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995年,我外婆的传记《“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有了影响。此事给了父亲很大的鼓励,他决定要写自己的传记。
父亲十二三岁经开始在报刊上发文章,以后又在《万州日报》当过记者。“文革”中他借着在“牛棚”里交代“反革命历史”的机会,将自己的一生(特别是地下时期的那些经历)记录下来。“林彪事件”之后,专案组撤销,这些“交代”退回给本人,他用板车拉回家,一共九百一十三份。离休后,他应重庆党史研究室主任胡康民等专家的邀请,前往协助工作,期间就是用这些“交代”材料整理成回忆文章,在各地的党史刊物上发表,而他的传记中除了幼年的那些故事,也大多是在此基础上写成。可见祸福相依,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毫无疑问,比起整理外婆留下的口述史,为父亲写传记要容易得多。一是因为他还健在且记忆力很好,情节细节可以随时补充。二是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方党史部门工作很努力,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大见成效,查阅起来很方便。第三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处于合作的状态。当然了,我们毕竟是两代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以及文风语感都有差别,磕磕碰碰肯定难免,但是他承认后生可畏,事情就好办得多。
那些年我的写作依然繁忙,整理传记的事情断断续续,不过到了他九十岁生日的时候,已经成型。我从中节选了一些章节,做成一本自印出来,作为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接下来,我应重庆渣滓洞革命烈士纪念馆的要求,据此编撰了一个以“营救渣滓洞”为重点情节的版本,大约十五万字左右,于2009年4月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渣滓洞革命烈士纪念馆专售。到了他九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我将这部近五十万字的传记做成完整的自印本,封面采用了妹妹林鹤在外婆的墓前为父亲拍的一张照片;书名由父亲自己定为《往事难忘忆沧桑》,由他重庆的老朋友杨钟岫老先生题写。这个版本只印了五百本,但是反响很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家电视台和新闻传媒都来采访,除了专题片和纪录片,还有很多大块文章。美籍华裔作家林达将此书更名为《我的三个三十年》,全文照登在她主编的网刊上,之后还向多家出版社推荐过这部书稿。
现在看来,之前父亲的传记以民间出版的方式面世能够引起反响,原因不外乎两个。毋庸讳言,其中肯定有我外婆的“名人效应”,特别是我爷爷与外婆“柏拉图式”的感情纠葛,必定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但是更主要的,还在于这部传记本身。它记录了各个时代社会各个阶层的真实生活,和一群理想主义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悲壮生涯,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在盛行“编造”的文化氛围中,真实往往比虚构更精彩;而它所焕发出来的庄严美感,也引发了人们深度的思考。
现在读者看到的这个版本,还是一个节选本。我只节选了这个家族在为新政权建立的斗争中最艰难最出彩的部分,这会让很多读过“全本”的读者感到遗憾。为了对那段历史的真实性负责,我们请父亲故乡的中共云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参与协助。他们以党史工作者严谨的态度,在书中涉及的大量地方史实及人物史料方面,做了艰辛的核实和挖掘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他们的参与让这本书跨越了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成为了一部有分量的信史。(https://www.daowen.com)
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位高贵的人士:英国著名出版代理人托笔·伊迪(Toby·Eady)先生。他是最早鼓励父亲写传记的人。他在去世前送给父亲的一段录像中说:感谢您以一种无以伦比的方式向我介绍了中国,您给了我一件让我能够受用一生的礼物。也感谢他的夫人——英籍华裔作家薛欣然女士,为这部传记做的很多工作。她将父亲的故事写进了作品《见证中国》,随着这本书在英语国家的传播,父亲在国际上也有了些许“知名度”。
最后要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感谢将这部书稿列入出版计划的前社长吴鸿先生,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感谢主编张庆宁女士,她对于此书的重视程度超出了我的预期。
感谢长期以来,所有对于此书给予了关注和帮助的人!
谢谢!!
林雪
2018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