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
诗伯和父亲走后不久，我就入党了。
我的家乡云阳县，1927年以后就有共产党员在活动，到1932年10月，随着江西中央苏区的兴盛，共产党员赵唯在云阳农坝乡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的支部。可惜的是大好形势导致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主张在一省或数省以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结果导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摧毁。云阳自1935年初的暴动失败后，一部分同志牺牲了，剩下的也就逃离了家乡。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万县地区的一些老共产党员在未找到党组织以前，以“救国会”的名义领导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救国会”是全国性的一个进步组织，直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中许多成员都是共产党员）。我于1937年下半年在万县参加“救国会”，1938年初，万县共产党的组织正式恢复，除了接上孟伉伯父等一些老党员的关系外，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我就是其中之一。
1938年5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到万县红十字会见孟伉伯父，他有些神秘地笑着对我说：“今天是你的喜庆日子，等一会就要为你举行入党仪式。”我听了心里一震：虽然前几天已经填写了入党申请表，却没想到这么快就批准了。不一会，欧阳克明[1]与郭汶[2]都来了，他两个都是我在万州日报社的同事，半年前常到西山公园九五图书馆来，与我和诗伯一起商讨找党组织的事，现在不但他们找到了，连我也将成为一个光荣入党的新党员，大家都很高兴。由于地下时期的特殊环境，入党仪式非常简单，既没有党旗，也没有马恩列斯的像，欧阳克明、郭汶和我一起在屋外走廊下，像摆龙门阵一样进行了谈话。我作为入党申请人，简要谈了一下家庭情况，和要求入党的愿望与决心；郭汶作为介绍人，评价了我的表现，包括工作积极思想进步，积极苦干，在抗日救亡活动中打先锋，有强烈的入党要求等等；欧阳克明代表党组织，谈了党的性质，对党员的要求，气节教育和秘密技术。他特别谈到我是第一批参加“救国会”，也是第一批发展的新党员，希望认真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
当天晚上，我高兴得整夜未能入睡。
当时万县地区和全国一样，抗日救亡活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党组织决定要进一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还要派一批党员到农村去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我刚刚入党，干劲大得很，首先响应这个号召，通过萧钟鼎的关系，到河口场小学去教书。
这是一个初级小学，六个班（初小四班，高小两班），连同我在内只有三个教师，其他两个教师是本地人，女教师姓夏，男教师姓何，我们每人教两个班。校长姓刘，是因为萧钟鼎举荐当上校长的，对我特别信任，要我做教导主任。我在家乡曾教过一年小学，年轻肯干，活动能力强，事实上成了学校的一把手，一切由我说了算，除了管全校的教务外，还任毕业班的级任教师。
我离开万县前，欧阳克明同我谈了一次话，特别强调要同地方上的各方面人物（包括地方势力、家长、农民）搞好关系，站稳脚跟，工作起来才顺手。到了这里才知道，原来这个场上姓何的是大族，还有人在外面做官，人多势大，乡长、保甲长绝大多数都是姓何的，所以乡里大事小事，都是何家点头才行。学校是对外的一张脸面，不但何家要管，乡长和地方上的袍哥大爷也不时来学校看看，和校长教师摆摆龙门阵，这些都要由我应酬。
当时有规定小学生七岁入学，可是农村学校超龄的学生很多，我教的毕业班大都是十三岁到十五六岁的学生，比起小学生来，这些大龄学生懂事听话，读书也用功，各门功课的成绩大都在八十分以上。学生们最爱听我讲《公民课》，我不但给他们讲文天祥、岳飞、孙中山等民族英雄的故事，还特别喜欢讲前线打日本的战况，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还专心做笔记。我讲到华北的平型关大捷，和夜袭阳明堡烧毁日本飞机的战斗，大家都站起来拍手欢呼；我讲八路军守纪律，不打人骂人不要群众一针一线，学生们纷纷议论本地驻军，还数落那些乡长和保甲长的恶行，对这些鱼肉乡民的家伙恨之入骨，一个姓张的女学生扑在桌上伤心地直哭，放学了还不回家。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姐姐被保长强奸后跳河淹死了。
