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特征
滇东南的青铜时代文化在文山州地区广泛分布，虽然发现的遗址及墓葬较少，仅发掘了广南牡宜白崖脚青铜时代墓地、广南牡宜古墓地，其他多为采集器物。出土器物数量不多，但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的种类还是不少的，并且颇有特色，其中以铜鼓为典型器物。
铜鼓是滇东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典型代表器物，是我国古代南方一些少数民族所使用的重器、乐器。云南是古代铜鼓的发源地，而文山州又是古代云南使用铜鼓的重要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文山全州发现铜鼓138面，居云南之首，且分类中的8个类型都有，其中属于青铜时代的铜鼓类型是万家坝型和石寨山型铜鼓[131]。
1.万家坝型铜鼓
文山州有最原始、最早的铜鼓类型万家坝型铜鼓6面，这可以说是文山铜鼓的特点之一。它们分别是丘北县草皮村鼓、文山市平坝鼓、广南县沙果村1号鼓、广南县沙果村11号鼓、砚山县大各大鼓、广南县者偏鼓。
文山市平坝鼓，1926年出土于今文山市平坝镇，鼓面中间有突起的太阳纹，直径6厘米，无芒无晕。胸部较突出，最大径偏上，胸、足部光素无纹。腰上部用4条弦斜线带纵分为8格，格间无纹。腰下有6晕，1晕带卷云的三角形，2、3、5晕光素，4晕两行并列同心圆纹，6晕绹纹。4个扁耳，鼓身两道合范线，通体可见垫片6圈98枚。呈铜绿色，面径33厘米，胸径41.5厘米，身高26.5厘米，足径44.5厘米，高3厘米，厚0.2厘米，重13.8千克。
丘北县草皮村鼓，于1962年在今丘北县双龙营镇戈寒村草皮村东面700米的龙山上出土，出土时鼓面向下。鼓面中央的太阳纹较小，直径约8厘米，5芒，形状不规则，太阳纹不成熟。鼓面四周微下陷，中央凸起，较厚，约1.5厘米，无晕。腰部有上、下格，上格由8组宽斜线雷纹分为8个不均格，格间饰13个爬虫纹。下格5晕，1晕锯齿纹夹复线三角纹，2晕雷纹，3晕点线纹，4晕并列同心圆纹，5晕点线纹。足光素，有对称四扁耳。两道合范线，胸部合范线两侧各有2个对称圆柱，高1.5厘米，直径1厘米。鼓身有垫片痕迹9圈169枚，通体黑褐色。面径63厘米、胸径72厘米、高39厘米、足径74厘米。
广南县沙果村1号鼓，于1983年在广南县沙果村后山南坡出土，出土时鼓面朝下。鼓面中央饰太阳纹，13芒。胸、足部素面。腰用纵线分为8格，格间无纹，两道合范线，有垫片痕迹。四扁耳，铜色发紫，面径47厘米，胸径55.5厘米，高37.1厘米，腰径41.2厘米，足径62.8厘米，重29千克。
广南县沙果村11号鼓，于1985年在广南县沙果村后山北坡出土，出土时鼓面朝下。鼓面中央饰太阳纹，无芒，直径9厘米，均为素面。两道合范线，胸部最大径偏下，铸双耳，大小不一，面径40.3厘米，胸径55.1厘米，腰径41厘米，高31.3厘米，足径53厘米（见图Ⅴ—45）。
图Ⅴ—45 广南沙果村11号鼓
砚山县大各大鼓，于1997年6月在砚山县阿基乡大各大村出土，出土时鼓面朝下。鼓面、胸、足部光素，腰间用8条竖线分为8格，格间无纹。鼓身有很多砂眼，鼓面平展，中央无鼓凸现象，两道合范线，鼓身有垫片5圈71枚，呈铜绿色。面径65厘米，胸径80厘米，高40厘米，足径81厘米。
广南县者偏鼓，于2001年7月在广南县者兔乡者偏村安得克山出土。鼓面中央饰太阳纹，12芒，二者间饰三弦纹，有5个芒尖标有三角箭头。胸、足部素面，腰用纵线分为8格，格间无纹，两道合范线，胸部最大径偏上，鼓身布满铜绿色，面径45厘米，胸径59厘米，腰径47厘米，足径64厘米，高36厘米[132]。
