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方面是碑志体制义例研究有所拓展

这一方面的研究论文至少有八篇，论述了碑志文的各种体例、义例、体制、机制、形制等方面的内容，涉及文本、书法、拓片、原石的情况。研究生成机制的论文有孟国栋《纸·石·纸：唐代墓志的生成、制作与流传》，论述了石质的墓志铭最初是以纸本的面貌生成文本，很多地方尚留空待填，最终以石质的形式制作完成，也会有部分墓志文本以钞本或拓本等纸质形式在社会上流传，从而形成了墓志铭从生成到流传的整个过程。王安泰先生的《中古碑阴小论》，也是一篇研究碑刻生成机制和碑文结构的特殊选题的论文。研究形体机制的论文有赵振华《记唐代苑大智将军的告身与墓志》一文，将苑大智墓中出土的五件诏书与墓志进行综合研究，丰富了今人对于唐代墓葬体制、墓志形制和生前诏书一起合葬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的认识。研究传播机制的论文有杨向奎先生的《古代墓志文的当世传播及其影响》，论述了墓志文以稿本、录本或埋圹前所拓拓本形态而进行的传播，前期墓志传播以写本为主，传播主体有撰者、亲属、友朋等，而墓志文的一些叙事特点正是在这些复杂的牵扯、融合、替代中生成的。研究书法体制机制的论文有尹一梅先生的《清代宫廷碑刻帖实例解析》，根据故宫收藏的几件文物，解析了两面镌石和碑文入帖的两种类型，分析探究了清代宫廷镌碑刻帖的用途及目的。还有史睿先生《唐代刻帖史发微》，则论证了摹勒技术、上石技术、传拓技术、高级造纸技术的成熟为唐代刻帖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此外，范兆飞《亦汉亦魏：司马芳残碑的时代及意义》，除了考证碑主身份和推测残碑时代以外，还论述了该碑对于姓氏源流和高曾祖先的追叙，已经形成比较固定的体例，并对中古碑志的书写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综合上面的概括，我们可以看出以西安碑林为核心的碑志以及相关问题研究，已经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了较高的研究水平，我们以后的研究会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呈现出新的趋势。我觉得这些研究对于以后的学术研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以下两个方面的作用会更为显著：

第一，“桃花依旧：唐代诗人墓志特展”活动，为碑志的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以碑志为主的石刻文献包括石刻题记等，在文学上都属于特定的文体，但长期以来呈现出史学强势而文学薄弱的局面。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碑林这样一次展览和研讨会的部分论文，使得碑志研究、石刻研究真正实现了文史贯通。我也希望碑志研究的成果在史学领域和文学领域逐渐走向平衡。

第二，我们这次研讨会的报告和论文总体上涉及了史学、文学、文化、考古等诸多方面，大都能阐幽发覆，提出新见，其中有些论文能够从具体问题出发，而有大格局、大关怀、大判断，这对近年来的文史研究领域出现的碎片化现象是一种矫正。因为近年来，无论在史学研究还是文学领域，很多学者都在关注所谓“碎片化”，有些研究仅着眼于细节、个案，而实际意义有限。我们知道，陈寅恪先生的文史研究重在从细节、个案和专题的联系中，发掘出重大的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如何利用存留至今的具体细碎的历史资料以还原历史的状态，仍然是摆在我们学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学术研究的偏向有待于我们纠正，学术研究的空间有待于我们开拓。(https://www.daowen.com)

我的总结完毕，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王庆卫）

【注释】

[1]胡可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