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考恩认同加纳作家柯瓦米·安东尼·阿皮亚的观点，即世界主义有益于“植根”（rootedness）意识，“新的具有创造性的形式可以维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31]就音乐学研究者而言，深受西方体制的音乐教育影响，一方面他们支持多元主义，“第三世界的作者已经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主义的强烈支持者”，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他们深受西方影响，不得不采用西方话语来阐释本土音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即使是全球化的批评者也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知识文化的产物，他们深受西方与古希腊分析和辩论方法的影响”。[32]就本文而言，课题组成员也采用了许多现代西方话语来书写自己的思想。当然，中国古老智慧依然在起作用，并作为话语的一部分融入书写之中。许多学者都认为传统音乐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艺术，也没有绝对纯粹的“气质”；在学科研究领域，西方话语可以借鉴。本课题组认为中国古代思想根基“和”与现代生态哲学美学的智慧可以作为音乐发展的理论基础，“全球化/多元化”对策是首先做好自己的“元”，为世界音乐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古代提出的“和”，是与阴阳五行思想密切相关的。无须讳言，阴阳的思维模式也具有二元对立的外观特点。但是，阴阳和五行首先体现了作为“和”的基础即“不同”。“和”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最佳关系。只有“不同”，才有所谓“和”；在“同”的世界里无所谓“和”。重要的是，阴阳之间具有双向交流的关系，阴阳鱼图中间的曲线形象地表明了这种融通，这是灵魂，是跟西方二元对立模式不同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可见“和”还是可持续性的状态或保证。“最佳”指所有相关事物处于“和”的状态，将呈现同生共荣的景象。从五行看，在一定范围内，不同事物之间相生相克，具有多向相关性。首先是生克双向循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复杂性在于无论要加强或削弱哪个元素，都会牵扯出一串关系，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无论从哪个元素开始对其他元素产生作用，生克循环都会回到那个初始元素。这在许多关系网如人际、国际、物际、星际关系网中，就是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佛学称之为“因果报应”。整个系统一旦达到动态平衡，就呈现出“和”的景象。这种“和/生态逻辑”或“生克逻辑”不具有中心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全球化中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不同，彼此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所谓“文明之间的冲突”，指的就是相克关系。而所有互助和联合，都是相生关系。全球化、多元化的不确定性，体现出全局的动态。“和”要追求的就是动态平衡。霸权主义的逻辑是一个无序的随机涨落的系统要走向有序，需要一个起决定作用的最大力量成为“序参量”，本文称之为中心性“有序逻辑”。为此，一些强国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的力量/权力拥有者，例如美国。互相制衡的逻辑则认为所有力量势均力敌就能保持全局的平衡。从军事上看，前者以为只要仅仅一国拥有核武器，拥有绝对威慑力，全球和平就会实现。后者则多见于弱小国家，他们也试图通过拥有核武器来保卫自己并和强国抗衡。经济上全球都反对垄断，认同市场的自由，但是许多人心里却希望能获得垄断地位，甚至付诸行动。文化上人们都认同多元，但又希望自己的文化能产生最大的影响力。历史上由于殖民主义的缘故，西方音乐影响了整个东方。现在，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阵营里，出现了两种类型，一种认同或坚持后殖民批评观念，反对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另一种则希望用新的中心替代旧的中心。例如有些中国学者认为21世纪是中国音乐文化崛起的时代，就连西方人都对中国传统音乐感兴趣，因此，未来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国音乐文化。这种以新代旧的中心论，依然遵循文化中心主义的逻辑，应该进行分析、批评。在“和”的观念中，在现代生态学的视野中，阴阳五行、生态圈里各元素都是“平等”的；在相生相克的关系网中，只有各个结点，没有哪个结点是中心。“和/生态”的智慧显然不支持中心主义逻辑，而倾向于相互制衡逻辑。相互制衡还须注意不陷入单向关系即消极的冲突关系，而是要依照相生相克的多层双向关系网的复杂逻辑多多创造积极的互惠条件。也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棍子加面包”的战术将持续有效，不仅在儿童教育、企业管理，还是在国家治理、国际关系甚至星际关系层面。
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时间，学界大量引进西方现代哲学成果，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哲学成果，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精神分析、混沌学、协同学等。其中哈肯的协同学和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受到特别关注。无独有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顾问之一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1932—）也应用相关科学哲学成果来建构“广义进化论”。有趣的是，拉兹洛原本是学音乐的，这跟我们具有某种“亲缘”关系。拉兹洛最主要的观点就是世界文化应该、也可以做到“多样性的统一”。他的著作《进化——广义综合理论》《决定命运的选择：21世纪的生存抉择》《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布达佩斯俱乐部第一份报告》及其主编的《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等书被翻译成中文和其他多种文字，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根本上说，“多样性的统一”与“和”的题中之意相通。本文要提出的是：来自科学哲学的协同学或“从混沌到有序”的理论，是一种新的打着“科学”旗号的中心主义逻辑。其中起“序参量”作用的力量就是中心，尽管它总是被新兴的强大力量所替代。其序参量作用的力量控制全局；整个世界按照这个中心的意志形成向心结构。按照这样的逻辑，世界只能不断随着从一个中心到另一个中心而呈现不同的局面。因此，“多样性的统一”需要进一步思考：统一何处？依何统一？拉兹洛呼吁人人应该努力实现意识进化，并提出“行星意识”。其核心就是要有对地球的责任心。“行星意识是知道并感觉人类的性命攸关的相互依赖关系和本质上的整体性，以及有意识地采用此产生的伦理和特有的精神。进化出行星意识是人类在此行星上生存的基本诫命。”