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中国青铜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商周时期存在着一个发达的礼器铸作和使用的阶段。自盘庚迁殷以后，商王朝政治上较为稳定，有一个长达二百余年的发展期，经济随之繁荣。作为晚商都城的殷墟，其青铜冶铸业的规模之大、产量之丰、技术水平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此期间，绝大部分铜器类型都已出现，大部分陶范铸造工艺已被娴熟使用，技术体系基本形成，工艺流程的规范化、工艺控制的严格性较之前代有大幅度提高，中国古代青铜冶铸的鼎盛期和陶范铸造的高峰由此开启。这一时期青铜冶铸生产的高度发达，对增强商王朝的国力和形成统一的青铜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响深远。

殷墟青铜礼器的铸作是基于化整为零的思想，将复杂的器形或工序分割为若干单元，以降低操作的难度。通过各种工艺手段与组合形式的配合运用，在更高层次上构成新的技艺系列，显示了“执简驭繁、寓巧于拙”的技术特色。铸型工艺的规范化，特别是水平分范的大量运用减少了铸型制作的难度；分铸法（铸接）的娴熟运用使铸造大量精美复杂的礼器成为可能；殷墟晚期分范合铸、铸焊及活块范等工艺手段的出现，成为西周时期浑铸技术回归的前奏。金属芯撑等工艺的应用，为质量控制提供了简便易行的手段，铸造质量和铸后加工的改进使得产品质量朝着尽善尽美的方向发展。

殷墟时期，高锡青铜和铜锡铅三元合金的配制技术趋于成熟，已能按照铜器的性能要求来选择适当的合金配比。武丁时期过度用锡的现象体现了人们对于铜器色泽和质地的追求，也体现了国力的强盛和资源的富足。殷墟三期以后对这种倾向做了修正，从商中期就存在的铜锡铅三元合金大为增长。高铅青铜的使用甚至成为殷墟四期青铜器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这可能与锡矿资源匮乏有关。另外，这种高铅青铜以及铅器的使用，是与随葬铜器的明器化和明器化铜器的高阶化相关联的。

所有的技术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推衍性的延展与突破性的创新相结合，殷墟青铜礼器冶铸技术的发展也不例外。在这个承传有序的序列里，如果说二里头时期奠定了青铜器陶范铸造的方向，商代二里冈时期构建了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大体框架，那么殷墟时期就是将这一工艺传统进一步发展和推向成熟的阶段，这是一个创造和继承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殷墟青铜器复杂多变的造型和繁丽多彩的装饰所体现的高超的铸造工艺，并不是简单地线性传承的结果，而有赖于商代中后期的技术传播和文化交流。来自其他地区的某些要素激发了制作者的灵感和创造性，以变换和融合的面貌出现在青铜礼器的制作中，并由于拥有卓越技能的工匠们世守其业，保证了技艺的传承。(https://www.daowen.com)

商王朝前期的频繁迁徙，对于社会和生产的发展是不利的。人们没有充裕的时间、人力、物力来积累和创造，所以技术水平不高，生产的规模也不够大。但二里冈文化传播的范围很广，其向南方传布的过程中，于长江中游建立了重要的据点——盘龙城。在迄今为止发现的早中商时期的青铜器中，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最早使用了分铸法、金属芯撑、“凹凸铸法”和镂空纹饰等技艺，这多半出于自创，比如源于补铸的分铸法和金属芯撑。而这些技艺均在殷墟青铜器上有所体现。正是由于对青铜器件的需求急速增长，在高级匠师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工匠们才需要采取新的工艺措施来保障和提高铸件的质量。分铸法和金属芯撑的出现及殷墟时期对这些技艺运用的深化，是与商王朝疆域扩大和青铜器的社会需求增加密切相关的。

由于礼器被视作神圣之物，商王室在铸造重器前要卜问吉凶，杀埋牺牲。有时在生产过程中，工匠们仍会卜问有关铸器之事。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敬畏感和世守其业的敬业精神，不同专长的工匠们在严密的组织管理下，不断克服技术难关，尽展其高超技艺。那些器形复杂多样、纹饰繁缛精美的青铜礼器，是工匠们的智慧、情感、技能和劳作的结晶。

殷墟青铜冶铸技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没有高超的青铜冶铸术，就不会有发达的生铁冶铸术。中国以生铁冶铸术为基底的钢铁生产体系与西方之迥异，恰恰是青铜时代技术传统影响的结果。先进的钢铁技术对于中国上古至近古工农业发展、人口增殖和国力增长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而正是高度发达的殷墟青铜冶铸技术的形成，奠定了中国传统金属技术发展的方向。

西方的英雄是铁匠，东方的英雄是铸师。千秋不朽的大匠之心，盖在继承、融合与创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