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氏父亲名字歧误的产生
墓志中提到了薛氏的父亲，但是其名字在各个版本中记载不一，《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中收录的涵芬楼借秀水王氏二十八宿研斋藏明刊本影印本《陈伯玉集》卷六、《全唐文》卷二一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陈拾遗集》《文章辨体汇选》卷六九八作“永冲”，而《文苑英华》卷九六四、《全唐诗》卷七九九“薛瑶”小传则作“承冲”。中华书局1960年版《陈子昂集》（包括台湾世界书局1980年版“中国学术名著第六辑”再版）卷六作“永冲”。
除了陈子昂的这篇墓志铭，无论是“薛永冲”还是“薛承冲”，在中国以及新罗方面的史料中都没有留下名字。目前学者多各自采信一种版本称呼之。笔者推测，志文中“永”“承”二字差异大约形成于印刷术尚未完全普及之前，因为手书时代造成“永”与“承”误读的可能性大于印刷术时代。在手书的情况下，只要两个字中间部位写得稍微潦草一些，就有可能发生鲁鱼之误。我们来看几幅图片实物，它们均出自敦煌文书：
图1 P3561号《真草千字文》 “永”字（左草右楷）
图2 P3664号《唐天宝十载敦煌县差科簿》“承”字
图3 S530V号《文样（残吊唁文）》“永”字
图4 S530号《巨鹿索法律和尚义辩墓志铭》“永”字
图5 P3559、3664号《传法宝记并序》“承”字
上面所列举的几幅图片，除了同时列举“永”字楷体和草体写法的图1之外，字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体字”，而正是这样的字体占据了敦煌文书的很大一部分。在图2中，“承”字中间的部分由于书写的潦草或者墨汁的洇染变得模糊，多少接近了“永”字。在图3中，书写者随意将“永”字上面的点变成了不规则的横钩，使得整个字类似“承”字。图4的字体总体来说是比较正规的，但是“永”字由于笔画的多余也多少接近于“承”字。图5的“承”字则十分接近“永”字。所以说，在唐代手抄本盛行的时代，“永”字和“承”字是极有可能被误读的。(https://www.daowen.com)
到了宋代印刷术普及之后，宋体字盛行，笔画平直，横细竖粗，棱角分明，在这种情况下，“永”与“承”的误读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所以说，“薛永冲”还是“薛承冲”，这个问题的产生与时代的书写习惯是分不开的。极有可能在唐代就已经产生了这种歧误。至于“永”与“承”孰是，还须有进一步的新资料来证实。
由此可见，按照惯常的版本学的逻辑来判断薛氏父亲的名字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薛氏墓志铭以及陈子昂文集版本都是唐以后的产物，而薛父名字的错误，很可能在唐代就已经发生了，故学界在称呼薛氏父亲时两说并存似乎更妥善一些。
在韩致奫《海东绎史》中还有一种说法，即认为薛父就是《三国史记》中的“薛罽头”：“唐武德四年，新罗人薛罽头随海舶入唐，至太宗时，拜左武卫果毅。及征高丽，力战死于驻跸山下。太宗脱御衣覆尸，援职大将军。金仁问新罗武烈王第二子也，年二十三入唐，高宗时，挟唐师共征百济，后官至桂国，死于唐。子昴所谓薛承冲，余以为新罗人薛罽头，改名承冲也。然则武卫之拜于高宗者，非也。既曰与金仁问归国，则仁问之入唐或在于太宗之时欤。又曰‘帝畴厥庸’，则罽头从征有功，故帝嘉之也。其所谓帝者余以为太宗也。考贞观十九年乙巳薛将军死之，其时姬年十五，则姬辛卯生，是薛将军归唐十年，始生斯女也。”[15]这种说法被部分学者所采信，但是笔者认为韩致奫的推断过于武断，首先，“薛承冲”与“薛罽头”只有姓氏相同，推断为同一人毫无证据。墓志中说薛父“有唐高宗时，与金仁问归国，帝畴厥庸，拜左武卫大将军”，薛父任大将军，事由是随同金仁问归国，高宗皇帝酬其勋劳，这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具有相当程度的可信性。撰成于18、19世纪之际的《海东绎史》推断皇帝指的是唐太宗，授大将军是因为随征高句丽，将薛氏墓志完全颠覆，缺乏说服力；其次，韩致奫认定薛父死于贞观十九年（645），于是推断薛氏生于辛卯（贞观五年，631）。但是问题在于——其丈夫郭元振的生年是656年[16]，竟然比薛氏小二十余岁，纳妾主要目的在于传宗接代或者满足声色之娱，自古即有“纳妾纳色”之说，这是人之常情，一个男人迎娶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女人为妾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笔者认为《海东绎史》的推断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