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谭幺姐
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来寻找亲人的家属很多，其中有一个叫谭么姐的女人。
谭幺姐的本名叫谭正伦，因为在家里排名最小，大家都叫她幺姐。说起来，我和幺姐及其丈夫彭永梧是老乡，我们都是下川东地区云阳县人。我家在离云阳城关北面三十里路的云安镇，老彭和幺姐的家就在离云安镇不远的红狮坝。我与老彭同年入党，后来在重庆搞学生运动，他是我和妹夫陈作仪的直接上级。1947年，我和我的全家参加了华蓥山起义，老彭和作仪他们则回到家乡，发动了下川东的起义。这两处起义相继失败。我们从华蓥山上撤下来，担当起安排和掩护同志们的重任，很久以后，才听说老彭已经在下川东的起义中英勇牺牲。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认识了谭幺姐。
谭幺姐是接到她弟弟谭竹安的一封信，从家乡赶来重庆的，在这之前，她已经整整六年没有丈夫的音信了。她十六岁嫁到一贫如洗的彭家，不但一肩担起了赡养老祖母的重任，还四处借贷，让丈夫彭咏梧到外面去读书。后来丈夫参加革命，她已经生下了儿子炳忠，老彭四处奔波，担任了万县中心县委和地下党云阳县委书记，幺姐带着儿子紧紧相随，做了很多的协助掩护工作。老彭因为工作需要，调去了重庆，来信要幺姐带着儿子一同前去，幺姐却因为要偿还老彭读书时欠下大笔的债务，同时也想多挣点钱，补贴一家人今后的生活，刚刚在家里办起一个纺织作坊；加上孩子炳忠又出起了麻疹，发起了高烧，让她昼夜不敢合眼，只得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说是想在云阳再待一段时间，暂时不去重庆了。
虽然当时老彭已经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领导，而幺姐不过是一个初通文墨的农村妇女，但是结婚九年，他们一直都非常恩爱的，想到丈夫不但衣食住行没有人照料，还时时都处在危险之中，幺姐的心里非常难过，信发出之后，她整整哭了一夜。从此一边日夜操劳作坊，一边盼着丈夫的来信，谁知道这一盼就盼了六年，最后盼来的，却是在重庆读书的弟弟谭竹安的一封长信。信上告诉她：姐夫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已经与一个叫江竹筠的女子结婚，并生下一个儿子叫彭云。现在他们夫妻俩要到很远的农村去工作，希望幺姐能够赴重庆去照顾彭云……
我不知道已经为老彭做出了巨大牺牲的幺姐，接信后是怎么样度过那些日子的。我在重庆看到她的时候，她才三十来岁，看上去秀气贤惠，而且沉着能干，地下党同志们把她安排在位于重庆市中心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她带着自己亲生的儿子炳忠，和江姐生的儿子彭云，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了下来。
已经是1948年的春天，起义失败后撤退下来的人员，大量拥入敌人的心脏重庆，敌人部署了大量特务，在城市乡村的车站码头大街小巷游荡，哪怕是听到口音不对，也会被抓起来，监狱里人满为患，老百姓人心惶惶。我的妹夫陈作仪又被敌人抓进了渣滓洞，一点音信都没有。我的妹妹林梅侠，也刚刚从华蓥山的起义现场撤退下来，挺着个大肚子，马上就要临产了。我们设法把她安排在比较偏远的一个幼儿园当老师，想让她顺顺当当把孩子生下来。
谁知道没有住多久，梅侠就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她来不及通知我，当下拿了几件衣服，装着进城去看病，就离开了幼儿园。梅侠还在半路上，就又被特务跟上了，她毕竟是快要生产的人了，转来转去怎么也甩不掉“尾巴”，就干脆跨进了蒋二哥的舞厅。蒋二哥公开的身份是一个很有名的袍哥舵爷，暗地里是我们的一个老关系，他在重庆解放碑前的闹市区开了一家名叫“和中”的舞厅，时常有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包括军统和中统的大特务，在他的舞厅里进进出出。这里是我们最安全的接头地点，按理说是不能够轻易暴露的，可事到如今，梅侠也顾不得了，一抬脚就跨了进去，找到蒋二嫂说：“我被跟踪了。”
