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 語
自從雕版印刷盛行，中國的書籍進入雕版時代，直到清末西式印刷傳入並流行，這個時代才宣告結束。在這將近千年的時間裏，雕版印刷是書籍的主要生産方式。狹義的版本史（指刻本出現之後）研究的正是這段時期。如果要爲版本史進行分期的話，應該如何劃分呢？我認爲，如果從版刻風格尤其是字體風格着眼的話，可以將版本史劃分爲楷體字時期和宋體字時期，這兩個時期的分界點，就在嘉靖時期。這不僅僅是因爲嘉靖蘇式本的方體字爲後世宋體字的源頭，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嘉靖年間，蘇式本由一種地方性版本發展成全國性的版本，成爲宋體字時代之先聲。因此，嘉靖時期是中國版本史的轉折時期。嘉靖本作爲楷體字時代的結束和宋體字時代的開端，是版刻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因爲這樣的轉變一旦完成，就是不可逆的，不可能再次出現。
下面我們結合前文的論述，對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三類版本在嘉靖以後的演變情况略作總結分析，以對嘉靖本的去向稍作交代。
從版本史實際發展的進程看，認爲萬曆以後的宋體字出自蘇式本的方體字，應該説是合乎情理的。只是演變的具體過程，似乎還未見專門的論述。黄永年在《古籍版本學》第七章第三節“明後期即萬曆到崇禎的刻本”中説：“從現有資料來看，開始用這種方體字（指萬曆時期的宋體字）刻書是在安徽的徽州。”[1]然後舉了吴琯、吴勉學刻書的例子，如《古今逸史》《二十子》等。從版刻風格來判斷，將其與蘇式嘉靖本比對，確實能看出有前後演變的痕迹。那麽除了風格的比對之外，有没有文獻方面的證據，可以證明萬曆的這種宋體字是來自蘇式嘉靖本的方體字呢？直接的記載尚未發現，但從寫工、刻工方面可以找到一些比較明確的綫索。萬曆二年（1574）至四年（1576）凌稚隆在湖州刊刻《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其所用寫工和刻工多有蘇州工匠，如版心所鐫有“古吴錢世傑寫”“長洲顧檈寫、戴文刻”“長洲顧檈寫、同邑沈玄易刊”“姑蘇徐普寫、章國華刻”等等，可見，凌稚隆刻此書所用的工匠主要來自蘇州。其中錢世傑曾參加嘉靖四十三年（1564）山東布政司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的寫樣，這也是一部主要由蘇州寫、刻工匠完成的作品，是典型的蘇式嘉靖本，我們在討論山東蘇式本時重點考察過，本書下編也已收録。錢世傑還參加刊刻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曹灼在蘇州府太倉州所刻《醫學綱目》，這也是一部典型的蘇式嘉靖本[2]。而《史記評林》則已經明顯帶上了萬曆字體的特徵，但與萬曆後期的字體仍有區别，這正是萬曆字體初興之時的特點。從嘉靖四十四年至萬曆二年，大約八九年，這段時期，應該是蘇式本的方體字向萬曆字體過渡演變的時期。衆所周知，萬曆時期，正是湖州刻書業迅速興起之時。凌稚隆招募蘇州工匠刻《史記評林》之事，説明湖州刻書在初興時，受到了蘇州的影響。萬曆以後的宋體字直接來源於蘇式嘉靖本方體字。至於黄永年所説起於徽州，與此處的湖州不同，二者關係如何，尚需進一步研究。徽州、湖州是幾乎同時興起的新的刻書中心，胡應麟所謂“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争價”説的就是這種情况，只是胡氏没有交代，湖刻驟精的背後，有蘇州工匠的支撑。萬曆以後的宋體字本是蘇式嘉靖本的嫡系，《史記評林》是個比較好的證據。
蘇式嘉靖本演變爲萬曆方體字本，變成所謂“膚廓字樣”的純粹宋體字。這種字體出現的具體時間目前還不能確定。學界常引用的材料有署名蒲松齡的《聊齋筆記》：“明隆、萬時有書工專寫膚廓字樣，謂之宋體。刊本有宋體字，蓋昉於此。”[3]還有清初薛熙編《明文在》凡例云：“明季始有書工專寫膚廓字樣，謂之宋體，庸劣不堪。”[4]後者所説“明季”相當於明末，大多指萬曆末以後，尤其是天啓、崇禎。綜合這兩條材料，這種字體大概在萬曆時出現並逐漸流行。所謂“膚廓字樣”，就是由專職的寫樣工書寫的呆板的、模式化的字體。這種字不需要書法能手，普通人經過一定訓練即可寫出。這種字體帶來的不僅是寫樣方式的革命性變化，同時也必然帶動刻字方式的變化，規範的、模式化的字體刊刻起來顯然更方便、更高效，如所謂“左手按尺，右手持刀”，按照宋體字平直的綫條，先直綫，後横綫，然後撇捺點等等[5]。明代是不是已經采用這種刊刻方式還不清楚，但大體是朝這個方向發展的。這個變化堪稱刻書史上的一次技術革命，而這種字體及其名稱的最初來源，正是蘇式嘉靖本。蘇式嘉靖本對宋本的模仿，爲後世刻書提供了字形來源，並爲其留下“宋體字”之名。