由此6面鼓可以看出，文山的万家坝型铜鼓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1）体型硕大，但显得偏矮，尤以大各大鼓鼓面直径在同类型铜鼓里居冠，导致文山万家坝形铜鼓沉稳庄重，而其他地区的万家坝型铜鼓挺拔娟秀。（2）纹饰上其他鼓鼓面中央有太阳纹，大各大鼓却没有，中心部位有许多砂眼，和周围一样平。者偏鼓太阳纹有5个芒尖带外指箭头，在早期铜鼓中罕见。平坝鼓、沙果村1和11号鼓、草皮坡鼓太阳纹和光芒不在鼓面中央，显示早期铜鼓铸造水平不高。万家坝型铜鼓常在内壁铸纹饰，而文山6面鼓均无。草皮坡鼓腰部的鼍纹也与其他万家坝型铜鼓不同，且此鼓胸部出现2个对称圆柱是所有铜鼓中的特例。者偏鼓扁耳有绹纹，沙果村1号鼓只有2扁耳，都与万家坝型鼓一般情况不同。（3）文山6面鼓使用较多垫片且一圈一圈均匀分布，与万家坝型鼓一般垫片较少，分布不均的情况相异。（4）早期铜鼓一般呈铜绿色或红铜色，草皮坡鼓却呈黑褐色，与晚期鼓相似；一般鼓足外侈，它却略内敛。经对合金含量的比例分析，文山万家坝型铜鼓与其他地区同类鼓相比，含铜量相近，含锡量却偏高，平坝鼓、大各大鼓、草皮坡鼓、沙果村11号和1号鼓、者偏鼓的含锡和铅量依次逐渐增加，表现出其逐步趋于合理范围和铸造技术的逐步提高。这6面铜鼓分为万家坝型铜鼓的Ⅰ、Ⅲ、Ⅳ式，广南县沙果村Ⅱ号鼓属万家坝型铜鼓之Ⅰ式鼓，时代在春秋中期或更早；广南县沙果村Ⅰ号鼓、广南县者偏鼓和砚山县大各大鼓属万家坝型铜鼓之Ⅲ式，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丘北县草皮坡铜鼓和文山县平坝鼓属万家坝型铜鼓之Ⅳ式，时代为战国晚期。可见文山州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的年代上限在春秋中期或更早，下限在战国晚期，与整个万家坝型铜鼓的年代框架一致，也体现了文山地区早期铜鼓的发展顺序[133]。
2.石寨山型铜鼓
石寨山型铜鼓是万家坝型铜鼓的直接继承者。它是以云南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铜鼓为标准器的，是铜鼓中最精美的类型，其时代在战国晚期至东汉初期，文山州出土了6面石寨山型铜鼓。
古木铜鼓，1989年11月出土于文山县古木镇古木村，鼓面径29.5厘米、高24厘米、足径39厘米。鼓身合范线两道，窄条辫小扁耳4只。鼓胸、腰、足三段明显，足外侈。鼓面中央有太阳纹12芒，芒间夹斜线，单双弦把面分为7晕，其中第2晕羽状纹，第3、7晕素面，第4、6晕点纹，第5晕锯齿纹。胸部分5晕，其中第1、3晕点纹，第2晕锯齿纹，第4晕4人船纹4组，裸体划桨状，第5晕羽状纹。腰部分上、下两段，上段将腰分为8个均等格，格间饰一站鹭，下段分3晕，第1、3晕点纹，第2晕锯齿纹，足部光素，其时代为石寨山型中期。
孟梅村Ⅰ号鼓，1992年4月征集于富宁县木央镇普阳村孟梅村，鼓面径41.2厘米、高15.2厘米、足径46厘米，辫纹耳4只。鼓面13晕，太阳纹8芒，光体和芒混为一体，芒间有复线人字纹。第2、4、6、8、10、12、13晕素面，第3、5、9、11晕锯齿纹，第7晕较宽，为主晕，饰4头高峰牛，2只鹭鸟。胸部6晕，第1、3、5晕素面，第2、4晕锯齿纹，第6晕较宽，有3人、2人船纹3组，船形制同，人均裸体，3人船上人带羽冠，2人船上人有发髻持羽毛状物。腰部分上、下格，上格把鼓腰分为6格，格间饰牛，下格5晕，纹饰与腰部1～5晕相同，足部素面，合范线2道，其时代为石寨山型晚期。(https://www.daowen.com)
孟梅村Ⅱ号鼓，1992年征集于富宁县木央镇普阳村孟梅村，鼓面径40厘米、高24厘米、足径43厘米，辫纹耳4只。鼓面17晕，太阳纹光体和芒混为一体，芒间有复线人字纹。第2、4、6、8、10、12、14、16、17晕素面，第3、7、11、15晕锯齿纹，第13晕同心圆纹，第9晕较宽，为主晕，饰4头高峰牛和4只翔鹭，相互间隔。胸部有船纹，上立4个几何状物。腰部双连梯子纹分格，格间饰牛，腰下部有圆点纹、锯齿纹。足部光素，鼓面完好，其时代为石寨山型晚期（见图Ⅴ—46）。
图Ⅴ—46 孟梅Ⅱ号鼓
城子上鼓，1975年7月出土于麻栗坡县天保镇南温河城子上村。鼓面径36.2厘米、高28.3厘米、胸径41.8厘米、足径43厘米。鼓身合范线两道，绳纹扁耳2对。胸部饰4组船纹，船上坐4人划船。腰上部纵分成10格，格间饰牛纹，鼓面为阴文刻，鼓身为阳文刻。鼓面单弦分7晕，其中第1晕太阳纹，第2晕为主晕，饰4只翔鹭纹，第3、7晕点纹，第4、6晕锯齿纹，第5晕圆圈纹。胸部6晕，第1、5晕点纹，第2、4晕锯齿纹，第3晕圆圈纹，第6晕4只船纹，4个裸体羽冠人持桨划船。腰部上段分10格，其中4格是牛纹，6格不清。腰下部5晕，纹饰与胸部1～5晕相同，其时代为石寨山型中晚期。