蒋二嫂把梅侠带到一个角落，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她穿上，一边问她：“你说，去哪里？”
梅侠想起了幺姐，说：“去基督教女青年会。”
蒋二嫂就从后门把梅侠送到了女青年会，来到了谭幺姐的小屋。梅侠对幺姐说：“你看我马上就要生了，却连个住处都没有，不知道这里安全不安全？”
幺姐连忙把她安顿下来，自己转身出去，给在《大公报》工作的弟弟谭竹安打电话，就说是小云病了，让他赶快回来一趟。
不一会，竹安回来了。一看梅侠这个样子，什么都明白了。他很坚决地对梅侠说：“这里不能住，你得走。”
幺姐看着就要临产的梅侠，对竹安说：“你看她这个样子，能不能……”
竹安说：“你们两个人挤在这里，还带着两个孩子，目标太大了，多一天就多一分危险。”当下就把梅侠送到一个姓冯的同志那里住了一夜，自己赶到城市的另一头，找到何老太太。何老太太的女儿是我们的一个同志，不但与我的妹夫陈作仪熟悉，与老彭、江姐和竹安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可是现在她不在家，党内的事情又不好直接向她母亲明说，竹安只说是自己有个朋友出远门了，他的妻子要生孩子，没有地方住，想在何老太太家租间房子，还要请老人帮忙照顾一下产妇。
老太太的房子也不宽裕，再说乡下人有忌讳，是不大愿意外人在自己家里生孩子的。想来想去，只有小小的厨房可以利用。竹安回来与梅侠说明情况，梅侠只求有一个地方能够把孩子平安地生下来，厨房就厨房吧，第二天就跟着竹安去了何家。小厨房没有窗户，屋顶上吊满了扬尘，又黑又不通风，一旦烧起茅草做饭，烟雾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本来梅侠的预产期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连日来在特务的追踪下提心吊胆四处奔走，过于劳累，到何家的第二天，就在这个小厨房里发作了。梅侠什么准备都没有，连剪刀都没有，找不到东西剪脐带，随手抓起一只陶瓷调羹打破了，用碎片把脐带割断，生下了一个男孩。
这是梅侠和陈作仪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取名咏白，意思是在黑夜里歌咏白天；这个男孩的名字也早就取好了：摘取希腊神话中那个为人间盗取天火的天神Prometheus中文译音的头两个字：“泊洛”。怀上泊洛后不久，作仪就被捕了，直到他在渣滓洞监狱牺牲，也没见过这孩子一眼。
我得到消息，与竹安、幺姐带着小彭云，一起去看梅侠，幺姐抱着这个白生生的胖娃娃又是亲又是笑，直说这孩子福大命大，将来一定有出息。竹安接着说：“要是作仪知道了才高兴呢。”一句话说得梅侠又想起狱中的丈夫，泪水涟涟的。我连忙说：“快了快了，解放军已经打到四川边上了，他很快就会知道的。”
幺姐忙着把带来的鸡蛋，给每人煮了一碗醪糟蛋，接着又忙着给婴儿洗澡，换上小云出生时穿的衣裤，还按照当地的习俗，把红布条搭在何家的门上，放了鞭炮，表示辟邪和冲喜。幺姐还用带来的鸡和鱼为大家好好做了一桌饭，何老太太和我们大家一样都很高兴。然后，幺姐带着小云留下来照顾梅侠，我给他们留下了十块银圆，作为营养和伙食费。
过了一段时间，竹安告诉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何家隔壁住进了一个特务的姨太太，看来得赶快离开。于是我借口在城里找好了房子，把梅侠接到了歌乐山我们的住处，幺姐则带着小云转移到城里中山公园里的小学避难。我和同志们惦记着她们孤儿寡母，一有机会就前去探望。
解放大军打进重庆，幺姐听说牢里逃出不少人，便背上小云去寻找孩子的亲妈妈；每天疲惫地回到家里，都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是给江姐准备的；她还把江姐留下的衣服找出来，一件件地洗晒干净。她虔诚地等待着江姐随时降临，和亲生儿子小云团聚。
