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此书付梓之际，是一个深夜，四周非常安静，静的能听得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距离我2006年博士毕业，时间已经过了一轮。新研究、新认识的丰富使我在原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几万字的内容以及数百张资料图，尽管如此，我依旧感到惶恐，不知道是否已经穷尽所有材料，更没有把握是否已完成一个立项的初衷，尽量完整全面地勾勒出殷墟青铜礼器铸造与生产的概况和面貌？
感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重大项目——“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的资助，把我这本书从岁月的深海中打捞出来，否则我会在“让我再继续研究和积累，这个问题还没搞清楚哎”的想法中一直无限延宕。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铜器范铸技术的发展演变”创新课题的资助，让我能够对殷墟青铜器和铸铜遗物进行详细地观察和分析。
感谢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的试点项目“古代冶金及铸造发明创造文化遗产科学价值研究试点——商周青铜器的范铸技术研究”（2008—2009），让我开始专注于商周青铜器的范铸技术研究。
12年了，当初认真埋下的一棵小树苗，今已亭亭如盖矣。在它生长的过程中，有太多人的关怀和帮助。因此，这注定是一个长长的感谢名单。
在我的博士论文的致谢里，我曾写下这样的话：
“我愿将最深的敬意与感谢献给我的导师华觉明先生和张柏春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励、帮助和指导，以我的怠惰，不知还会拖延多久。华先生从博士论文的选题、研究到写作，事事关心，引我走入别有洞天的学术圣地。其思想之博大、识见之深刻、治学之严谨、襟怀之豁达，使我感佩之余所获良多。张先生身教胜于言传，不仅教我研究方法，让我拥有多角度的研究视野，更让我懂得诚信、勇气和坚守在人生中的意义。”华先生此次专门为书作序，更令我感动不已。
那些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求教、问学的日子，一幕一幕，如回放的电影，让我百感交集。
感谢培养我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全体老师们，在这里我度过了三年半愉快的学习生活，得以初窥技术史的门径。我要特别感谢苏荣誉教授，我的良师诤友。他富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在论文选题和研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鞭策，让我时刻如芒在背，担心能否达到他严格的要求，当然，这本书也不例外。汪前进先生提供了一些史料的线索，于研究多有启发。张宏礼和罗凤河二位老师富有成效的工作帮我免除了许多琐碎程序的干扰。马普伙伴小组的邹大海和田淼老师，陈悦、尹晓冬二位同学，不仅在工作、学习中对我多有帮助，更在生活里给予很多关心。
经过12年的沉淀和思考，事实上这本书的面貌已经与我的博士论文非常不同，而这直接得益于我的合作者们的贡献。
感谢我在此课题中最重要的合作者，我的同事，也是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发掘和整理者之一的岳占伟先生，他以一个考古学家的耐心和直觉认真整理数量如此巨大的遗物，挑出最具代表性的标本，也提供最独特的观察视角。如果没有他的巨大贡献，本书不会呈现如此丰富的面貌。我们在位于地下室的陶范资料库里里观察、讨论、争辩，因为新的发现欣喜不已，也因为难以解释的现象困惑不已。那些时刻，我一生永远不会忘记。
南方科技大学的唐际根教授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站长，他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荆志淳教授，于我而言，亦师亦友，他们对我的研究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我们合作了殷墟陶范的材料分析以及铅锭的研究，其中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学院的教授史道曼教授的基础数据非常重要。
感谢我另一个长期的合作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陈建立教授。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合作研究过多个商周遗址出土的铜器和铸铜遗物，试图建立中国先秦陶范数据库以及陶范铸造技术传播交流的时空网络，他做事的认真和坚毅，他对于学术的坚持，让我感佩的同时也获益良多。(https://www.daowen.com)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周文丽副研究员和我合作了关于殷墟时期熔铜技术的研究，特别是熔铜器具的分析，她的工作既细致又有宽广的视角，这得益于她在国内外接受的严格教育，更得益于她认真的自我管理。