学校是一个庙子改建的，有一个大坝子，我们就当作篮球场，还挖了一个沙坑，打球，跳高，跳远，都是我的拿手好戏。下课后，我和教师学生们一起运动，有时还同场上的青年一起打球比赛，不但锻炼了身体，还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和情感。闲下来我和校长一起去拜访两个当地老师，听他们谈谈当地的风土人情，征求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他们认为我不但教书内行，还热情虚心，到处说我的好话。我们还开了一个恳亲会，把学生的成绩展示出来，请家长和地方上的知名人士来参观，会上师生合作演出了一台节目，都是宣传抗日救亡的，由夏老师和她在女中读书的妹妹唱主角，我也化装上台，演了“流亡三部曲”，然后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讲演。学生和家长们被我们的表演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场就捐了两百多块银圆，随后又陆续送来一批寒衣，我们把募得来的衣物和银圆一并送到万县抗日救亡会，还得到他们的表扬。
我们学校内的坝子，每到一、四、七逢场就成了买卖的市场，摆满各乡农民带来的鸡鸭禽蛋和果蔬杂粮，虽然对教学有些影响，但是长久以来成了习惯，也无大碍，反而成了我们宣传抗日的好时机。一次逢场，我站在一根板凳上向乡民宣讲完时事，就教他们唱歌，歌词只有四句：“打日本，捉汉奸，大家团结起来，救中国。”我唱得声音嘶哑，可是除了几个小孩傻笑外，谁都不开腔。我气极了，叫学生把校门关上，大有不教会几个农民誓不罢休的样子，可是到最后乡民们都只是看着我笑，还是不开口，气得我一边哭一边喊：“国家就要亡了，你们连打日本的歌都不唱，你们都不爱国！”跑进卧室倒在床上大哭了一场。后来有人笑我，说这里的农民没有唱歌的习惯，你蛮干怎么行嘛。(https://www.daowen.com)
为了防备日本飞机的轰炸，城里有些学校迁到乡下来，县女中也迁到离我们不远的一个乡。我们利用赶场时间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到附近乡场演出，常常也叫上她们，这样不但有声势，而且网罗了更多的人才，宣传效果更好。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长江边上的武陵镇上演出，有一千多乡民来观看。演出完后，已是半下午了，我们拿出自己带的苞谷粑和麦粑来充饥，老百姓主动送来老鹰茶和咸菜，还有自己煮的鸡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拄着拐棍走来对我说：“你们不顾路远，到这里宣传抗日，实在动人。前方有英勇的杀敌将士，后方有你们热血青年，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说着他拿出一张红纸双手递给我说：“临时凑了几句，不成诗句，如今后生可畏，敬请指教。”我至今还记得纸条上写着这么几句：
万之西僻忠之东（武陵地处万县的东面，忠县的西面），
梅映旌阳旧宅红。
抗日歌声传大地，
唤醒民众惩顽凶。
随后老人又拿出五块大洋和一双崭新的棉鞋递给我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转交给前方战士。”
后来听说，老人是位老秀才。
几个月后，我回到万县城里，向党组织汇报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上级很满意，认为既然初战告捷，就得再接再厉，要我进一步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解放区作战情况，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在学校中发展一批新党员，建立一个党小组。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受到上级的表扬，有点小得意，连忙把自己身边的几个人选提出来供大家讨论，一起确定了培养对象。没几天我就把他们的材料带进城里，交给主管组织的郭汶同志。第二天他告诉我，经县委讨论，同意发展这几个同志入党，候补期为半年，由我做介绍人并代表组织接受他们入党。
我自己刚刚入党才几个月，就能够代表组织接受新党员入党了，觉得自己又升了一级，心里乐呵呵的，父亲和诗伯都不在身边，只想去县红十字会，把心里的感受告诉孟伉伯父。他正在同别人商量筹办一个中学的事，其他办学的有关问题都解决了，就是为校址发愁，当时日本飞机经常来狂轰滥炸，为了学校安全，要找一个离市区远交通较方便的地方。他知道我在乡下教书，问我有没有办法，还说越快越好。我说试试看，有结果马上来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