开化鼓，原由开化府苗族酋长收藏，后流至越南，最后转至欧洲，现藏于奥地利。鼓面径65厘米、身高53.5厘米、足径71厘米。鼓面单弦分为16晕，中心太阳纹12芒，芒间饰坠形纹，第2～6晕点纹，勾连圆圈纹夹勾连雷纹带，第7晕是主晕，饰舞人两组，每组有4人奏乐，7人舞蹈，另有编锣一架，干栏式房屋2座，屋顶立鸟，屋内有铜鼓台、罐等器物。第8～10晕点纹夹勾连云纹带，第11晕翔鹭纹18只，第12～16晕点纹、锯齿纹夹勾连雷纹带。鼓胸上部纹饰带与鼓面第12～16晕相同，鼓胸有羽人划船纹6组。鼓腰上部纵向分为6格，每隔饰一持盾羽人，腰下部纹饰带与鼓面第12～16晕相同。
广南鼓，1919年出土于广南县黑支果乡阿章村，鼓面径68.5厘米、高46厘米、胸径80.5厘米、腰径62厘米、足径84厘米。绳纹扁耳2对，鼓面14晕，太阳纹21芒，芒间填斜线，第2、7晕为点纹、勾连云纹、锯齿纹，第8晕素面，第9、14晕点纹夹锯齿纹，胸上部饰点纹夹锯齿纹带。中部饰4组船纹，每组船上7～8人，裸体、项髻，其中第1、4人戴羽冠，执羽仗。第5人坐台上击鼓，第7人掌舵，其余人划桨。腰纵分成14格，格中有羽人对舞和剽牛图案。两幅剽牛图很特殊，图案中央立一长柱，柱子上端有羽葆物等。下系1牛，牛正前方1人举斧，牛背后1人扬钺而砍，每格内还有一对扮作翔鹭的羽人舞蹈，姿态各异。剽牛图相邻的另一侧是一幅猜拳罚酒图案，很生动。此鼓是目前云南发现最大的一面铜鼓，也是石寨山型铜鼓中最为精美的。
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征是：鼓面径大于腰径，足沿无折边，胸腰际有窄条扁耳4只，纹饰有翔鹭纹、船纹、芒纹、点线纹、弦纹、锯齿纹、舞人纹、羽人纹、牛纹、圆点纹、组合几何纹等。文山石寨山型铜鼓即具有该类型铜鼓的一般特征，主要纹饰为太阳纹，反映了人们对太阳神的崇拜和统治者神化自己统治的用心。竞渡纹，是石寨山型铜鼓最有代表性的纹饰，文山铜鼓有4面有此纹；同时它们又具有地方特色，文山6面鼓翔鹭纹与其他石寨山型鼓区别很大：一是在鼓面的主晕上，有站立的，如孟梅村1号鼓，并非都为飞翔；二是鼓腰上有鹭鸟纹，如古木鼓，其他鼓没有，牛纹、舞人纹也与众不同[134]。
从以上对万家坝型铜鼓和石寨山型铜鼓的分析可知，万家坝型铜鼓花纹极少，但两种最重要、具标志性的花纹却遗传至石寨山型铜鼓上：一是鼓面的光体，遗传到石寨山型铜鼓鼓面上的不仅有光体还有光芒，构成完整的太阳纹；二是内壁上的鼍纹，遗传至石寨山型铜鼓就铸造在鼓面或鼓身上了。两种铜鼓在同一地区连续出土的分布特点较特殊，并具有长期性。自春秋时期就在广南一带出现，随后兴盛，成为该地区青铜文化中最重要的器物，上自春秋战国，下至近现代一直沿用，从未间断，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文山州出土及采集的青铜器多为生产工具，如靴形铜钺、柳叶形椭圆形銎铜矛和长条形的铜斧、铜锄、铜叉以及尖叶形铜锄、扁平长条型铜凿等。另在广南牡宜白崖脚下的台地上还陆续有铜器和玉石器挖出，还有器形较大的铜筩。陶器以广南牡宜东汉墓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器极具地方特色。
本区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是靴形钺、铜鼓、尖叶形铜鑺、长条形铜锄、特殊铜矛等。靴形钺多分布于红河流域以东地区，包括红河州东部、文山州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及越南北部地区，与靴形石器分布地域相当，说明这是一种由土著文化发展起来的青铜文化，还融入了青铜文化因素[135]。尖叶形锄和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汉墓中所出土的锄，夜郎文化中的鑺，形制大致相同。方銎铜斧、柳叶形矛和铜叉等都是滇池地区青铜文化中的常见器物。铜筩的出现则反映了本地区文化与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的确有着某种交流。