我的硕士导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原思训教授在我刚工作的时候就提醒我要注意收集资料，他带着杨宪伟老师拍摄了第一批殷墟青铜器的X光片。后来北大的胡东波教授、杨宪伟老师和王鑫，帮我系统拍摄了殷墟青铜礼器的X光片，胡东波教授还将其翻拍成数码照片，大大方便了我的研究工作。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尝试去探讨殷墟青铜器的工匠身份、组织管理以及与生产相关的祭祀、占卜等内容，里面涉及大量的甲骨文和金文文献，因为第二研究室严志斌研究员的仔细校正和指点，我才不那么忐忑。严博士还希望我能对材料有更深入透彻地的分析，我力有不逮，让他失望了。我希望将来能和他合作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孙亚冰研究员仔细审核了所有甲骨文材料的引用，规范了行文，特别感谢她的严谨、认真和无私的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刘健研究员曾是我的舍友，她向我推荐了有关古埃及工匠的研究论文，使得我能够从更广阔的地域空间来看待晚商时期的工匠问题，深深感谢她热情无私的帮助。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张昌平教授在我最初动笔的时候还在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他帮我联系了考察盘龙城青铜器的事宜，湖北省博物馆的万全文副馆长和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的朱红女士提供了具体的帮助，使我得以仔细研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当时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的陈彦堂师兄带我考察了河南出土的商代早中期青铜器。两位北大师兄的帮助，让我的研究内容丰富了很多。张教授长于青铜器铸造工艺的研究，与他的讨论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感谢刘政书记、陈星灿所长和朱岩石副所长对我的信任和鼓励。王巍、杜金鹏、王学荣诸位先生，慨允我使用孝民屯铸铜遗址的材料。跟殷墟考古密切相关的各位同行，岳洪彬、何毓灵、唐锦琼、常怀颖、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李永迪、中研院史语所的内田纯子等都跟我有过合作，而牛世山、李志鹏、中研院史语所的黄铭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倪克鲁（Lukas Nickel）、北京科技大学的陈坤龙和刘思然等都跟我有学术上的交流和讨论，这些合作、交流、讨论，构成本书潜在的暗流。想起考古所的安阳工作站，满心温暖的回忆，如同院子里盛放的樱花。所有安阳队的同仁，无论是前辈学者还是同龄人，甚至每一位技工和民工，都为我在安阳的研究工作和生活提供过全方位的帮助。
我们科技中心的历任领导，袁靖、李淼、赵志军、刘建国、王明辉等都对我非常理解和支持，一直鼓励我尽快发表相关研究成果。感谢岳占伟、岳洪彬、何毓灵、张昌平、周文丽、胡东波、何努及上海博物馆的廉海萍和马今洪等学者提供研究需要的图版。张蕾、付兵兵、杨梦菲及故宫博物院的刘建宇帮我绘制和修改图片。刘方、刘小贞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李夏廷绘制了线图。韩雨和东晓玲，帮我修订统计数据。陆志红、金文馨、张文辉为我查找资料提供诸多便利。感谢内田纯子和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的丹羽崇史，帮我查找、核对部分英文和日文文献。
付兵兵、常怀颖和刘建宇通读了全书，帮助详细修正了一些行文及标点中的疏漏。清华校友卢滇楠和钟正权帮我调整了底稿的格式。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这部著作肯定会大为逊色。
感谢本书的编辑伍茗欣等，感谢她们不厌其烦地调整书稿的格式，保证书稿的出版时间和质量。感谢所有为这本书的顺利出版提供帮助的人。所有人的帮助，我都会记在心里，深深感激。如果我在这里不小心遗漏了谁的名字，请原谅我的无心之失。
最后，我要把感谢给予我的家人。在本书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我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有时候在外出旅游的时候，也是他们在玩耍，我在宾馆里写作，想起来充满了愧疚。感谢我的先生和孩子，他们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我幸福的源泉，感谢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父母年事已高，还是会在每次见面的时候关切地询问书稿的进展，让我又感动又惭愧。还在孩提时代，我就不愿让他们失望，希望这本书也能勉力达到他们的期望。
一部著作，在交付之际，也是接受读者的评判之时。即便我如何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因为能力所限，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
我诚挚的期盼着来自你们——亲爱的读者们的鼓励、鞭策、建议和探讨。
刘 煜
201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