，受到普遍的好评。国外的学者认为，这一著作参与编写的人数众多，材料极为丰富，涉及问题十分广泛，可视为3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最能体现目前辛亥革命史的观点、方法和水平的皇皇巨著。同时，这部著作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改革开放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就推出的一部非常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后来在评审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学术经典的时候，这部三卷本的《辛亥革命史》也入选了。台湾的学者虽然认为这部书的材料选择及章节安排不平衡，而且他们不同意辛亥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论，但是也承认，在所有大陆有关的辛亥革命的学术论著中，这是篇幅最大、资料最丰、最具学术形式的一部，从世界史学的眼光看来，也是篇幅最大、最有系统的一部书。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虽然自从70年代以后就发展迅速，成果众多，但是令人有些不解的是，他们始终没有出版一部综合性、贯穿性的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一直都没有出版这样的一部书。在这个方面，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很快就超越了台湾，北京的金冲及先生和胡绳武先生合著的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8]，也充分体现了大陆学者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的进展；另外还出版了李新等学者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的同仁、学者们集体撰写的《中华民国史》[9]，这些成果都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关注。
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除了通论性的著作之外，各种专题性的研究成果也为数甚多，比如与辛亥革命密切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的研究，包括年谱、传记、评传、研究等形式出现的著作多达80余种，涉及的人物有主有次，有正有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教育、外交等等各类人物，研究的范围可以说是大大地拓宽。对于其他专题的研究，如政治制度、政治事件、革命团体、立宪派与立宪运动，还有清末新政、资产阶级、商人社团，以及海关、租界、通商口岸、社会风俗等等这样一些领域，都有多篇的论文予以论述。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大陆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总计有5200篇左右。80年代这10年的论文总数是前30年的10倍。与此同时，众多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也大量出版，例如重要人物文集、史料集，有《孙中山全集》[10]、《黄兴集》[11]、《章太炎全集》[12]等11种，重要的文献资料有《临时政府公报》[1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14]、《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15]等，专题性的资料则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16]、《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17]、《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8]等等，另外还有《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还有《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20]等外文资料书籍，在这个时期也得以翻译并出版。
另外在大陆还迅速出现了多个以辛亥革命史为重点研究内容的学术单位，各自会聚了一批研究队伍，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以及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以前称历史研究所，2000年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另外还有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这些都是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人员相对较为集中、成果比较丰富的研究机构。
另外还建立相关的跨区域的研究学会，比较有影响的是1979年成立并且延续至今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以前一直是章开沅先生担任会长或者理事长，后来因为他年龄已经比较大了，所以由我来接任他做这方面的工作。另外我们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创办了大型的学术期刊，如《辛亥革命史丛刊》、《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等期刊。我们在研究会成立之后的30余年当中，多次参与或是举办学术研讨会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活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学术影响，受到海内外近代史学界的好评。从2010年开始，我们又开始积极参与筹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我们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单位，已经多次一起商讨开展相关的学术活动，从事学术研究的规划。前不久，就在你们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和中山市一起举办了一次“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的小型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我们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在一起共同探讨怎么样进一步开展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是为了我们要举办的一次高规格国际学术研讨会做一些准备工作。
另一个影响较大地是中国孙中山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曾经多次举办高水平学术研讨会，对于推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部门，包括我们的民主党派，比如我所在的民革中央就有一个孙中山研究会，还有辛亥革命史的一个研究会，也组织了很多纪念学术活动，定期举办有影响的学术研讨会。总之，这一时期大陆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主要的表现是：研究者队伍壮大、思路开拓、方法更新，召开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会议，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新意的论文，还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从而使辛亥革命研究逐渐成为历史学科众多分支中的一门显学。到了90年代以后，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仍持续发展，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专题探讨，都取得了令国外学者十分重视的一大批成果，论文则几乎是数不胜数，涉及资产阶级各个方面的内容。例如近代中国商会与其他商人社团研究的开拓，是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大陆史学界对于近代商会较为系统的研究，虽然发端于80年代中期，比国外晚，但是我们的进展相当迅速，视野也日益扩展，除了发表众多专题论文之外，还出版了若干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我本人就是从辛亥革命时期商会的研究进入到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中来的。商会是清末由工商业者成立的一个新型的商业团体，在当时对于聚合分散在各行各业的工商业者，使他们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能够在当时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突出的作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前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对忽视，或者是研究比较少。80年代开始这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因为挖掘了大量的商会档案，所以我们做出来的研究成果，一下子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我们除了发表众多的专题论文，还出版了好多本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因此就总体而言，1990至1999年这10年，我们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还是在以往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发展。这10年发表的论文数是4400篇，虽然比前10年有所减少，但是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论文数量当中仍然是占比较大的比例的。而且有关辛亥革命史的学术著作的出版是呈上升的趋势，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多有新意，具有比较高的学术的价值。另外，这一时期在大陆各地举办的有关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会，多达近20次，体现出相关研究的持续活跃与发展。在研究领域方面，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除了对一些老课题开展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外，比较突出的是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进行广泛的探讨。