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医学校

师徒传授和父子传授，是我国古代医学教育的传统方式，魏晋以来，官办医学教育已露端倪，南北朝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隋唐时期官办医学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宋代更是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清代，太医院教习厅专司医学教育。同治六年（1867年）太医院教习厅复设医学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建立京师大学堂，下设医学堂。

晚清时期，西医院校广泛办学教授知识，使得西医学在我国不断被接受而后迅速发展。而师带徒模式的中医传承，则显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西医学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关注。西方医学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使得传统的中医学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危机。关于中医未来的发展方向当时医学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有主张全盘西化的，蔑视中医的同时费尽心思打压，甚至向政府提议废除中医。保守者认为，西医不适合中国人，国人向来故步自封，因而很难接受西医。而中医界更多的呼声则是，在主张中西医汇通的同时改进中医师徒相传的教学模式，广泛创办中医院校。当时民国时期创办的中医学校、学院、讲习所、函授社等达118所，主要分布在江浙沪、广东、福建、北京等地。创办院校的同时，中医名家亦组织编写了许多教材，如丁甘仁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医经辑要》，张山雷为兰溪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难经汇注笺正》，恽铁樵为铁樵函授中医学校编写的《内经讲义》、秦伯未编写的《国医讲义六种》等。当时较为著名的中医院校主要集中在江浙沪一带，如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兰溪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