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水平测度方法

城镇化水平的评价和预测可以分为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最常见的单一指标是城镇人口。联合国在1974年出版的《城乡人口预测方法》中，“以‘城乡人口增长率差’作为城镇化速度的指标，采用指数函数来计算城乡人口的增长率，推导出城镇化水平随时间增长的规律。在假定城乡人口增长速率差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化水平曲线随时间轴表现为一条向右上倾斜的‘S’型曲线，城镇化水平随时间从发展缓慢到快速发展然后趋于平缓；而城镇化率的增长速度表现为倒‘U’型曲线，这说明城镇化率的增长速度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内首先逐渐加速，然后减慢最终缓慢趋于0”。该方法是联合国用来预测世界各国的城镇化水平时常用的一种方法，被称作“联合国法”。

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也是采用城镇人口单一指标法来计算城镇化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作为城镇化率。由于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原因，城镇人口统计分为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得到的常住人口和公安年报统计的户籍人口。2014年以前的《江西统计年鉴》中人口构成情况包含了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两类统计结果，2014年之后的统计年鉴则全部采用的是常住人口统计结果。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一般比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高，例如2013年江西省户籍人口中非农业人口占比只有26.87%，而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占比达到了48.87%。主要原因是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如果在一个城市工作居住超过六个月，则纳入城镇人口统计，但是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取得城市户籍，而是表现出“双栖”特征，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主要按照常住人口计算，虽然反映了城乡实际人口迁移情况，但是农民工被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挡在了城镇化成果之外，因而被认为是“伪城镇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城融合不紧密，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同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隐患。

人口比重法充分体现城镇化人口往城镇迁移的内涵，而且数据易获取，是测算城镇化水平最基本的方法，但问题也恰恰来源于城镇人口的统计数据。城镇建制和城镇人口统计标准并不是维持不变的，这就会导致单纯计算城镇人口比重并不一定能准确反映城镇化实际水平。例如在杨晶媛开展的滇池流域城镇化对水污染结构类型的影响研究中，昆明市在2004年调整了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行政区划，总人口和城镇人口都有较大增幅变动。^[6]这就导致在计算城镇居民生活污染点源负荷时，根据城镇人口计算的城镇居民生活污染物排放量在2005年出现突增。但实际上，新划入昆明户口的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在短期内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仅仅只是统计数字的变化，以此计算得到的点源负荷变化结果显然是失真的。(https://www.daowen.com)

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口迁移和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土地利用转变的过程。土地的城镇化是指在某一区域城镇化过程中，农业用地转化为城镇业用地、农村用地转化为城镇用地的过程。鉴于人口比重法的测评结果，由于城镇建制和统计口径变化，容易导致失真的问题，有的学者从土地城镇化角度探索建立了土地指标法，利用建成区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来计算城镇化率。^[7]

相比于单一指标，综合指标法则是建立一个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对城镇化进行多角度测评。一般根据研究区域城市发展特征，从人口、经济、生活方式、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构建城镇化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再对各指标进行线性加权得到城镇化水平。例如张桂波在研究环鄱阳湖区水环境对城市化的胁迫时，选取了人口城市化（非农人口比重、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经济城市化（人均GDP、人均出口额、人均地方财政、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人均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城镇在岗职工人均工资额），社会城市化（人均邮电业务总量、每万人拥有本地电话数量、每万人拥有医生数量），景观城市化（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每万人拥有公路里程）四个维度13个指标来评估环鄱阳湖区42个县市城镇化综合水平。^[8]这些指标大体上都与城镇化水平直接相关。但部分指标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失去了表征城镇化进程的作用，例如每万人拥有本地电话的数量由于移动通讯和互联网的发展，反而呈下降趋势。综合指标法一般更能准确反映一个地区实际城镇化水平，但是指标体系所需要的数据并不一定都能获取到，尤其是县级层面的数据没有统计年鉴作为公开数据来源，不同地市统计年鉴公开的指标也各有差异，有些指标的数据也很难收集齐全，因此指标的选取除了要考虑与城镇化关联的紧密度，还要充分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