这一时期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本身，而是扩展到辛亥时期或者这一时期前后的诸多的领域，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转变为辛亥革命研究。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跳出辛亥革命史来研究辛亥革命，这都是辛亥革命研究或者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断发展深化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其实在80年代初，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没有很多的全新的视角，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研究，像孙中山、黄兴等一批辛亥革命著名的历史人物，这是一个主要的研究内容。当时比较引起重视的是，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去研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去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各种思潮、文化、派别等等，这个做得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些对革命团体的研究，比如秘密会社、会党、新军等等。商会史研究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视角，因为过去很少做，所以当时从商会史研究的角度切入，来研究辛亥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为什么商会史的研究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后面就开始开拓一些新的视野，80年代的一些学术观点与以前不一样，包括研究人物、思想、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多有新意的结论，能够体现一些新的成果。但是从现在来看还是有一些缺陷，把政治作为一个评价的主要标准，特别是把它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行为作为评价的标准。
当然，毋庸讳言，任何一次历史事件，即使是像辛亥革命这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很难一直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点。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后的发展高潮之后，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也有所减缓。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兴趣转向了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其他的新的研究领域。也有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在时段上明显地向晚清或者是民国上下推移。从表面上看，集中研究辛亥革命的成果比以前减少了，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一种变化也对辛亥革命史研究具有上下延伸与横向贯通的积极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分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加入到文化史或者经济史、社会史研究的探讨，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把比较广阔的视野与比较连贯的史实带回到辛亥革命史研究当中来。事实也是如此，包括我所在的研究所，将近20位研究人员，前些年都是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但是近两三年又回归到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当我们用更广的视野、更长的时段来看辛亥革命的影响时，我们会有许多新的认识。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大型的集体研究的项目，就是“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不同的政府、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派、不同的界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对于辛亥革命有着各自不同的记忆、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诠释，同时也有不同的影响。我们从100年这样一个长时段来考察，可能会更加清晰或者更加准确地看待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与影响。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见解、不同的学术观点，在一个包括价值观都是多元化的时代，特别是在网络极其发达的这样一种情形下，都可以自由表达和交流。
问当时台湾方面辛亥革命研究的状况如何？
朱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80年代仍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持续发展，在相关著作的出版方面，各种专门的著作不断推出，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也陆续问世。80年代上半期台湾史学界还密集地召开了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召开，本身就对促进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会议结束之后，又都出版了学术价值非常高的多卷本的论文集。另外，还有一些专题论文集也相继出版。这些文集收录了大批台湾学者有影响力的专题论文，具有很高的参考借鉴价值，如这一时期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在台湾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但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台湾辛亥革命史研究进程明显减缓。据不完全统计，1990至2000年的台湾学者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总计只有53篇，平均每年只有6篇，2000至2008年，这是最近的，更加减少为17篇，平均每年只有2篇了。而大陆1990到2000年发表的论文是4000多篇，所以它这个减缓是非常明显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学术研究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之外，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逐渐式微，与台湾的政治转型加快、本土化的影响和冲击力加大有直接的关系。简言之，台湾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经历了70至80年代的迅速发展之后，在90年代逐渐出现开始萎缩的状况：一方面是学术研究阶段性发展特点所致，在高潮之后必然会有一段低潮期；但另一方面，台湾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也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式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登辉执政之后，在各个方面逐步推行本土化政策。2000年以后民进党执掌政权，更是加速实施从政治到文化的去“中国化”政策，以至中华民国被视为外来政权，中国历史被视为外国史，同时从经费等方面大力支持台湾史研究。受其影响，台湾的许多学术机构和学术发展计划都大规模地向台湾史倾斜，就是台湾的教学研究集中都去做台湾史。中国史研究明显面临着被边缘化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当然就难以发展，只能是趋于萎缩了。
问您曾经参与过苏州商会档案的整理，后来出版了一本120万字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21]，从而开始了您研究商会史的漫漫征程，您认为商会与资产阶级的形成有什么样的关系？
朱其实我们中国大陆，一直都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我们没有去论证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毫无疑问的。刚刚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与国外的学术界开始有了交流，同时也能看到更多的海外学术成果和观点，也越来越多地参加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也越来越多地了解国外对辛亥革命不同的看法。其中挑战性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外很多学者都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有很多说法，包括中国台湾学者也不赞同我们的这种说法。有些西方的学者，还有日本学者等，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国近代史发展到辛亥革命前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形成资产阶级，他们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而且对中国近代史学界很多关于资产阶级的研究成果，他们提出了疑问。这个疑问是什么？我们的标题好像是在研究资产阶级，但实质上并不是研究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因为我们那时候研究资产阶级，去分析辛亥革命和同盟会的两重性，所选取的对象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辛亥革命时期的另外一个整治派别——资产阶级立宪派，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分析。但是西方学者提出，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应该是资本家，包括金融、工业、商业的资本家，但我们研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很多不是资本家，在资产阶级立宪派当中也只有一部分是资本家。他们认为我们研究的资产阶级实际上研究错了对象，长期以来我们大陆史学界的确是这样研究的。
