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丹阳话重叠式名词并不完全表示小称义，也不完全来自儿语。丹阳话重叠式名词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儿童语言的影响，如一些表示动物名称和儿童游戏的重叠式名词，毋庸置疑来自儿童语言，不过在现在的话语中已成为广用语，没有非重叠的基式存在。
二是由于丹阳话小称词尾的欠缺。丹阳话中没有“儿”尾词，而普通话“儿”尾词可以表示亲密、喜爱的意味。重叠式和小称意味不够强的“子”尾词在丹阳话中构成了对立也是一个证据。由此可以推测，这种语意表达能力的欠缺可能促使本属于儿童语言的重叠式名词进入了广用表达系统。
第三个原因应该是最主要的，那就是双音节化的需要。首先来看丹阳话中一种特殊的构词方式。丹阳话中有一些词语，形式上看似单音节名词的重叠式，但前后两字读音不同，前一个字用说话音，后一字用读书音。如：辈辈［pæ
pe 
］（行辈、辈分），“辈pæ”是说话音，“辈pe”是读书音；大大［tə tɑ］（地位高，身份特殊），“大tə”是说话音，“大tɑ”是读书音；肠肠［ʦɑŋ ʦæ］（作为食品的猪肠子，多指大肠），“肠ʦɑŋ”是说话音，“肠ʦæ”是读书音。这跟普通话中大量的同义复合词如“原委、牙齿、地方、身躯”等应该属于相同的构成机制。此外，如上所述，丹阳话重叠式名词前后两字的声调变化没有普通话那样一致的变化规则，其复杂程度不亚于丹阳话二字组的连读变调[11]，也说明其重叠应为构词层面的，而非构形层面的重叠。“纸纸、篮篮、背背”等这些没有单音节基式的重叠式名词，以及“包包、条条、圈圈”等重叠后没有小称意味的重叠式名词，应该都是汉语发展中双音节化的表现。
至于为何丹阳方言的重叠式名词远远多于与之相邻的无锡、苏州等地方言以及镇江、南京等地的江淮官话，也许要在对丹阳方言进行全面考察后才能找到答案。这将是笔者的努力方向。
（本文原载《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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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丹阳方言的连读变调参见：吕叔湘.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J］.方言，1980（2）：85－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