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严厚本墓志》考释——中唐“经学进用”儒士的个案考察

黄 楼^[1](https://www.daowen.com)

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安史之乱以后，面临统治危机，在进士录用标准上，出现重文辞和重经学的争论，此点陈寅恪、吴宗国等先生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传世文献中，中唐经学家的史料较为稀缺，进士出身而治经学者，并非进士主流，相关记载更是少之又少。幸运的是，随着唐人志石的大量出土，一些经学儒士的墓志重见天日，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相关史料的缺漏。2016年西安市文物稽查队主编的《西安新获墓志集萃》，收录有武宗会昌年间严厚本夫妇的鸳鸯墓志^[2]。志主严厚本颇善于经学，虽进士及第，《唐登科记考》等失载其名，文宗朝为五经博士，撰著颇丰。其一生不仅关涉当时的经学、文辞之争，与牛李党争也有莫大关系，价值弥足珍贵。今拟对其墓志进行考释，不足之处，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