但是我们的认识是：我们把资产阶级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主体，一个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如果对资产阶级的主体缺乏研究，同样也是缺乏说服力的，无法回答国外及台湾学者提出的质疑。因此，我们急需对资产阶级的主体展开研究。商会是辛亥革命前，具体说是1904年开始诞生的一个新的社团，它的成员都是工商各业资本家，应该说是一个标准的资产阶级团体。我们研究商会怎样把分散在各个行业的工商业资本家，凝聚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研究商会开展的很多活动，包括政治、经济，还有其他的社会活动。所以，我们明显看到，商会诞生以前，各行业资本家很少统一、联合共同组织活动，因为没有一个组织来发动联络他们。商会产生以后，就能够起到“登高一呼，众商皆应”的效应，发挥这样一个号召力。
1905年，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很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对其后每一次反帝爱国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叫做抵制美货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的缘由是在十年之前，美国政府强迫与清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条约中对华人、商人、学生进入美国，有一个比较苛刻的条文规定，签订的时候约定十年后来修订这个条约。1904年的时候，海外的华人都要求清政府出面，修订条约，但美国政府不同意，就引起了很多华人的不满和愤怒，有人提出来一种斗争的方式是抵制美货。抵制美货需要商人的参与和配合，最初在国内发起这个号召的是最早成立的一个商会，也是号称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商务总会，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要通过抵制美货的方式来表达抗议。通过决议向全国发通电，一个是向全国的商会发通电，希望得到所有商人的响应，形成一次统一的行动；同时向清政府发通电，包括商部、外务部，实际上可以说是商人干预国家外交的第一步，同时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不衰的、通过抵制洋货方式来反帝爱国的先河。当时这场运动的反响非常大，全国商人都群起响应，不仅如此，其他行业的社会各界力量都表达支持，所以就形成全国性的、第一次普及程度最高、影响最大的民间反帝爱国运动，这个更足以体现当时实际上已经有了工商界的商会力量。
发起抵制洋货运动，既是资产阶级从事的反帝爱国政治斗争，又是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一项有效措施。抵制美货运动的广泛开展，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对华的经济渗透，也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抵制美货的当年和以后的两年中，美国对华出口商品总额持续急剧下跌。1905年为5700万元，1906年为4400万元，1907年为2600万元。[22]美国在华资本家无可奈何地哀叹：“中国不用美货之举动坚持不懈，美国各厂家须闭歇六阅月。”[23]资产阶级当中一些有识之士则借此时机大声疾呼：“今为抵制美约，不用美货，办法文明，民志齐一，正我制造家改良土货、杜绝外货之机会。倘能及此振作，事事改良，对中国商业之发达，借此一举。”[24]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棉纺、面粉等工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独立的社会力量，就是资产阶级。抵制美货运动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出色表演。这样，我们的商会史研究推出来的一些成果，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应西方学者提出的质疑——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有没有资产阶级。西方学者批评我们的史学研究过多地强调了意识形态，我们研究的成果当中大多引用马列经典一些理论性的东西，作为我们的依据，史料、史实的依据比较少。好像论证一个问题，马克思怎么说，恩格斯怎么说，就可以得到结论，我们确实早期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我们的商会史研究挖掘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档案文献，西方学者非常强调引用大量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后来其他地方的一些学者，也整理出版了天津商会的档案，还有其他地方的商会档案也都陆陆续续地整理出版了，所以商会史研究兴起之后就受到了关注，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商会，这样就推出了一批成果。
我较早时期的论著基本都是围绕商会与资产阶级研究进行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资产阶级研究是近代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关于商人和商会的研究自然受其影响。1986年在苏州还召开以近代中国商会与资产阶级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商会史研究使资产阶级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在商会研究兴起前，“民族资产阶级”具体所指多停留在“资产阶级的代表”、“维新派”、“革命派”以及知识精英身上，而真正的商人却被忽视。商会史研究认为商会是资产阶级的主体组织，从而将“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讨论细致化和实体化。多数商会史论者将商会成立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形成（或者由“自在”转向“自为”）的标志，对其政治参与活动异常关心。我在《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25]和《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26]这两部著作中，也基本将商会史研究与资产阶级研究结合进行，肯定了商会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在加强资产阶级整合进程中的组织作用。我比较重视对商会的全方位考察：在政治方面，商会参与清末反帝爱国运动，在辛亥革命中积极从权应变，商会还参与立法活动，维护商人的政治利益；在经济方面，商会为工商企业服务，调解商事纠纷；在社会方面，商会也促进了地方的教育、救济事业。不过，早期商会的组成成分比较复杂，还具有一定的过渡性特征。在商会史研究取得初步成果后，我们回头再看，资产阶级研究已逐步摆脱了单一的阶级分析，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群像也逐步清晰，“只见代表不见真人”的现象已很少见。
通过商会具体活动的分析，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历史进程中，资产阶级大多是近代化的主导力量，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中国的资产阶级则由于种种难以避免的弱点，无法承担中国近代化主干载体这一历史使命。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无所作为。在政治近代化进程中，它们参与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护国运动，成为影响政治近代化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在经济近代化进程中，对于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也促进了近代教育的转型和新式教育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工商活动及参与市政的行为也改变着城市的面貌，是城市近代化的主体因素之一。
商会是近代活动较为显著、影响力较大的社会团体，但商会也仅仅是近代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当时，由于商会史研究初兴，许多学者的主要眼光基本都关注于商会本身，少数学者对商团等相关组织有所研究，对于横向的更多的社会组织关注者较少。因此，在对商会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我的研究视野自然而然地扩展到其他社会团体，正是各类团体的交相互错才形成了近代社会的复杂面相，历史研究也应该具有交互式的眼光。
总的来看，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晚清政府重商政策的影响、晚清工商业的发展和商人力量的增强以及商人政治思想的变化，促成了商人社团的兴盛。商会作为各业商人的中枢组织，对沟通官商之情具有重要功用。此外，由于军国民主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拒俄”运动的影响，商人还办起了准武装组织——商团以自我保护。清末商团的主要活动是组织会员操练，维护地方治安，有的也注重启发新知。有的商团还参与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清末还广泛存在着各类商人地方自治社团，上海商人自治社团、苏州市民公社、东三省保卫公所等均对促进地方自治有积极作用。晚清时期还存在着文化教育类、学术研究类、消防类、风俗改良类等各类新式商办社团。清末新式社团组织严密，机构完备，近代民主特征比较浓深厚，开放性比较突出。同时，新式商人社团的成立标志着商人开始摆脱以往个人和行帮的落后社会形象，初步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商人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不过，清末新式商人社团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对国家政权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其政治品格也比较复杂。
