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入墓志的事迹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 未入墓志的事迹

武承嗣是武周建国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武承嗣墓志》发现之前,通过传世史书,我们对于武承嗣的历史事迹并不陌生。但是,考察新出的《武承嗣墓志》之后,我们发现很多我们熟悉的事迹墓志并没有记载,那些未写的武承嗣事迹,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

武承嗣很有影响的一个活动是制造祥瑞,传统史书对此记载分明。在武则天的政治发展历程中,垂拱四年(688)加尊号为“圣母神皇”是一个重要事件,标志武则天探索政治名号升级的新努力。关于这个事件,史书记载并不一致,但这个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新唐书》的记载很简单直白,如同事件白描。垂拱四年“五月庚申,得‘宝图’于洛水。乙亥,加尊号为圣母神皇”[23]。不言宝图的造伪问题。而《旧唐书》则予以揭露,其文曰:“夏四月,魏王武承嗣伪造瑞石,文云:‘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洛水。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擢授同泰游击将军。”[24]至《资治通鉴》,则书写更加详细,其文为:

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郊,先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25]

根据《朝野佥载》的记载,《资治通鉴》很可能取材于《朝野佥载》,其文:“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圣母临水,永昌帝业’,进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县。乃是白石凿作字,以紫石末和药嵌之。”[26]

“圣母神皇”的故事,越写越详细,这是后武则天时代的基本特征,对于批判对象,越详细越能增加批判力度。武承嗣参与此事的动机是能够理解的,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武承嗣只能隐藏在背后,不可能直接走到前台。武承嗣作为礼部尚书,是祥瑞这种事情的机构负责人,他在幕后操纵是符合他的身份地位的,也符合当时的政治游戏。如果堂而皇之地走到前台,在众目睽睽之下弄虚作假,一定会把好端端的一台政治戏搞砸。

我们后来看到的《通鉴》记录,把武承嗣这位幕后操纵者揪到前台来,就是要指明这出戏剧的虚假性,而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政治剧目的演出是成功的,围绕“宝图”的出现,上天的意志立刻被领会,武则天顺理成章第加尊号。《全唐文》中保留的李峤代表朝廷百官书写的贺表,称作《为百僚贺瑞石表》,可以看作当时朝廷的主流表态。

节其文如下,以观贺表的写作:

李峤是武则天时代的朝廷大手笔,其文笔且不必说,就其思想而言,绝对代表朝廷的精神[28]。武承嗣是这出戏的导演,只有女皇会记得他的功劳,对他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个人成果。但这个故事的秘密,他永远不可能对外人道,否则就是与武则天的发展唱对台戏。在相信祥瑞的时代,礼部尚书武承嗣为武周新政权的建立,通过祥瑞进行社会宣传。这属于政治的秘密,可以行动但不能说明。他明白这个道理,《武承嗣墓志》的撰写者武三思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武承嗣墓志》中对此不着一字[29]。

武承嗣频繁参与打击政治敌人的政治行动,对于武周的建国大业而言,至少他们在思想认识上一定是认为大有必要的。武则天在建立武周政权的过程中,一度大力使用酷吏政治,用恐怖手段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武承嗣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如果认为武承嗣就是酷吏,也是证据确凿的。《旧唐书·武承嗣传》:“承嗣尝讽则天革命,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承嗣从父弟三思又盛赞其计,天下于今冤之。”那么,到底多少人受到过武承嗣的迫害呢?

且以《资治通鉴》为例,简单统计一下武承嗣参与的案件,确实不少。垂拱二年二月,“右卫大将军李孝逸既克徐敬业,声望甚重。武承嗣等恶之,数谮于太后,左迁施州刺史。”到三年,十一月,武承嗣继续努力,李孝逸减死除名,流儋州而卒。

天授元年时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韦方质有疾,承嗣、三思往问之,方质据床不为礼。或谏之,方质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寻为周兴等所构,甲午,流儋州,籍没其家。

同年七月,武承嗣使周兴罗告隋州刺史泽王上金、舒州刺史许王素节谋反,征诣行在。素节发舒州,闻遭丧哭者,叹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龙门,缢杀之。上金自杀。悉诛其诸子及支党。

右司郎中冯翊乔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为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诸姬,遂留不还。知之作《绿珠怨》诗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诗于裙带,大怒,讽酷吏罗告,族之。

其中,最后碧玉事件属于私人怨恨,其他都是政治迫害事件。武承嗣也曾经力主杀害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农卿裴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等人,无奈女皇不同意,最后只是贬官流放而已。可见在具体案件中,武承嗣并非处处与女皇一致。在武周建立过程中,酷吏是站在迫害最前沿的刽子手,他们背后常常能见到诸武身影,而最后定夺之权还是武则天掌握。