京式嘉靖本在隆慶、萬曆時也在繼續發展，如萬曆十四年（1586）内府刻《通鑑博論》、萬曆十五年（1587）内府刻《大明會典》，版式都是粗黑口，四周雙邊，雙對黑魚尾，字體與嘉靖時並無明顯區别。再如《隆慶五年進士登科録》《萬曆二年進士登科録》《萬曆十一年進士登科録》，版式都差不多，字體稍微有些變化，但大體還是京式本舊式。前面曾提到，各省鄉試録也差不多，南直隸鄉試録甚至出現了由方體字向京式本書寫體回歸的趨勢。藩府本則大大衰落，這跟國勢的衰落有關。萬曆以後，宋體字本通行之後，又出現了新的寫刻本，刻書時不用通行的宋體字，而是用自然書寫體上版，這在字體上承接了京式嘉靖本的一脉，直至雕版時代結束。
建式嘉靖本以後的發展跟蘇式嘉靖本和京式嘉靖本都不相同。嘉靖時期結束時還有相當一部分建陽書坊堅守建式本原有的軌道。這批書坊在萬曆年間迎來建陽書業的最後一次繁榮，出版了大批新興小説，其字體風格大體變得比原來更硬一些，介於建式本和蘇式本之間，如萬曆余氏克勤齋刻本《全漢志傳》、萬曆朱氏與畊堂刻本《百家公案》、萬曆余氏雙峰堂刻本《水滸志傳評林》等。但在這之後，情况開始變化。第四章建式本部分我們已經分析過，大多建陽書坊刻書之所以不向蘇式本轉型，是因蘇式本價格較高，那麽如果價格能够降下來，建陽書坊本會怎樣呢？明末以後，寫樣方面出現“膚廓字樣”這種純粹宋體字，無疑大大降低了刻書的難度，同時降低了書籍製作的成本，書價也隨之降低。建陽本自然就可以轉型了，但是這種情况使建陽書坊失去了最大的價格優勢。在刻書技術尚不發達之時，建陽僻處群山之中，卻能使麻沙本遍天下，從某種程度上説，靠的是對技術的壟斷。刻書業有很强的内部傳承性，比如刻書技術在家族内部傳承，其他人一般不容易掌握。然而一旦刻書難度大大降低，任何人只要擁有一定的資金都可以開鋪刻書、售書，建陽的壟斷自然被打破。明末以後建陽刻書業衰落，失去刻書中心地位，這方面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書籍價格降低後，其檔次隨之降低，無法再體現文人品味上對雅趣的追求。士大夫間送禮再用這種書籍已不合適。官場之間餽贈遂改用銀子：“自萬曆之後，改用白金。”[6]所謂書帕本也因之而逐漸衰落。嘉靖本盛况，從此不再。(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黄永年《古籍版本學》，第136頁。
[2]《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6册第201頁收録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020册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
[3]題蒲松齡《聊齋筆記》卷上，上海九州書局1935年排印本，第7頁。路大荒定此書爲後人“摘録古書若干條”，托名蒲松齡之作，見其整理《蒲松齡集》編訂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7頁。其説可信，不過其所摘録當有來歷，仍有參考價值。
[4]清薛熙《明文在》，《四庫存目叢書》集部第208册影印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第338頁。
[5]盧前《書林别話》，載《中國現代史料丁編》，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30-631頁。
[6]清顧炎武著，黄汝成集釋《日知録集釋》卷一八《監本二十一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0-10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