问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历史进程中，资产阶级大多是近代化的主导力量，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那您认为中国这一时期形成的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朱对资产阶级的评价，过去在我们大陆史学界是非常低的，按照章开沅先生的说法，对资产阶级就是立足于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台湾学者曾经说，你们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你们对资产阶级又批判得那么厉害，那不是贬低了辛亥革命吗？其实我们过去对资产阶级的评价是不全面、不客观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近代史学界一批大陆著名学者对资产阶级研究、对资产阶级评价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评价是有很大不同的，充分肯定在近代史上，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前，应该说最先进的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中国的近代化实际离不开资产阶级的努力，不用说经济的近代化，包括工业化，主要就是靠资产阶级。他们面临着外国资本主义强大的挤压、竞争，可以说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来创办我们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从一开始就要与强大的外国资本主义进行竞争，包括资金、技术等等各个方面，都处在不利的地位。更何况，中国近代史早期第一批实业家、企业家还面临着精神的压力。因为中国历史上延续的，特别是政府层面，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从社会上的评价来说，对商人的评价也是非常低的，士农工商，长期以来这样一个排列，就形成了一个凝固不变的模式，所以，商人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为什么很多商人经济实力已经非常雄厚了，但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这个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想得到大家的认同是很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那么多的大商人去做慈善，一方面传统文化有慈善的传统，但很多大商人实际上是想通过做慈善这样一种方式，改变大家对他的看法，至少在他的家乡和实业本地的人，对他有一些好的看法。
中国是一个后发型近代化的国家，不像西方或者西欧，他们的近代化是一种原生型的近代化。通过内部自然的孕育，不断生长，能够形成近代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被西方侵略强行地打断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近代化既是一种后发型的，又是学习型的，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很多的困难，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思想层面的。那么作为资产阶级的话，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应该说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因此，我认为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分别体现在政治、经济、教育、城市建设四个方面。
第一，资产阶级与政治近代化。
资产阶级主体即工商各业资本家，他们由于身家财产的拖累和传统观念的羁绊，害怕以革命暴力的手段实现民主共和会引起动乱，危及其经济利益，因而在革命发展到高潮之前，资产阶级大多持反对态度，支持者为数甚少。他们赞同立宪派的主张，希望通过敦促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改变君主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变革相比较，君主立宪无疑具有较大的保守性。但是也应看到，以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一的君主立宪取代封建君主专制，也属于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范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就此而言，资产阶级支持立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具有推动政治近代化发展的作用。从资产阶级支持立宪的主观愿望，可以看出其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要求。资产阶级希望以开设议院获得监督行政、财政和立法的权利，实质上是要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期待以政治近代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在支持立宪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还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并参与咨议局的活动。毫无疑问，地方自治和咨议局的出现，都是中国政治近代化向前逐步推进的具体表现，反映了资产阶级在这一进程中的积极影响。
从资产阶级在清末民初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护国运动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其在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错综复杂。他们时而成为推动政治近代化发展的社会力量，时而又扮演了阻碍政治近代化进程的反面角色。这种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素质与性格相吻合的。
第二，资产阶级与经济近代化。
尽管中国近代工业是以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通过洋务运动而肇始，但洋务运动中后期出现的许多“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民用企业，都有大量商人的投资。如果没有商股，这些企业根本无法创办，更谈不上发展。因此，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得以出现第一批工矿、交通、电讯企业，民间资本家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1913年，民间私人产业资本（包括制造业、矿业、铁路、航运业）已达到1．54亿余元，大大超过了包括官督商办企业资本在内的国家资本，在中国本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
在资产阶级的直接推动下，社会经济生活也日趋向近代化发展。清末，各地资产阶级主办的劝工会、工艺会、商品陈列所、商业劝工会、劝工博览会、劝业奖进会如雨后春笋，层见叠出，使传统行会畏惧和限制竞争的习俗日见式微，劝奖竞争之风则日渐盛行。1910年由官方出面奏准，江苏、上海资产阶级具体筹备，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已粗具全国性商品博览会的规模，是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向近代化发展的重要体现。
不仅如此，清末的资产阶级还开始走向世界，先后参加了约20次国际商品博览会。在1911年意大利都郎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商人送展物品获奖达256个，其中4个卓绝奖、58个超等奖、79个优等奖、65个金牌奖、60个银牌奖、17个铜牌奖和6个纪念奖[27]。对于经济发展相当落后而且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的中国资产阶级来说，取得这样的荣誉实属不易。
以上各方面的情况说明，资产阶级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突出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弱点，使其无法真正独力承担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历史重任。到20世纪上半叶，民族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甚小，与强大的封建经济相比极端微弱。在经济实力上，与在华的外国资本也难以抗衡。就总体而言，资产阶级远未使中国的经济近代化取得成功。
第三，资产阶级与教育近代化。
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也曾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这一点过去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戊戌变法之后，由状元转而投资兴办实业的张謇，还创办了师范学堂，附设测绘、蚕桑、农、工等科，后又创立吴淞商船学校和铁路学校。但是，这一时期主要还只是限于舆论呼吁，像张謇这样直接创设新式学堂者尚不多见，当时的工商业者中绝大多数对教育近代化的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到20世纪初，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壮大，以及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和西学的进一步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对中国工商业颓萎疲敝现状的重新反省，使他们逐步意识到，发展近代教育和启迪商智，对振兴民族工商业有着重要影响。不久之后，出现了许多由资产阶级所组织的致力于教育发展和管理地方学务的社团。杭州商学公会，短短一年时间内，会员即达200人。前此成立的上海商学公会，也是工商界活跃人物组成的文化教育团体。原名江苏学会，后改为江苏教育总会的社团，同样属于以工商界头面人物居主导地位的组织。
当时的资产阶级不仅参与管理地方学务，有些还直接创办了新式学堂，为推动教育近代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周廷弼在无锡周新镇开办廷弼学堂、卢洪昶在宁波开办商德学堂、胡元炎在长沙开办明德学堂、郑锡光在福州开办中等商业学校等。不少商会也曾先后兴办商业学堂、实业学校和初级小学堂。见于明确记载的有天津商务总会主办的中等商业学校、江西商务总会主办的商徒启智学堂、苏州商务总会主办的实业学堂、通崇海泰商务总会主办的银行专科学校及商业学校、上海商务总会主办的商业学校、常州商务分会主办的半日学堂、江苏川沙商务分会和梅里商务分会主办的初等商业学堂等。有些行业的商人，也联合集资创办实业学校。例如在苏州，纱缎业商人于1905年通过苏州商务总会呈文商部，说明“储才端赖学堂，生利必资实业”，禀请设立初等实业学堂。很显然，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第四，资产阶级与近代城市的兴起。
在管理城市生活、建设市政机构和发展公益事业等方面，资产阶级也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1905年，上海工商界郭怀珠、李平书等人呈准创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凡编查管理户籍、注册转让地产、登记翻造房屋、开拓修建道路、填筑疏浚河渠、维修添设路灯、募训设置巡警、收支地方捐税等，均由总工程局负责管理。