[33]显而易见，这种行星意识与“和/生态”具有相似之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提出非中心的“和/生态逻辑”，并呼吁对“科学”话语的警惕。自然科学还处在初级阶段，对更高级的事物还缺乏把握能力。实证主义的原始基础是“眼见为实”。不久之前自然科学还看不见人体的经络，通过解剖无法证实经络的存在，所以宣布中医是不科学的。后来生产出一种探测仪器，可以探测到经络，证实了它的存在，才承认中医不是巫术。这种所谓的科学精神往往深刻影响着普通人的思维，尤其是经过学校单向—理性教育的人们，对所有看不见的东西都持否定态度。拉兹洛的著作列举了若干现代科学新成果，这些成果证实了古人悟性/灵性智慧的实有，当然也消除了古人言语中的一些遮蔽，去除了一些错误。他在附录中提供了一些来自科学新发现的成果，如来自新物理学的“隐变量”“零点场”；来自新生物学的“生命场”；来自新心灵和意识科学的“躯体遥感”“全息气功”；等等。拉兹洛指出新科学的发现构成世界的总体图景，“这个图景对我们的时代有无比重要的关系。它肯定以前只是凭直觉感到的我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宇宙其余部分的联系。它帮助我们弥合心灵和肉体，自己和他人，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分裂。它给我们新的意义的意识。”在拉兹洛看来，只有进化出这样的行星意识，人类才能“选择一条道路走向一个世界，在那里个性、革新和多样性不是不一致、冲突和退化的原因，而是和谐、合作和共同进化的基础”[34]。
全球化语境中的多元音乐文化观念，是一种“和/生态”观念。首先是坚持、维护和发展多样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留给人类的丰富宝藏，应该开发利用；新异质化的音乐是现代资源，也应开发利用，并不断创新。目前缺少的是前者。无论在保护还是在发展，都存在问题。保护问题即如何“保质/保值”，发展问题即如何改变创作和研究缺少元话语的状况。这些问题涉及全球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和对音乐界的影响。因此，中国每一个音乐观念的提出，每一个音乐行为的发生，都要考虑到全球可能出现的反应，尤其是重要音乐活动，特别是官方音乐活动。有趣的是，20世纪音乐形式革新本身体现了“和/生态”特征。以西方为例，大小调体系以主调主音为中心，组织音乐形式结构。十二音体系打破了调中心，每个音都平等，但以初始系列为中心，比起一个音的中心来，这是一个放大了的中心，因此仍然体现了中心主义思维。简约派打破了乐音体系，可以采用各种声音来构成音乐，但是它以一个小型音群为基础，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逐渐加入或通过改变而出现一些新因素，其结构依然体现了中心性。电子音乐也打破了乐音体系和自古典主义以来的作曲思维，采纳任何声音，通过专业软件和声像设备让声音做各种变形并在多个音箱之间运动，它可以是有中心的结构，也可以是非中心的结构，往往不同程度有偶然因素。后现代主义音乐如解构主义（偶然音乐、概念音乐、环境音乐、行为主义音乐等）、多元主义（复风格等）、广场音乐（现场互动狂欢、集体“精神吸毒”，主体零散化）、数字音乐（电子设备制作、复制、传播、接收，主体介入、互动等）才真正打破中心思维及其音乐形态。详见书中美学角度的研究成果。在“和/生态”逻辑中，中国古代音乐具有与天地人相通相同的开放性的形态。其中的生克关系具有多重含义，这需要另行专题研究。对今天来说，非中心性的“和/生态”的相生相克动态平衡的逻辑是全球化语境中多元音乐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文化逻辑。
【注释】
[1]［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66页。
[2]同上书，第359页。
[3]［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68页。
[4]［美］泰勒·考恩著，王志毅译：《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5]［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66页。
[6]［美］泰勒·考恩著，王志毅译：《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7]［美］泰勒·考恩著，王志毅译：《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8]同上书，第17页。
[9]同上书，第19页。
[10]［美］泰勒·考恩著，王志毅译：《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11]同上书，第34页。
[12]［美］泰勒·考恩著，王志毅译：《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39页。
[13]同上书，第40页。
[14]同上书，第44页。(https://www.daowen.com)
[15]同上书，第21页。
[16]［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三好将夫著，马丁译：《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17]［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三好将夫著，马丁译：《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
[18]［美］泰勒·考恩著，王志毅译：《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19]同上书，第62页。
[20]宋瑾：《中性化：后西方化时代的趋势（引论）——关于多元音乐文化新样态的预测》，载《交响》，2006年第3期。
[21]［英］巴雷特著，李新玲译：《赛伯族状态：因特网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序言”，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22]［英］斯蒂夫·芬顿著，劳焕强等译：《族性》，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7-108页。
[23]［美］泰勒·考恩著，王志毅译：《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0-61页。
[24]同上书，第60页。
[25]［斯洛文尼亚］阿莱斯·艾尔雅维茨主编，刘悦笛、许中云译：《全球化的美学与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
[26]同上书，第92页。
[27]同上书，第102页。
[28]同上书，第103页。
[29]［斯洛文尼亚］阿莱斯·艾尔雅维茨主编，刘悦笛、许中云译：《全球化的美学与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4-105页。
[30]［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三好将夫著，马丁译：《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8页。
[31]［美］泰勒·考恩著，王志毅译：《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32]［美］泰勒·考恩著，王志毅译：《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33]［美］欧文·拉兹洛著，王宏昌、王裕棣译：《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0页。
[34]同上书，第196-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