文山州是云南省历史上使用铜鼓的重点地区，广南、西畴、文山等数县市都曾出过铜鼓。至今这里的部分少数民族仍使用铜鼓，也保留着不少有关铜鼓的古老传说和习俗，加强对该地区铜鼓的研究对了解当地民族的历史、迁徙、分布以及我国古代铜鼓的播迁路线等都有一定意义。
几何印纹陶是百越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广南牡宜汉墓出土了完整的几何印纹陶器，说明在东汉时几何印纹陶的制作技术传入该地区。西汉置益州郡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域性文化发展停滞，汉文化影响强大，东汉时所见的文化因素几乎全汉化。牡宜汉墓就显示了汉文化进入的特点，只有铜鼓和制陶业是区别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文化差别的物证。
文山州东北部，在西汉初期为句町属地。句町处在南越、夜郎和滇之间，成为这三大经济区域的枢纽地带。其北部与夜郎、漏卧为邻，西接于滇，北盘江、南盘江提供了交通便利。东与南越毗连，沿红水河、郁江可通达交广。南下沿锦江，明江可抵交趾。交通方便，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句町族与滇、夜郎，且兰、靡莫、漏卧等同属濮越族系的民族，生产水平、风俗习惯相近。所以，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面貌与滇文化、夜郎文化有较强的一致性，其中也包含着和越南青铜文化相似的文化因素。
云南自公元前18世纪进入青铜时代，国内学者以文山州青铜文化代表器物——铜鼓为断代依据来分析，认为在文山的6面万家坝型铜鼓中广南县沙果村Ⅱ号鼓属万家坝型铜鼓之Ⅰ式鼓，其时代为春秋中期或更早；广南县沙果村Ⅰ号鼓、广南县者偏鼓和砚山县大各大鼓属万家坝型铜鼓之Ⅲ式，其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丘北县草皮坡铜鼓和文山县平坝鼓属万家坝型铜鼓之Ⅳ式，其时代为战国晚期。可见文山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的年代上限在春秋早期或更早，下限在战国晚期。而文山的6面石寨山型铜鼓，古木铜鼓属石寨山型中期，城子上鼓属石寨山型中晚期，孟梅村Ⅰ号鼓和Ⅱ号鼓属石寨山型晚期，可知文山石寨山型铜鼓的时代大致在战国晚期至东汉初期。因此，本区青铜文化的年代可以测定，其时代上限以文山州广南县沙果村出土的两面万家坝型铜鼓为断代依据，确定为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即春秋早期至春秋中期。下限以文山州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广南鼓为依据，定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即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136]。
滇东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这一时期，也就是春秋至西汉中晚期。在分期上大概可知文山万家坝型铜鼓属于滇东南青铜时代早期典型器物；石寨山型铜鼓属于滇东南青铜时代晚期代表器物。该区域的青铜器如靴形铜钺、尖叶形铜鑺、长条形铜锄、特殊铜矛、铜筩等，特别是石寨山型精美铜鼓的出现，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共创辉煌，是处于云南青铜文化的繁荣及鼎盛时期的表现。而牡宜汉墓出土的汉式器物增多，说明汉文化进入该区域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本地文化特征削弱，无疑步入青铜文化的衰亡时期了（见图Ⅴ—47）。
图Ⅴ—47 文山州博物馆馆藏青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