有些著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其所在地区近代城市的兴起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南通近代化的发展，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张謇的辛勤努力，凝聚着张謇的心血。具体说来，在工业方面，他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建立了以棉纺织为主体，包括工业（冶铁、供电）、手工业（磨面、榨油、罐头）以及交通运输、金融贸易等企业；农业方面，他以通海垦牧公司为起点，建立了以黄海垦殖为主体，包括大有晋、大丰、中孚、遂济、通遂、通兴等20余个垦殖公司和农会、水利会、棉业试验场、天生果园等；教育方面，他以通州师范为核心，建立了以师范教育为主体，包括高等教育、普通中学、小学、专门技艺学校、职业学校以及幼稚园、教育馆等教育机构和设施；社会公益方面，他建立了以南通地方社会福利为中心内容的各类事业，包括医院、图书馆、博物馆、气象台、公园、残废院、育婴堂、养老院、警察传习所、伶工学社、更俗剧场、栖留所和模范监狱等。或许可以这样说，南通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城镇向具有近代规模的新型城市过渡，是从张謇开始的；南通近代化的发展，也离不开张謇。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作为资产阶级成员之一的张謇，他并不能从根本上超越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局限性。张謇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南通的良谟宏愿。
对于张謇个人来说，他致力于实现中国民族工业腾飞和南通近代化蓝图的努力，最终无疑是失败了。但是，他辛劳一生建成的实业、文教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实体却仍然保留了下来，为今日南通地区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对于整个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从事近代化事业过程中的努力及其失败，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作如是观。
问当时，在孙中山先生的故乡香山县，也应运而生了一大批买办群体和工商实业家群体，例如唐廷枢、郑观应、徐润、马应彪等，也曾在近代中国的工商业舞台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您对这些香山籍的实业家与近代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何评价？
朱实际上，近代香山的一些著名人物，在中国近代史早期的转折阶段，也是有很重要的传承关系的。是时，现实的压迫，外来资本的侵入，与西方对抗的失败，使许多思想家对传统的观念做出新的思考和评价，使他们倾向于重商主义。其中以康有为、张謇等人的观点尤显突出，甚至直接涉及设立商会的具体问题。最早介绍西方商会，并呼吁中国政府和商人设立商会的则是香山人郑观应。商会最早是在1904年正式诞生，但是成立商会的呼声在这之前。1904年已经是20世纪初期，在19世纪末，就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呼吁中国应该成立商会，其中就有郑观应。郑观应认为，通过商会的形式联结官商是一种好办法，而建立商会应该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其称：“各国每埠皆设有商会，京都设商务总会，延爵绅为之领袖。其权与议院相抗，如有屈抑，许诉诸巴力门衙门。故商人恃以无恐。”[28]郑观应是很特殊的历史人物，影响也非常大，但是我个人并不主张把他归类于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因为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必须是资本家，要去办企业、不论是工商、交通、运输、金融等行业，都必须涉足。郑观应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少，虽然有创办实业的经历，但是他当时作为官督商办的企业，作为官方的代表来办实业，并不是将企业利润积累到个人名下。所以说，我并不把他称作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家，但是他介乎两者之间，有些学者也把他当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原因是他也参与过一些这方面的活动，后来也担任过一些职务。我把他称之为过渡形态，他在努力往纯粹的资产阶级这方面转，最终没有完成这样一个转变。
郑观应曾对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这种方式寄予厚望并大加赞扬，但在目睹官督商办形式的合理性逐渐消失，从扶持保护新式企业转变为阻碍新式企业发展的桎梏之后，他发出愤懑的感叹，写下长诗《商务叹》。诗中揭露说官督商办在名义上是由官府来保护商人的利益，实际上却是借此把商完全置于官的控制之下，无论企业的方针大计，还是经营管理的权限，皆握之于洋务派官僚之手，商董在企业中毫无权利可言，好处归官所得，亏本要商人认赔。
商务叹
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
办有成效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
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
律载大事应会议，三占从二有规矩。
不闻会议集众商，股东何尝岁一叙？
不闻岁举查账员，股息多少任所予。
调剂私人会办多，职事名目不胜举。
不洽舆情无是非，事事输入靡费巨。
用非所学弊端多，那得不受外人侮？
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
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
还有一方面，郑观应提出来要大力发展商办企业，让中国民营的工商业能够得到发展，他说中国的近代化也好，中国的富强也好，不发展民营工商企业，只是去支持和发展一些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国真正的资本主义很难强大。因为郑观应曾经亲自参加企业的一些活动，所以他有切身体会。正好在甲午战争后，包括清朝统治者认识也有所改变，他们开始知道，洋务运动时期只发展官督商办的企业方式存在很大的缺陷，应该去鼓励商办企业的发展。到了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的10年，清朝政府大力推进改革，我们称之为清末新政，清末新政涉及了很多方面，其中之一是经济方面的改革，就是制定了很多新的经济法规，去保护鼓励民营工商业的发展。
所以说，以郑观应为代表的一批近代香山籍实业家、买办群体，他们的思想和事功，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孕育发展，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推动，乃至中国近代化事业的进程，都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问刚才您谈到清末新政，我们知道您在晚清新政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您能介绍自己在这方面的主要学术观点，并对目前的研究情况略作评述吗？
朱其实清末新政的研究，可以说是我研究商会史、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一个衍生的课题。我去研究商会就发现，最初我们的认识，认为商会是以商人为主的一个新式的社团，最初侧重于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然后是工商业者力量的壮大，以及工商业者思想观念的改变这几个角度，来论证商会为什么会产生。但是后来我们又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国情里面，包括我们早期近代化的发展，包括我们很多的民间社团的发展，实际上离不开政府所推行政策的影响。
所以从我商会的研究，就发现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民间社会的变化还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与政府推行的政策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关注到清朝政府一些政治的变革，最初是从经济的角度去考察的，因为我是侧重与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就写了一些论文，对甲午战争时期清朝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些变化，写了一些论文，后来也出了一本书，叫《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
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的新政，是清朝统治者所进行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这次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较大程度地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从总体性质看，清末新政应该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从改革内容看，清末新政的改革比戊戌变法更加全面，其成效也更大，其历史意义不亚于戊戌维新。但同时，这次改革也具有不彻底性和不完善的地方，清政府仿行宪政，但仍力图使皇帝独揽大权；推行新式教育，但仍强调“忠君”、“尊孔”。新政在实施过程中，也因为官僚体制、思想观念等原因存在变形走样的地方，影响到新政的实效。最终，使清末新政只能是一次不成功的资本主义改革。
在清末新政中，还存在着一个令人深思的内在矛盾：即清末新政本是要救清政府于危亡，但实际结果却是加速了矛盾的激化和清廷的灭亡，跟他们的预期是完全相反的，打个比喻，就是种瓜得豆。这其中存在的原因是这样的：新政时期在军事、财政及经济管理等方面一味集权于中央，削弱地方权力，反而加剧了地方对中央的离异状态，以至于清朝中央政府处境危急时，地方不但不予以支援，反而宣布独立，加速了清廷的崩溃。教育改革造就的新型知识分子对清朝统治者不满而趋于革命化，编练新军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从清朝武装转变为革命力量。这些情况说明，领导一次全面的改革绝非易事，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显然尚不具备成功领导这一改革的能力，新政中的许多失误大多是因为清朝统治者领导改革的能力低下所造成的。
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历程，可以划为两个阶段。1989年以前，清末新政的研究是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对清末新政的评价走过了由片面否定到据实而评的历程。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出现了一股颇具规模的研究热潮，呈现出若干崭新的发展趋势：研究范围和规模扩大；许多传统观点和定论受到质疑和挑战；出现了多学科研究态势；清末新政的借鉴意义受到重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较前大有进展。讨论较为集中、转变较大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关于清末新政的性质，学界基本否认清末新政的反动性质，转而给予较为正面和积极的评价；关于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目前对积极作用的评价相对多一些，达成了一些共识；关于清末新政的历史地位，对其寻求维新变革的积极意义予以肯定；关于宪政改革，肯定的意见和正面评价也占了多数。可以说，对清末新政的研究更加实证化、具体化，在不同的问题上不同观点的讨论比较热烈。基于这一基本理论的变化，清末新政的研究也并非一味翻案，更强调的是“据之于实情”的客观评价。自上而下，自地方到中央，自制度到实施，自政治、经济而至教育等各个方向的研究都有长足进步。