这样早出晚归地寻找、盼望了三四天，居然一点也没有打探到江姐的消息。后来才知道，她十多天前就被特务杀害了。
第二天一大早，幺姐就让弟弟谭竹安陪同着赶往歌乐山。这歌乐山方圆十多里，到处都是血迹，姐弟俩找了许多地方，询问了数不清的人，仍然没能找到。他俩开始往人迹稀少的地方寻觅，终于遇上了一个当地的农民，听这农民说，有一天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突然喊戒严，家家户户关上门不准出来。他从门缝里看到三四十个人从山上走下来，有的人穿着西装，有的人穿着呢子衣裳，像旅行又不像旅行。突然看到队伍的后面押解的兵，才晓得是犯人……
“中间有女的吗？”幺姐急切地问。
“有，其中有两个女的，一个穿着旗袍和红毛线衣……”
穿旗袍和红毛线衣？谭竹安见过江竹筠这么一身打扮，她焦急地问：“你看见他们朝哪里去了？”
“朝那边去了。”农民指着不远处的荒坡回答说，“不久就听到一阵机枪声，还听到喊口号。天快黑的时候，这些当兵的就枪挑着那些人的衣服、提着鞋子转来了……”
幺姐和谭竹安不再问了，急急地赶往去寻找，在一片荒凉的杂草灌木丛中，赫然惊心的场面出现在姐弟俩的眼前；几十具尸体乱七八糟地倒在那里，其中就有一个身着红毛衣的人！
谭竹安一下奔过去，跪在了身着红毛衣的人身边，号啕大哭。幺姐知道了：这就是从未谋面的江姐，小云的亲生母亲！
也是在这个时候，竹安才告诉他的姐姐，自己的姐夫、幺姐七年来日夜担心牵挂的丈夫、两个儿子的父亲彭咏梧，也早已经在一年前下川东的起义中，英勇牺牲。
幺姐和梅侠都带着两个没有了父亲的孩子，哭得死去活来，诗伯也在一边陪着落泪。这样的场景，她已经在十四年前经历过了，那时候她和这两个晚辈一样，也才三十多岁。这些年，诗伯也是带着两个孩子，后来又带上我，为岳父没有实现的理想而奔走，没想到就在天亮之前，她又看到自己的晚辈们一个个失去了丈夫，成了孤儿寡母。
以后的那些日子，我和脱险的三十多个同志一起，一直在歌乐山清理现场。由于大多数烈士的遗体都被烧得模糊不清，有一些还被密集的子弹打得身首异地，清理工作进行得很困难，最后只得用白绸一块一块包裹起来，分别装进棺材。几百具遗体啊，要多少白绸和棺材来装殓啊。我们买光了重庆城里所有的白绸，也买光了城里所有的棺材，最后还派人去附近各县收购，才完成了装殓。新华社的两个记者听罗广斌（小说《红岩》的领衔作者）和刘德斌述说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下越狱的情景，要我和他们一起演示一下，于是我和老罗还有老刘几个人，学着当时的样子，从围墙后面的斜坡上滚下去，记者举起相机，用三点五英寸的胶卷拍下了我们模拟的情景，后来听说这些照片还在什么地方发表过。
1950年的1月15日，重庆各界人士，在青年馆礼堂举行了盛大的革命烈士追悼大会，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等人，也前来参加了对烈士的祭奠，会场上堆满了花圈和对联，会场下人们哭成了一片。随后报告文学《烈火中永生》出版，忠实地记录下了同志们在这座魔窟里和敌人斗争的故事，再后来，渣滓洞白公馆监狱成了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面陈列出了刘石泉、胡作霖、袁尊一、江竹筠和很多我们熟悉的战友照片，其中作仪和很多表现英勇的同志一起，被评为了甲级烈士。梅侠、幺姐她们，每年的“一一·二七”和清明节，都要来这里祭奠亲人。
到2000年，这里又为诗伯和廖伯父建立起专门的纪念室，作仪的照片移来和亲人们一起。渣滓洞纪念馆还展出了当年参加营救难友行动的同志们的照片，照片上有张平和、杜文举和我，随着照片一起展出的，还有那张没有来得及利用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地形图。
