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涉及的职官和工匠
碑文中提到的职司除了上级淮东安抚司、转运司、镇江都统司等之外，还有较多涉及具体重修工程事务的职官和人名，即部押作头等部分，具体职官名称有都壕寨官和都壕寨、帐前诸军都壕寨官和帐前都壕寨司及壕寨司、安抚司部役亲随、军壕寨官、监修钤辖司、提督统制司和提督司、点检机察提督修造等官、点机察修水门、进义校尉和副尉、淮南东路兵马副都监、扬州驻札权钤辖和钤辖司、提督三城三塘、通判扬州军州以及训武郎、忠训郎、朝奉郎、巡场门子等。
碑文中提及的工匠类别有搭材、大木、小木、砖匠、竹匠、石匠、杂役、锹镢手、担土工、杵手、造饭火头等，其中搭材、砖匠、石匠设有作头，石匠作头陆安亦为该石碑文的“刊者”。
“作头”当为某类具体工作之头目，此处仅见用工较多的技术类工作的前三名搭材、砖作、石作有“作头”，其他木作、小木作、竹作、瓦作等未见有作头；而且，虽然使用了2200口板瓦，却未见瓦作的用工，推测瓦作或含在砖作之内。另外，扬州唐宋城东门遗址出土城砖上亦见有“作头□德□□／军司烧造六合城砖”，还有“比甲头吴信”等。从“比甲头吴信”铭文砖的文字形式、尺寸规格、烧制情况等方面推测该砖为南宋时期烧成的城砖，其上的“甲”字当与北宋时期扬州戳印阴文的“×甲”类城砖无关；《元史》中记载说“比甲”是一种无领袖便于弓马的衣服，推测“比甲头”或为缝制“比甲”之“头”。然而，砖铭中的“头”与碑文中的“作头”是否等同，或有待斟酌。
扬州城城垣下较多的水门、水关和水涵洞等过水类建筑设施，是出于南方地方城市多水的地理特征和城市建设需要而出现的。在扬州城的历史上唐代扬州城是面积最大的时期，但其与两京的规模相比还是较小的。由于河道、雨水较多，唐代扬州城的给排水设施也就相应较多；然而扬州因无山故缺乏石料，而南方又有用木材做建筑基础的悠久历史，所以扬州城的水涵洞在建筑材料上，除了较多地使用包砖之外，还表现出较多地使用木料的特点，如处理地基所用木板和地钉、栅栏木枋且栅条亦为木质等。
值得注意的是，扬州宋大城北水门的跨度达7.1米，且石砌驳岸之下、河道内完全用地钉来做基础，没有使用诸如苏州齐门水门和娄门水门这样的木排结构。由于齐门水门的基础木排依然是直接放置在生土之上的，所以或可认为齐门水门的木结构基础是北宋开封州桥所用“筏型基础”的延续。这种木排结构实际上就是以构造木筏为基础，还不属于“睡木沉基”法。而扬州宋大城北水门仍然使用了更为传统的基础构造，或许仅仅是因地制宜而使用了不同方法，或许表示出扬州宋大城北水门要早于苏州齐门水门，即发掘出来的苏州齐门水门的修造年代可能是在嘉定末年。
自北宋时期开始，宋、辽、金、蒙古等民族之间纷争不断，南宋时期迁都临安使得战线撤至江淮一线，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江淮之间的扬州以及江南的南京、苏州等地都具有河道较多的特点，较多水门的出现主要是出于城防和排水的需要。
（责任编辑：段志凌）
【注释】
[1]汪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13—257页。
[3]《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第253—256页。
[4]此处的“工”字或亦有是“二”字的可能性，或为误刻。因前文中的明确有“一千”，即表述“一千”不是略作“千”。
[5]《资治通鉴》载：唐乾宁二年（895）十月，“淮南将柯厚破苏州水栅”，《新五代史》载：“杨渥将周本、陈章围苏州”，“淮兵为水栅环城，以铜铃系网沉水中，断潜行者”。
[6]“膊岸”是否专指水门门洞两侧的石壁而与“驳岸”不同，尚待研究。(https://www.daowen.com)
[7]［宋］李诫：《营造法式》第66—68页（五、壕寨及石作制度，卷第三，石作制度）、第103页（七、小木作制度，卷第十五，砖作制度）（商务印书馆，1954年）。
[8]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第79页注43；《梁思成全集》第七卷（《营造法式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72页注43。
[9]《营造法式注释》，第237页；《梁思成全集》第七卷（《营造法式注释》），第375页。
[10]护岸木桩紧贴西壁砌石处呈直面，说明护岸木桩可能是在砌石后打入的。
[11]如《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和“宋大城图”上既有南北陆门的名字，又在南北陆门西侧的水门上书有“水门”，文字记载中亦有“南水门”“北水门”之称；而同书“今扬州府城隍图”上有“南门”和“水关”，文字记载中则总称为“安江门”；清《甘泉县志》图中的南门基本与明代相同，唯出主城门处书有“安江门”，而出瓮城门道处没有书“南门”和“水关”。即宋代是将水门和陆门分开来的，而明清则是将水陆城门作为一个整体的。又如清代苏州城娄门旁在主城墙下的水门称为娄门“水关”。有关扬州南门的文献中，明清时期水关、水门名称同存的现象，一方面或说明了水门和水关在概念上的混同，另一方面又似乎表明水关只是一个水道上的关隘，而水门应该是城墙跨河处，出主城墙处为水门，出城后与瓮城相关的水道上的防御部分称为水关。
[12]［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二）卷五十三，第853—854页：“水门又称水关、水窦，建于城垣墙体下部，券顶，底夯三合土，其上铺砌多层石板、石块，再砌数层大城砖。”（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
[13]《明史》卷一百三十三“列传第二十一”赵德胜、张子明、李继先等南昌庙忠臣：“张子明者，领兵千户也。洪都围久，内外隔绝，朱文正遣子明告急于应天。以东湖小渔舟从水关潜出，夜行昼止，半月始得达。”（中华书局，1974年，第3885页。）
[14]苏州博物馆考古组：《苏州发现齐门古水门基础》，《文物》1983年第5期。
[15]《营造法式注释》，第347—366页。
[16]汪勃：《扬州城遗址唐宋城时期用砖规格之研究——兼及城砖烧制特征和包砖墙修葺技法等》，《江淮文化论丛》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26页。
[17]《宋史》，第4627页。
[18]相关记载参见《宋史》第635页、1381页、11969页。另外，武锋军之名见于唐代，北宋时期是否有此建制不知，《宋史》中相关武锋军的记载均为南宋时期的，扬州出土有“武锋军”文字的城砖亦均是南宋时期烧制的。
[19]《宋史》，第4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