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目前，本章讨论将重心放在了博士生教育的核心方面：项目结构、研究选题和指导实践。这份对21 世纪早期博士生教育的简要概述，促使人们思考博士生教育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多样性。通过强化对学生和研究选题的选择而实现风险最小化，这种应对政策的力量会对多样性造成损害。对于欧洲大学来说，澳大利亚的案例可能展示出它们感兴趣的发展态势——比如要求改变博士项目结构和期限的压力——从而促进国家体系的转变，迫使高等院校审视它们的实践。特别是这一压力伴随着政府资助的进一步紧缩，并且政府资助基于博士生培养的成果，澳大利亚的案例可能提供有用的启示。

博士项目结构的多样性显而易见，这可谓20 世纪90 年代博士生教育发展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种多样性被证明是与学科相关的，而非取决于博士学位的类型。最初作为哲学博士学位的可替代方案而被提出的专业博士学位，被认为是一种通过引入课程来快速跟进博士研究的手段，也是将行业与职业的相关性引入博士研究选题的手段。越来越多的学术文献提倡专业博士学位项目的研究具有独特性。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传统的”哲学博士已经不再存在，结构变化本质上是与学科相关的，因院校背景的不同而不同。课程是大多数博士生教育的一个特征，不过课程类别和时间因学科类型而异。

同样，可以认为相比于博士类型，学科对研究问题的影响更大。人们认为，在同一学科内，与哲学博士学位项目的研究问题相比，专业博士学位项目的研究选题与工作场所有更紧密的联系，相关性也更强。然而，本研究中所有的专业博士生都指出，他们的研究选题无论是在哲学博士项目中还是在专业博士项目中都可以适当地推进。经验丰富的博士生导师也支持这一观点。在博士学习期间，学生们可以随时在这两种学位中转换，这一特点十分突出。此外，将研究的相关性与行业、专业和工作场所相联系，看起来很不确定，且难以在实践中实现。就算职业或工作场所与研究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也是由学生个体的兴趣创造出来的。总体而言，专业博士学位项目缺少与行业、工作场所或职业的联系，这一点令人惊讶。在针对各学科研究的讨论中，区分由学科驱动的（纯粹的）研究和由社会或实践驱动的（实用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在专业学科中，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按照定义来说密不可分（Becher，1989；Neumann，2002b）。但是，尽管纯粹与实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区别在讨论中看似清晰明确，但实际上它们是重叠的，界限并不清晰（Neumann，1992；Neumann，1993；Rip，2000）。(https://www.daowen.com)

鉴于专业领域里理论和实践相互交叉，可以说这些学科中的学位应当是专业博士而非哲学博士。然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哲学博士学位和专业博士学位之间的差异能否继续服务于教育目的。一个更有效的方式将是：在面对改变时保持开放态度、运作比较灵活的组织结构内，维持博士结构的多样性。支持在哲学博士学位和专业博士学位之间做出人为区分，可能意味着二者之间的差异仅在于专业博士学位项目收取学费。在政府政策顾问的推动下（某种程度上作为增加收入的手段），专业博士学位项目尤其是管理学领域的项目，已经被设立成收费研究项目。在本研究中，一些工程和人文院系里的大学管理人员，正在考虑将专业博士学位项目以收费项目的形式引入专业中。最近，公共卫生专业中已经引入了收费的专业博士学位项目。不过，在本章所介绍的这份全国研究中，只有管理学领域的专业博士学位是收费项目。即使在这一领域，学生支付学费的能力和意愿也仅局限在非常少的项目中，而先前针对工商管理学博士学位的研究中有证据表明，几乎没有几个项目能够收取到高额学费（Neumann 和Goldstein，2002）。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考虑可能会限制多样性的力量。政府对博士生教育资助的改变以及早些年对大学资助的削减，显然影响着指导实践、博士研究选题的规模与管理。此外，这种影响也波及大学对学生的挑选，以便于它们应对即将到来的资助新时代。在所有学科群组中，都能明显发现人们对最初的选题选择、研究选题的规模以及减少用于完善选题的时间越来越重视，无论是从已经实施的做法还是准备实施的策略中，都能看到这一点。20 世纪90 年代末，政府资助的大范围削减所产生的影响在自然科学学科和工程学领域尤为明显。为行业资助人快速提供结果的研究选题被描述为“已经结构化了”和“生产线”。人们主要考虑将研究选题选择的风险降至最低，并招到那些可能需要最低限度的指导却最有可能快速完成学业的学生。对于人文学科，高校采取的措施是采用一种自然科学式的指导模式。而由此产生的风险最小化策略，则需要高校选择那些最有可能在3～4 年的有限时间内完成学业的学生。高校的风险管理方式还要求招收能够在最少指导下推进学业的学生。还有一条不成文的政策，那就是优先考虑可能只需要有限指导的全日制学生，同时避免选择那些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可能需要更多指导支持的学生。

本章认为博士生教育正处于转型期，受到政府和全球政策的强力驱动。特别是政府通过资助方式直接干预博士生教育，迅速促使大学重新评估其博士生教育的方法和实践。对博士生按期毕业这一结果的竞争性资助，可能会给博士生研究过程的核心方面带来影响深远的变化。博士生教育的多样性在过去的10 年里经历了强势的发展，如何确保各种多样性的积极面向得以保留，是大学面临的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