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工程[1]是人类智力与体力的完美结合，它既是人类智慧的对象化体现以及高水平的思想结晶，也是人类将改造自然的“设计智慧”以具象化形式融入实践活动的结果。可以说，自从有了工程活动，人类得以更进一步向着文明世界迈进。

关于“工程”的定义，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理解和解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提出“工程是人工过程；是在一定资源配置条件下，通过诸多技术的有效集成、动态运行和管理而形成的体现价值的特定系统”[2]。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汪应洛教授认为，“工程是一个包括多种要素的动态系统，是集成建构性知识体系，使技术资源和非技术资源最佳地为人类服务的专门技术”[3]。中国工程哲学重要的开创者之一、中国科学院李伯聪教授把工程定义为“对人类改造物质自然界的完整的、全部的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总称”[4]。按照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rl Mitcham）的理解，工程是“使科学原理应用于自然资源向建筑物、机器、产品、系统的最佳转换，为人类造福的过程”[5]。

总之，尽管学术界对于“工程”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是基于学者们的不同解释，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对于“工程”的共性理解：一方面，工程是物化的过程，从最初使用“工程”一词的语境来看，工程无疑是从其实体性、物质性而来，后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的其他层面，并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学涵义，从而逐渐形成对于工程的“泛化”理解，丰富了工程的内涵与外延，比如“希望工程”“菜篮子工程”“扶贫工程”“惠民工程”“廉洁工程”“安居工程”“绿化工程”等等具有广泛的社会属性和意义的工程；另一方面，任何一项特定工程的形成过程都是一个“系统化”“集约化”的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形成，既涉及工程本身的完善与发展，同时也离不开科学和技术对其提供的智力支持与资源保障。从人类工程的发展历程来看，从未出现过任何一项工程，从立项、实施、建设，直至完工的全部环节可以完全脱离科学和技术的支撑而“自行其是”，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与工程是一个“三元系统”，既相互独立又彼此相关，它们所行使的功能及其社会作用各有不同，又互为联系。科学为技术和工程提供理论支持，技术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方法和手段，工程则是基于科学与技术并为实现科学与技术的实体化、具象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科学、技术与工程这三者之间在特定情况下存在一定的转化关系。

工程存在于世的意义在于，工程是通过人的思考及实践行动，与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取得的实践经验互为契合。工程活动既可以建造符合基本居住要求和条件的场所，为生活提供栖身之地，也会有因各种原因导致的工程事故存在于工程物的使用前、使用中及使用后。如果我们把工程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所谓“事故”通常是指影响某项工程特定系统的正常功能及其使用，并已对相关使用者或工程物本身造成的损害。可以说，有工程的地方就存在发生工程事故的可能性。换言之，工程事故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表现在工程活动中的衍生物，在工程规划设计、工程施工现场、工程的使用过程等不同阶段都有可能存在工程隐患甚至由此发生工程事故。低劣的工程质量导致工程耐久性、使用等级、结构稳定性等指标全面降低，工程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影响工程后续进度，使工程无法正常交付使用。(https://www.daowen.com)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日益加快，中国正处于工程建设全面发展的高峰期，然而，相伴而生的则是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各种工程事故的频发。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已进入工业化国家时代，这个时代正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管理风险和灾难，就像他们过去花费时间和精力管理城市和工厂的创建”[6]。

如前所述，工程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涵盖道路桥梁、给水排水、建筑设计、建筑地基、建筑结构设计、建筑施工设计、燃气与供热、市容环境等不同领域和行业，因此，不同行业的工程事故具有不同的特征、属性与认定、处理方式。考虑到本书主要是站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讨论以工程事故为主的相关问题，而导致工程事故的原因又不尽相同（比如主观因素或客观因素、主体知情因素或主体不知情因素），因此，本书所涉及“工程事故”的讨论范围包括工程风险（engineering risk）、工程错误（engineering error）、工程失败（engineering failure）、工程异化（engineering alienation）、工程灾难（engineering disaster）等等与工程事故相联系的普遍性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关联的具体内容。“现代工程给予现代人的生活处境和遭遇，迫切需要人文科学，特别是哲学，站在人文的立场，而非单纯的唯科学主义、技治主义和实证主义等理智主义态度和方法……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才能担当起历史赋予的使命。”[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