但是,即使武承嗣这些迫害行为与武周的政治利益相一致,在武三思撰写《武承嗣墓志》的时候,也无法大书特书,毕竟盖棺论定的时刻,还是要遵循基本社会道德,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把非道德行为当作荣誉书写。更何况,武三思应该也明白,到武承嗣去世之时,武周的未来已经一望而知,女皇已经决定把未来交给自己的儿子,武周即将化为历史。此时再把武承嗣为武周的政治利益拼命迫害朝臣的故事当光荣来讲述,实在是太煞风景了。

以武承嗣为核心的诸武势力,努力寻求更大的政治发展,莫过于成为武则天的法定继承人。此事的正式发动,是在天授二年(691)开始,而反对者遭受打击。《通鉴》如是记载:先是,凤阁舍人修武张嘉福使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以皇嗣在东宫,不宜有此议,奏请切责上书者,告示令散。太后又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辅元固称不可。由是大忤诸武意,故斥长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征还,下制狱。承嗣又谮辅元。来俊臣又胁长倩子灵原,令引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皆云同反。通为俊臣所讯,五毒备至,终无异词,俊臣乃诈为通款。冬,十月,己酉,长倩、辅元、通等皆坐诛[30]。不久,李昭德奉女皇旨意杖杀拼命主张武承嗣为太子的王庆之,“其党乃散”。经过这番较量,反对武承嗣为太子的人虽然遭到重创,但无奈赞成的人太多、政治力量太大,武则天不得不妥协。王庆之被杀,一定程度表达了武则天的态度。作为一个政治家,她不能不作更周全的思考,诸武势力,看起来嚣张,但实力有限。到武承嗣等诸武势力离开相位,这场斗争的基本结局才显现出来。

武承嗣之死,象征着武周政权已经走到尽头。此后,武则天的工作重点是安排武周的后事,努力避免武氏遭到政治清算。武承嗣曾经有希望成为女皇的接班人,他也尽力争取过,对此,中国的继承制度让女皇和周边的人都不安心,武承嗣只能抱憾死去。

(责任编辑:郑红莉)

【注释】

[1]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感谢王庆卫学兄,得知武承嗣墓志的相关信息。

[2]《武承嗣墓志》,现藏于中国农业博物馆。相关录文与研究,可参考曹建强《唐魏王武承嗣墓志考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6期。

[3]《资治通鉴》卷二百二,中华书局,1956年,第6372页。

[4]《资治通鉴》卷二百二,第6366—6367页。

[5]《资治通鉴》卷二百二,第6372页。

[6][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六,中华书局,1992年,第465页。(https://www.daowen.com)

[7][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27页。

[8]《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805页。《册府元龟》卷三九一《将帅部·习兵法》也记载此事,武承嗣官职秘书监,凤凰出版社,2006年。

[9]《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18页。

[10]《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82页。

[11]《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18页。

[12]《唐六典》卷二八,第716页。

[13]《唐会要》卷五七《尚书省诸司上·尚书省分行次第》,第1159页。

[14]《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21页。

[15]《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22页。

[16]《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第6457页。

[17]赵振华:《谈武周授封武承嗣的诏书和册书——以新见石刻文书为中心》,《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18]《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20—121页。《通鉴》记载相同,多一日期“戊子”,即十日,见6463页。

[19]参见《谈武周授封武承嗣的诏书和册书——以新见石刻文书为中心》,第68—74页。

[20]《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第6483页。

[21]武承嗣的夫人弓昭,字淑婉,她的墓志也被发现。根据墓志得知,弓氏以景龙二年闰九月十三日去世,享年五十三岁。弓氏“年十七,归纳于武氏。夫故太子太保、上柱国、魏王承嗣”。(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6—347页。)

[22]曹建强先生《唐魏王武承嗣墓志考略》一文,对武承嗣的历官多有考证,且把年龄与任官排列起来,给人以年表的突出印象。本文也考证武承嗣的历官,因为写作时间在后,一方面有所参考,一方面有条件参考更多资料,所以讨论稍详。

[23]《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第87页。

[24]《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第119页。

[25]《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垂拱四年四月至五月,第6448页。

[26][唐]张族鸟《朝野佥载》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第72—73页。

[27]《全唐文新编》卷二四三,第2742页。

[28]孙英刚近来对此又有新解,认为庆山问题也有佛教理论背景。见其大论《庆山还是祗门者崛山:重译 〈宝雨经〉与武周政权之关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中古世界的佛法与王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非正式出版物),第150—166页。

[29]参见作者另文《武则天祥瑞及其书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61—280页。

[30]《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第6474—6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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