后来看到史学界对清末新政的一些评价，过去我们对清末新政的评价都不太全面，不太客观，包括对新政本身的认识都存在着一些偏颇。过去好像认为清末新政只是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改变，没有把时间的断线连起来看，把1906年之后的政治改革称之为宪政改革，把它单独割裂开来，认为是预备立宪的结果。我后来提出来一个观点就是：清末新政应该把1901年开始推行的这样一个改革连续起来看，而且后面的宪政实际上应该是前面改革的进一步拓展，能够发展到一个政治层面上来。
另外，对整个清末新政的评价，我也提出一些不同的认识。以往史学界认为清末有三次改革，或者称之为三次新政，一个是同光新政，同光新政实际上是洋务运动，对洋务运动实际上过去也是批评否定，在改革开放之后就有一些肯定的声音；第二个新政就是戊戌变法；第三个就是清末新政。其中对戊戌变法的评价是最高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改革，对清末新政的评价也很低，或者是否定的，认为清末新政也没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预备立宪也是假立宪，是一场骗局。但是我认为，三次的新政，从评价上来说应该给予清末新政充分的肯定。我的理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变化，还有中国近代化的推进速度，清末新政时是最显著的。戊戌变法因为推行时间很短，我们称之为“百日维新”，实际上100天之后就中断了，就失败了，而清末新政延续了10年。中国历史上很多新的东西，都是在清末新政的时候出现的，所以对于清末新政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但是，清末新政没有达到当时清朝政府推行这个改革的初衷，也是我们过去否定它的原因，认为它是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这一点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作为一个政府来说，它推行改革，肯定不是想把自己的统治推翻，而是想去完善它。我们之所以肯定，是因为它采取了很多新的举措，而且这些新的举措带有很多资产阶级改革的色彩。跟过去的那种封建专制王朝所推行的改革，有着显著的不同。同时它所产生的客观的社会影响，无论是对政治、经济，还是对军事、外交，都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即使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实际上还是延续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一些举措，在其基础上不断完善。所以，后来整个史学界对清末新政的认识、评价与过去相比，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当然，认为清末新政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包括当时的一些策略，还有包括当时清朝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都有很多不足和缺陷。另外一个问题是，也曾经有少数人，对清末新政的评价过高，而且通过肯定新政、肯定君主立宪来否定辛亥革命。否定的理由之一，就是说辛亥革命强行地中断了清末新政的进程。如果没有辛亥革命，通过清末新政，中国或许会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但是我认为这个预设的前提是不存在的，我是既肯定清末新政的客观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同时我又认为清末新政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这样一场近代化的改革，必须要由具有近代知识、近代理念等各个方面的领导人来领导，来主持，但是清朝政府当中没有这样一个领导人。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实际上就已经没有权力了。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前，清朝统治实际上还是由慈禧来维持。慈禧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一位女性，她能够作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这么多年来能够维持，也是不简单的。她对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各个派别的平衡协调，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她对整个清末新政这样一场新的改革，就她的知识结构，她对西方制度的了解，包括对中国一些情况的掌握而言，她都不具备领导这样一场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还有，清朝是满族建立的一个王朝，这么多年，与汉族的矛盾始终是无法协调解决的。所以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提出来“三民主义”，其实号召力最大的是第一个“民族主义”，就是“排满”。这个在汉族人中的号召力是相当的大，满汉矛盾始终无法解决，还有一个是和西方国家的矛盾。我是把它称之为两大民族矛盾无法解决，一个是中华民族和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始终没办法解决；一个是内部的，满汉矛盾也是无法解决。所以在推行政治改革、官制改革的时候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满族的王公大臣不断有人说，汉族高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满族的权力了，特别是张之洞、袁世凯等一批汉族官僚。所以在1906年，清政府在推行官制改革的时候，就借这个机会，打压这些权力已经非常大的汉族高官。当时袁世凯已经身兼8个重要职务，以他的脚有一点毛病，就让他回去养伤，暂时就革除他的职务了。然后张之洞就是明升暗降，将他从湖广总督的任上，调到北京，好像是升了，实际没有权力，这样就引起汉族官员内心的强烈的不满，实际涉及对汉族官员的认识问题。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清末新政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这也是否定辛亥革命所不能成立的。
问刚才您谈到孙中山，那么您从自己治学的角度如何评价孙中山这个人物？
朱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整个发展进程来说，孙中山可以说是一个对近代史、现代史包括当代史影响最大的一个历史人物，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孙中山提出来的很多理念，包括他的学说，不仅当时对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指导和决定性作用，同时对辛亥革命百年来，包括中国大陆、台湾、世界华人，影响持久不衰。所以说，他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对于维系、凝聚华人，影响相当大。所以呢，对孙中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我们对他充分地肯定，应该都不为过。尽管孙中山长期居留国外，但他率先揭橥革命旗帜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非凡气度，不仅在革命阵营内部，而且在全国早已获得震烁遐迩的影响和威望。
另外，海峡两岸官方和史学界，虽然都对孙中山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各自的着眼点却有明显的不同。台湾方面强调的是辛亥革命肇建中华民国，以及孙中山无可替代的国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处处凸显其正统性和合法性，也是由于我们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华民国史只有国父，没有国母。我们大陆方面强调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其作用与重要地位应予充分肯定。但是，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最终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借鉴了辛亥革命的宝贵经验教训，完成了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革命任务。在西方和港台学界看来，这样一种新的解释体系，也难免蕴含着论证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意味。
如果单从学术的角度来进行探讨，进行研究，我们指出他的不足，这个是应该的，是需要的，因为要客观地来研究历史人物。即使是像孙中山这样伟大的人物，他也受到他那个时代的限制。所以他的很多思想、他的认识、他的行动，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但是如果说，不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只是凭自己的想象，或者凭当下人的想象来要求孙中山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那就是完全脱离了历史实际，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来看待历史人物。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否定、批评孙中山的一些声音。2011年，哈佛大学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高峰论坛上，就有学者提出很多否定孙中山的一些观点。我在大会的评论和发言中也提出，我们可以去批评孙中山，但是要考虑当时的历史实际。譬如说，他们批评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宋教仁被刺杀之后，没有用法律的手段去讨伐袁世凯，而是用武力的手段，认为孙中山破坏法律，自己践踏法律。但是没有想到，当时那个条件下法律能否起到作用。其实国民党人内部也有争论，到底是法律讨袁还是武力讨袁，那么后来革命人采取了武力讨袁这样一种方式，当时的革命党人也意识到，在袁世凯这样的统治之下，这个法律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都由他解说，包括当时的国会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那个时候，你用那样一个方式去，根本没办法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尽管说“二次革命”很快也失败了，但是有另外的一些原因。所以说有些批评否定孙中山的一些做法，它也有一些分析，讲了一些前提，我总感觉首先没有对这些前提能否成立做一些论证和分析。好像前提就是客观存在的，但问题是，你必须要论证前提是如何客观存在的。通过这样一个很难成立的前提，去推论认为是正确的结论，我感觉就是需要去认真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问辛亥革命已经100年了，您如何评价这场历史性的变革？