大约是重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正在联络处和一个同志说什么，突然被人抓住我的手，大叫了一声：“哎呀小林，你还活着啊！”(https://www.daowen.com)
我一看，是邓照明邓大哥。他终于回到重庆了。
邓大哥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眼睛有些湿润，我心头一热，禁不住滚出了两行热泪。他于1949年的春天离开重庆，已经快一年了，这一年里，我遵照他传达的中央指示，做了多少工作，历经了多少艰辛，真是一言难尽。现在，我终于完成了他交给我的任务：我和老刘联系的二百一十四名撤退下来的同志，全部都活着迎接了解放，我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恢复了起义地区的组织，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更大的牺牲。可是，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精力组织的营救渣滓洞白公馆难友的行动，却失败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的好同志、好战友，还有自己的亲人，都牺牲了，他们没有能够活到解放，我对不起他们……
邓大哥轻轻拍着我的手，安慰我说：“小林啊，话不能这样说。我昨天才随着二野的部队回来，什么都知道了。营救没有成功，有着诸多的客观原因，你和你的一家，还有同志们，都已经尽力了。我昨天晚上是一夜没合眼啊，我一定要来看看你们，看看你们这些有幸活着出来的同志。说实话，我们在南京和长沙研究重庆党干部情况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你们手里这一块啊。你想想，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那么多同志，他们有的是满腔的仇恨，有的是必死的决心，但是太年轻，大都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更不懂秘密技术，这么多的人毫无准备就进入敌人的心脏，在特务密集的重庆活动，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不但是你小林，你们这一家子，随时随地都可能……陈大姐啊，你们这一家，为革命献出的已经太多了！”
邓大哥一手拉着诗伯，一手拉着我，我们大家都泣不成声。
陈以文
陈作仪
何懋金
胡作霖
黄楠材
赖德国
刘石泉
盛超群
盛腾芳
师韵文
唐虚谷
陶敬之
袁尊一
这些都是我们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战友和亲人。其中的陈作仪是我的妹夫，云阳沙坨乡人；刘石泉是我的战友，云阳竹溪乡人；盛腾芳和盛超群兄弟是云阳桑坪乡人；石文钧，云阳太平乡人；黄楠材是云阳龙角乡人；荀明善、赖德国和师韵文都是我们云安镇人；何懋金是万县河口场小学我的学生；胡作霖是紧邻云阳的开县人，算是我的大同乡；陶敬之从1936年起就同我一起在《万州日报》当记者……
有四位没找到照片的云阳籍烈士，分别是云安镇的荀明善和泥溪乡的石文钧、丁鹏武、左国政。
我的故乡，热血之乡。
【注释】
[1]郭德贤（1924— ），云阳县云阳镇小河口人。1939年8月在云阳女子简易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转移到万县中心县委工作。1941年下半年至1949年1月先后在沪州、乐山、峨眉、成都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1月在成都被捕，押送至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11月27日晚上在国民党大屠杀中逃出。新中国成立后在西南革命大学、重庆市广播电台等地工作，1983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