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方面是碑志研究的深化

我们知道，传统的学术研究把碑志作为金石学的范围，学术史源远流长。随着新出碑志的不断公布，传统的研究在快速推进，由碑志引发的问题不断增加，因此本次研讨会的论文总体上较以往的研究都有所深化，达到了新的水平。这里我重点关注了六篇论文。第一篇章是孟宪实的《武周魏王武承嗣事迹》，从新出土的《武承嗣墓志》切入，对照重要的传世资料，对于武承嗣的历官得出了更为具体的认识，同时对于那些史书没有记载的事迹进行钩稽论证，得出了“武承嗣之死，是武周政权短命的一种象征”的结论。这篇论文给我们的启迪更重要的在于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如果说，自我表扬的文字记录表达了一种偏颇的话，那么批判文字表现出另一种偏颇倾向。作为历史研究，研究者不得不在两种相反的倾向中保持平衡，努力接近历史的真相。这样的论文从具体事实出发，又有大格局，大关怀。第二篇是查屏球先生的《由墓志看长庆科场案内幕》，是利用新出墓志对唐代的科举问题以及牛争党争问题进行新的解读之作。我们知道，长庆元年的科场案，著名文史学者陈寅恪、岑仲勉、卞孝萱、傅璇琮等都非常关注并有著述成果问世，材料之细实，论辩之缜密，都给后人留下很少余地，而查先生从正史一致性所透露的破绽入手，通过对当事人情况的还原与事实真相的复杂性的探究，根据新发现墓志揭示出长庆元年复试真相。尤其是卢公亮、乐辅政墓志透露出的隐秘，结合韩愈《猛虎行》等两首诗的笺释，揭示出长庆元年科场案不见史籍的诸多内幕与隐秘。这样的论文提出新见，令人信服，体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第三篇是黄正建《墓志与疾病的关系再议：以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为例》，这是以墓志材料为基础，探讨了唐人死因，唐代疾病种类与病名，唐代疾病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利用墓志从事疾病研究实际上是打开了史学研究的新境域，同时也指出了这些疾病资料与休假制度、迁转制度、任职制度，乃至佛教文化、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都有关系，因此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第四篇是朱玉麒先生的《陕西境内的文庙告成碑》，论述乾隆皇帝平定西北边疆的纪功《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等，勒石太学，并且颁布全国各地的文庙都要立纪功告成碑，将帝王一家之事变成天下统一之共识，说明清代中华民族是有共识的。陕西境内的告成碑最多，黄帝陵、西岳庙、黄陵县等都有告成碑，属于全国最为全面的地方府属文庙告成碑，西安碑林之碑是对国子监碑的完全复制，在告成碑中规制最高。而这样的告成碑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弘扬，也是复古名义下的创新，最后达到礼仪重建的目的。第五篇章是刘安志《新出墓志与〈周书〉点校》，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但这里提出了古籍整理如何利用墓志的问题，论证了新出的碑刻墓志资料的出版与公布，是《周书》再整理我们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论文列举了一些整理实例，说明在整理过程中也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这一论文的重要贡献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利用墓志校勘来解读正史的价值。第六篇是周晓薇的论文《从隋大业二年王清墓志管窥园宅营造的时代风尚》，从一方墓志展开，以论述唐代园林宅第的园林范式、创置园林的时代理念、回归自然的生活意趣，进而探讨墓志撰者渲染宅第园林的时代风尚与社会背景，说明世家大族在宅园建造上比富竞贵已经成为当时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最重要的象征物。(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