朱辛亥革命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时代，开启了中国人去追求民主共和的一个时代。所以为什么说它百年以来的影响力是持久不衰的，是因为中国还在继续探寻现代化的步伐。所以呢，当年也有人批评，现在也有人批评，说孙中山是一个空想家，有人甚至送他一个绰号——孙大炮。但是你会看到，孙中山当时提出的那些设想，从当时来看，确实很难实现，再往后看到现在百年的眼光来看，它又不断地在实现，再往看后一百年，它将依然是不断地实现。所以孙中山最大的一个目标：民主共和、民生问题，实际上也在逐步实现。所以说孙中山，应该还是一个很有远见的预言家。再加上他那种追求的精神，真的是体现中华民族追求的精神，所以他的影响力非常大。所以为什么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海内外都这么重视，这么关注，它确实是有它持续的影响力和魅力所在，并不是我们无端想象出来，或者是我们凭空建构出来的，它有它历史的内核在里面，所以才能够在当下才感觉它有一个现实的价值，确实有它实实在在的东西，给我们以启示，能够帮助我们去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问在学术界经常会有一些为人称道的学术搭档，老一辈的金冲及先生和胡绳武先生、章开沅先生与林增平先生等，中年学者中，经常把您与同门师兄马敏教授并称，并且您两人师出同门，您认为您跟马敏先生在学术方法以及学术观点上有什么异同？
朱我跟马敏先生读大学是一个班上的，然后读硕士研究生是一个寝室的，都是师从于章开沅先生。所以，我们的学术背景、学术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都在从章开沅先生治学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我们两个人研究的起点也都是从参加整理苏州商会档案开始的，我们的研究领域和课题都有交叉和相似的地方，两个人一起合作撰写了《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这本书。我们也合作写过一些论文。所以，史学界就经常把我们两个人作为章先生的弟子来并称。但是后来，我们的研究也各有一些侧重点。
马敏教授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研究比较多的，侧重于研究辛亥革命乃至于近代中国的绅商，所以他在这方面出版了他自己的专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29]，这部著作也是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与好评。然后，他的研究在继续关注商会这样一个前提之下，他也在不断地拓展，后来对中国近代博览会史也有专门的研究，也写了很多的文章。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计划，对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出一系列的著作，在他的主持下，还有一些年轻的学者参与。当然商会史也是他一直研究的领域，他主持的《中国商会通史》[30]，共四大本，已经完成了，那是我们集体参与、由他主持的一个比较大的项目。
我后来的研究，一个是商会，集中在商会方面做得多一些，还有一些从晚清到民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变化、演变做得多一些。后来我做了一些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的研究，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专业群体，特别是律师、会计师、审计师、医生等一些职业的研究，一些年轻的老师还有博士一起参与这个项目。从整体上来讲，我个人认为，马敏教授非常擅长于一些理论归纳和提炼，他会提出一些新的分析问题的框架和模式，他比较擅长思辨，所以写的文章也好，出版的著作也好，这个方面的特点比较突出。我可能在这方面不太擅长，我主要做一些实证型的研究。包括我们两个合作的著作，在《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里面，他提出来了很多理论性的东西，我则从很多实证性的东西进行论证，有一定的互补。所以，在今后的这种发展方面，我们有些同样还是交叉的，是共同的，因为从大的方面，我们都是研究社会经济史。他在博览会史研究方面，还会有一些他的延伸和拓展，他后来同时还涉足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史。因为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是教会学校，他跟着章开沅先生一起也做了一部分教会大学史的研究。
我的商会史研究会进一步拓展，我们以前研究的商会主要是国内的商会。今后的若干年之内，我们的商会研究会拓展到海外中华商会。因为从清末开始，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华商都成立了中华商会，而且他们的发展历史没有中断，一直延续至今。学术界以往对海外的中华商会有了一些研究，但不是很充分，我们希望对一些地区的商会做一些整体性的探讨。所以，我们第一部分的计划是南洋地区的中华商会，首先是整理资料，在整理的基础上，然后再做一些专题的研究，最后做一个整体的综合研究。南洋商会，主要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泰国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中华商会，我们既要看各个国家中华商会的主要特点，也要考察整个中华商会相似的共性，甚至要把国内的商会与海外的中华商会进行比较，这将是我们今后若干年之内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问您认为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对您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和事有哪些？
朱要说起老师的影响，当然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业师章开沅先生。除了章老师之外，也还有一些老师辈的学者影响是比较很大的，首推林增平老师。因为我们近代史学界的，我们这一个年龄辈的都有一个共识：就觉得林先生学问这么大，地位这么高，影响也这么大，但是对我们这些后辈学者非常和蔼可亲，可以说是诲人不倦，你有什么问题向他请教，他非常详细地把他所知道的、把他所了解的都向你做解释。比如，最初我们要去苏州整理苏州商会的档案，但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考上研究生，在大学四年当中从来没有老师给我们讲过商会是什么，提都没有提过商会，然后我们国内研究商会的成果又非常少，我们对商会的了解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有一次我们见到林先生，我就向他请教，首先是问商会是怎么一回事。林先生对这方面有了解，然后就向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这是一点。然后也问他，商会研究，可不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一个课题，当时很具体地说就是能不能作为我学位论文的一个选题。林先生非常肯定，当时商会研究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题，说你们章开沅先生真有眼光，能够找到这样的题目，能够发掘这样的资料，要你们来做这个事情。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当时领会不深，说商会研究足可以研究20年。现在看来20年早就过去，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研究，我一直还在研究商会，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林增平老师讲那个话，可以说作为一位高瞻远瞩的学术长者，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在2008年出版的关于商会的著作[31]中，在绪言里我特别把林增平教授对我讲的这句话都讲出来。除此之外，包括金冲及老师、胡绳武老师，也都是学问做得非常好，对后辈学者的提携指导也堪称表率。
同门师兄弟，章门弟子，无论是当时求学期间，还是毕业之后各奔东西，已经形成一种很好的融洽关系，在章先生无形的言传身教影响之下，章门弟子的关系非常融洽。在求学期间，讨论学术问题非常激烈，有时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是关系都非常好，所以说是互相切磋学问。一直到大家在工作岗位上，有些做得很出色，但是大家也经常做一些学术信息的交流，互相沟通，所以相互的关系一直延续。可以这样说，同门的师兄弟、师兄妹之间都以自己是章老师的学生而感到自豪，而且都意识到章老师对自己走上治学的道路，影响都非常大。这种影响也持续到我们带研究生、教学授业上面，至少在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有那么一种东西，或者叫做学术精神也好，或者说学术氛围也好，是存在的。我们没有总结归纳，有学者建议我们要总结，说就是你们学派的特点。
刚刚我们在进行一个“211”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验收的时候，在那个会上，主持这个项目的专家组组长张岂之先生就跟我们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应该在这个方面做一些总结提炼。他希望这样一个学派，这样一种学术的精神，不仅在你们这个地方传承，还要影响到我们中国的其他地方，就是说希望其他的学术单位也能够从中受益。我们作为章老师的学生，后面我们也开始带学生，就自然而然地把这种学风能够传承下去。所以我的学生刚进来有点不太适应，就觉得我们总是在讲做学术，而且要求特别严格，在这里读研究生特别辛苦，特别是与其他学科相比，他们怎么那么轻松，而且也可以毕业。我们这么辛苦还得不到你们的表扬，还总是在指出我们的不足和缺陷。我说，你们毕业之后，肯定是另外一种感受。博士们在博士论文出版的后记都谈到这一点，在这里感受到了我们学风的熏陶，我们治学的精神、方法对他的影响，让他受益无穷。我所带的博士，有的成为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的也相当多，他们也在所在的单位，继续传承这样一种学风，或者我们这样一种治学精神。留在我们单位的，那更是继续传承，我的学生也有很多在带研究生，同样也是这样进行学脉的传承。张岂之先生谈到的这样一点，我们一直还没有认真地考虑，我也感觉确实值得总结，我们身在其中，可能还不觉得。进行深入总结，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做得更好，一方面与其他的学术单位互相交流，他们有一些好的地方，我们也去学习，应该可以促进整个学术界，特别是近代史学界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问您对未来的辛亥革命研究包括孙中山研究有什么样的建议？
