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畜牧业
从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麻栗坡小河洞、耿马南碧桥石佛洞等新石器时代的发掘情况看，丰富的动物遗骸为云南新石器时代的家畜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宾川白羊村遗址的年代为距今3770±85年，可以确定的家畜有狗、猪、黄牛，可能还有羊和猫。元谋大墩子遗址的年代为距今3210±90年。可以确定的家畜有狗、猪、黄牛、鸡，可能还有羊。其中前三者的标本总数为225件，占可供鉴定的哺乳类标本300多件的2/3以上。麻栗坡小河洞遗址的年代未经测定，应该与大墩子遗址相当或稍晚，有马和猪的遗骨。相当于这时期的遗址还有元谋下棋柳，有狗、猪、黄牛等家畜；广南铜木犁洞有猪、牛、马等[39]。从各遗址的发掘看，云南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已开始驯养了猪、狗、牛、羊、马和鸡等动物，也有许多野生动物和水产品。可见，这一时期当地居民除从事农业生产外，还经营畜牧业和渔猎生产，整个社会经济也有了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
（一）驯养动物
（1）猪。猪是云南新石器时代先民饲养得最多最普遍的家畜，凡在遗址里收集或出土动物遗骸，普遍多有猪骨发现，表明饲养猪在当时相当普遍。在大墩子遗址中，猪骨占可供鉴定的猪、牛、狗等3种饲养动物遗骨总数的48%，居第一位。养猪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应是在农业相对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40]
（2）牛。牛骨在各遗址中亦属常见，在元谋大墩子遗址中，牛骨占可供鉴定猪、羊、狗3种标本总数的42.2%，数量仅次于猪骨。从出土牛角的形态来看，驯化牛的品种应是从印度种野牛驯化而来的黄牛。驯化牛主要是供食用，尚无供役用的情形。在新石器时代的沧源崖画中，可以见到颈上套绳被人牵拉的牛和伴随猎人的狗，说明当时牛、狗已被驯化。
（3）狗。云南最早的狗骨发现于距今约4000年的宾川白羊村遗址。元谋大墩子出土狗骨的数量仅次于猪和牛，居第三位，占可供鉴定的猪、牛、狗等3种标本总数的9.8%。大墩子遗址发现的狗骨标本共22件，包括上颌骨3件、下颌骨13件、犬齿5件、颊齿1件。一般前臼齿较细，呈三角状，排列松散，上臼齿为钝三角形，齿带明显，前尖比后齿大；上裂齿较长，下裂齿弱小且分为内外附尖，外附尖比内附尖大；下颌水平支下沿突起，两水平支夹角约30度；第三下臼齿很小，区别于下颌每侧仅有两个臼齿的豺，属驯养动物无疑。可见狗也是当时重要的饲养种类。
（4）马。马也是云南新石器时代先民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麻栗坡小河洞遗址等出土过马骨并认为属家马[41]。又在广南铜木犁洞、江川古城山、马龙红桥仙人洞、寻甸先峰姚家村石洞、宣威格宜尖角洞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都出土过马骨。由此，可初步确定，在三四千年前云南已驯养马了。(https://www.daowen.com)
（5）鸡。鸡也被驯化，在元谋大墩子遗址发现了鸡骨标本，其中一件的蹠骨上保留有距骨，这虽然是家鸡和野鸡共有的特征，但该遗址瓮棺中发现一件鸡形陶壶，该陶壶既是生活用的器皿，又是原始艺术品，其造型离不开史前艺术家对当时人们饲养的家禽——鸡，通过长期细致的观察，从另一侧面说明当时已有驯养的家鸡了（见图Ⅳ—31）。
图Ⅳ—31 元谋大墩子出土的鸡形陶壶
（6）羊。大墩子遗址中发现一件羊的第三右臼齿，齿冠较高，外侧无附柱，应属驯养种。
丰富的驯养动物的遗骨证明，这时的饲养业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仅次于农业。在云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数百处地点中，有贝丘遗址（湖滨遗址，以丰富的螺蚌壳等堆积为遗址特征）、洞穴遗址、村落遗址等。经过科学的发掘，面貌较为清楚的有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遗址、永仁菜园子遗址和永平新光遗址这几个原始社会村落遗址，其经济面貌是：①以磨制的石斧、石锛、石刀及蚌刀等作为主要农业生产工具，其农业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②原始居民使用陶器。③原始居民种植稻谷。④遗址中发现猪、狗、牛、羊、鸡等家畜（禽）骨骼；鹿、野兔、豪猪、松鼠、竹鼠、黑熊、猕猴等野生动物骨骼；还发现蚌、鱼、田螺、蜗牛等水生动物的骨骸甲壳。
对这些遗址的经济面貌加以分析，我们便会发现，云南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村落的主人是定居的农业民族，他们居住在固定的草木结构房舍内，使用陶器、种植稻谷，但决不是单一的只种植粮食，而是从事多种经营：从事家畜（禽）的饲养业，养狗、猪、牛、羊、鸡。遗址中出土一件陶制的鸡形壶，把一只陶壶做成蹲踞的母鸡，鸡尾微翅，遍体饰以点线纹，代表羽毛，双眼制作得活灵活现。原始居民对鸡刻画准确，造型生动，表明他们对鸡有长期细致的观察。这是人们长期从事家禽饲养后才能创作出这样的艺术品。同时，村落的主人们还从事捕捞、狩猎，有出土动物骨骸及大量石箭镞，甚至还从事采集。这些表明他们不仅从事多种经营，而且经营的项目繁多。这几个村落遗址说明云南农业多种经营的历史十分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