朱我觉得未来辛亥革命研究和孙中山的研究，可能还是需要从两个方面拓展。一方面是史料的挖掘，因为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根本。对辛亥革命、孙中山研究史料的搜集、整理，这么多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出版了大量史料的著作。但是，还是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比如说孙中山，他的直接的、间接的史料确实已经比较多，但是在孙中山外围的，或者说还有一些孙中山交往中被认为不是那么重要的、非主流的一些人物和孙中山交往的各种各样的资料，还是可以进一步挖掘、进一步关注。另外，包括孙中山海外的资料的收集挖掘，空间更大，价值更高。因为孙中山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公民，他领导革命，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就受到清政府通缉，无法在国内立足，奔走于全世界。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有很多人物的交往、很多的事情，留下了很多的资料，外围的资料确实还有待进一步去挖掘、整理、出版。通过我们艰辛的、持续的努力，应该是可以收集到一些新的史料的。另一方面，就研究的拓展来说，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还有我们要关注的是章先生提到的，应该以更长的这种历史眼光来做研究。辛亥革命研究、孙中山研究，章先生提出来的“三个一百年”对我们整个近代史学界的启发意义都很大。包括孙中山，我们可能以往研究他活着的时候的事情比较多，但是孙中山的影响力不限于他活着的时候，甚至可以说在他去世之后，一直到现今，他的影响力，包括不仅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现在华人是遍及全世界的。孙中山去世之后的近百年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的影响、他的形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在做《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这样一个课题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就有很深的感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当中，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影响力，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这么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当中，可以说他的影响力相当相当大。在海外的华侨，有很多的认同，其中一个就是对孙中山的认同，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在很多历史时段，就可以发现这一点，包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遭遇危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年的辛亥革命、孙中山给我们在这样一些特殊、重要的历史时刻所产生的影响。比如抗日战争时期，你会看抗日时期，他们在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孙中山，每年的“双十”节都会有纪念，那时候会提出很多成为激励和动员我们华人很重要的历史符号、精神动力。所以辛亥革命、孙中山既然有这样持续的影响，我们学术界的研究也会持续地进行下去。
问您目前有没有什么新的研究方向，正在关注什么问题？
朱我个人的研究，主要的大的研究范围是社会经济史，商会史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我会做一些专题性的探讨。过去研究那么多年，有一些问题可能关注不够，比如商会的选举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段，都会有很多变化，我写了几篇论文，准备今后若干年要做进一步的研究，目标是最后形成一本专著，还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是对海外商会的研究，这是要持续关注的。我们虽然做了《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这样一个研究，也出版了四本专著[32]，但是我们觉得孙中山历史记忆和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研究，还做得远远不够，还可以再继续深入进行挖掘。我和桑兵教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些意见的交换，他也觉得可以继续做，包括在方法上、在视角上，还需要在我们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拓展。因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始终是我们华中师范大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我还会继续研究下去。
问您对中山市的孙中山研究有什么建议？
朱中山我也去过好多次，开过很多会，一个是相关的政府部门领导非常重视，学术研究离不开政府层面的支持，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加大力度，进一步支持。另外，中山的学者们也是致力于孙中山研究很多年，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在这方面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视野，不仅在国内取得很好的一些成果，还要走出中国。因为孙中山研究不是一个国内的题目，它一定是一个世界性的题目，必须在更广的视野上来进行研究。还有，要长时段地研究历史人物，会得到很多新的认识。例如：可以研究一下孙中山的知识结构来源，有传统的，有西方的，但是很少去做具体的研究。再比如，孙中山的读书生涯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不同的时段读了哪些书，那些书到底对他有哪些影响，蛮有意思的，当然这是讲得比较具体一点的了。因为社会文化史都有一些新的研究思路，特别是对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更值得我们去做精细化的研究。
问谢谢您的建议！今天我们受益匪浅。
【注释】
[1]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朱英：《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商团》，《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
[5]朱英：《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与资产阶级》，《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6]章开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
[7]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81。
[8]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91。第一卷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1980）；第二卷为《中国同盟会》（1985）；第三卷为《1911年的大起义》（1991）；第四卷为《革命的成功与失败》（1991）。
[9]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十二卷，十六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10]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全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
[11]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本社编：《章太炎全集》（全八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999。
[13]《临时政府公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79—2000。
[15]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16]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986、2000—2004。第一辑为《辛亥革命前后》（1979）；第二辑为《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1981）；第三辑为《甲午中日战争》（1980、1982）；第四辑为《汉冶萍公司》（1984、1986、2004）；第五辑为《中国通商银行》（2000）；第六辑为《上海机器织布局》（2001）；第七辑为《义和团运动》（2001）；第八辑为《轮船招商局》（2002）。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0]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
[21]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2]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359页。
[23]《时报》1905年11月9日。
[24]《时报》1905年8月4日。
[25]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
[26]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27]《意大利会场之中国出品》，《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
[28]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303页。
[29]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30]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范领导小组批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马敏教授主编、多位教授参与撰写的四卷本《中国商会通史》入选201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31]朱英：《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2]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四卷本），“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一卷为刘伟等著《政府、党派的辛亥革命纪念》；第二卷为朱英等著《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第三卷为何卓恩等著《历史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诠释》；第四卷为陈蕴茜等著《纪念空间与辛亥革命百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