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2005年1月14日，来自巴特西（Battersea）的阿尔弗雷德·杜布斯勋爵（Lord Alfred Dubs）经历了一生中伟大的一天。这天上午，他向英国上议院提交了一部《私人成员法草案》（Private Member’s Bills）。他已经担任了10年上议院的参议员，此前，他所提交的预案都被束之高阁，无人理睬。然而，杜布斯没有就此罢休。作为德高望重的左派自由主义社团——费边社（The Fabian Socity）的主席，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向议会提交重要的政治议案，并希望借此敦促政府就相关议题尽快立法，来推进改革进程。

在上议院的听证会上，杜布斯勋爵从他坐的一把红色皮椅上站起身，铿锵有力地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令人心动的草案。人们都说，提交任何涉及王权体制的宪法草案都是过分的。不过，这次的草案并不过激，而且非常克制。我相信，没有人会对其内容提出异议。”

杜布斯提交的法案力图废除以前关于王室成员的三项规定：首先，男性继承人的优先规定。按照这一规定，如果威廉王子先生下一个女儿，再生下一个儿子，那么儿子将有权优先获得王位继承权。其次，王室成员不得娶信奉天主教的女子为妻。第三，1772年制定的《王室婚姻法》中关于王室成员结婚的规定，即王室成员在结婚前必须事先征得王室家族，甚至是英国政府的批准。

这天上午，上议院的听证会上，会议气氛相当融洽，大家都饶有兴致地参与讨论这项预案。在会上，温切斯特（Winchester）地区大主教明确反对杜布斯的提案，认为这将会使英国社会世俗化；而另外一位来自伍斯特（Worcetser）的大主教则不认同这一看法。马尔凯利伯爵（Earl of Mar and Kellie）是上议院改革之后，未被清洗出去的少数几个老牌贵族家庭出身的世袭议员之一，他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解释说，早在英国和苏格兰实现统一之时，所有这些束缚王室的规定就应该被废除，“因为詹姆斯·弗朗西丝·爱德华（James Francis Edward）早就已经不对英国王室构成威胁了”。（1766年，这个一直要求继承英国王位的家伙一命呜呼，英国就此天下太平。）上议院反对党联盟领袖斯特拉西德勋爵（Lord Strathclyde）认为，杜布斯的议案根本不切实际；因为，按照法律规定，相关条款必须经过欧洲王室家族的统一认可，才能进行修订。最后，上议院主席法考纳勋爵（Lord Falconer）感谢上述几位参与这项议案的讨论，“对于那些关注这一预案的先生们来说，今天的讨论非常有意义”。这的确是一次愉快的辩论。

然而，会后也留给人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与会发言者的论点都有些弦外之音。“我们的贵族朋友，尊敬的杜布斯勋爵”（上议院的议员的确是这么说的）的预案一旦得以通过，那么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这天上午，议题中涉及了有关歧视妇女和天主教徒的敏感问题，“其中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是我们不可能一眼就看出来的”。法考纳勋爵这样说道。废除男性继承人的王位优先继承权，这是很容易做到的；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其他贵族头衔的继承权顺序是否也要做相应修改？这势必要涉及修订其他相关法规的问题。同样地，废除禁止与天主教徒通婚的规定，这也是可以实现的。然而，接下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按照天主教的教义规定，教徒的子女应该信奉罗马天主教，接受天主教的教育；这无疑将与英国圣公会教派发生冲突。而且，如果下一个王位继承人不是自动皈依天主教，那么他是否能继续顺利继承王位？此外，还有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每一项更改继承顺序的规定必须经过其他15个或是16个英联邦国家的投票表决；一旦他们不同意，那么这一问题将如何处理？1931年颁布的《威斯敏斯特法案》中明确规定，各个英联邦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享有独立主权。法考纳的一番话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如果，杜布斯的宪法修改预案得以实施，那么人们需要就以下一系列法案中的相关规定进行修订：1688年的《权力法案》（Bill of Rights）、1688年的《加冕宣誓法》（Coronation Oath Act）、1707年的《苏格兰统一法》（Union with Scotland Act）、1711年的《索菲亚公主优先法》（Princess Sophia’s Precedence Act）、1772年的《王室婚姻法》、1800年的《爱尔兰统一法》（Union with Ireland Act）、1900年的《继位宣言法》（Accession Declaration Act）和1937年的《摄政法》（Regency Act）。当前，英国政府有着更为重要的事情亟待解决，比如斯特拉西德勋爵所提到的医疗卫生事业、教育事业和反恐战争等。

“没有人会说，我是想借此颠覆王权统治。”杜布斯说。几周之后，他坐在皮金（Pugin）咖啡屋里，黯然神伤。这是英国下议院大楼里一家生意最好的咖啡厅，那里的咖啡味道醇香，远近闻名。而杜布斯却失望至极。他的那份“非常重要的令人心动的草案”再次被驳回。在那些上议院的贵族首脑们看来，如果人们将老的、可有可无的、无政府主义的规定全都废除掉，那么整个国家体制将土崩瓦解。英国政府也支持这一说法。“他们对王室改革根本没有兴趣。”杜布斯说。他认为，上议院和政府的做法很愚蠢；他坚信，考虑王室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杜布斯是二战期间著名的“儿童转移救援”计划中的一名获救者，他从布拉格的纳粹铁蹄下被解救出来，来到了英国。他后来曾经担任过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在布莱尔手下工作过几年。这次上书未果，失望之余的他倒也略感欣慰：至少他在英国上下两院都获准提交了这份预案，而且终于明白了，无论是议会还是政府，对于改革王室这项工作，都没有什么兴趣。这一结果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很多人一眼就能看明白的。

鉴于查尔斯和哈里王子此前的种种劣迹，或是考虑到温莎一家人在戴安娜王妃葬礼上兔死狐悲似的表演，英国人是否真的考虑过要推翻王权统治呢？这一问题或多或少地成为报纸讨论的话题。“这是一次纯粹意义上的德国式的讨论。”德国媒体专门负责报道英国王室的专家记者鲁尔夫·泽曼–埃格伯特认为，这样的讨论不会产生什么结果。查尔斯有可能为了让自己最宠爱的儿子威廉顺利继位，而主动放弃王位继承权。就这个问题，德国媒体上的讨论热度甚至超过了英国媒体。虽然，英国人也曾反复探讨过这一问题，但是绝对没有像德国人这么热衷于此。

有传言说，查尔斯王子在几年前曾经向自己的法律顾问总监尼古拉斯·昂德希尔（Nicholas Underhill）求助，签署一份法律认证书，来确保在他放弃王位继承权之后他的儿子威廉能够顺利取代他。这份认证书在内容上规定得非常详细，但是看起来却并不令人感到兴奋。没有人知道其中的详情，也没有人能证实是否确有此事。这一传言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毕竟有人放出风来，而无风则不起浪。也许，这恰恰证实了杜布斯的推断：统治者们可不想拿王室的安危来做试验。没有人胆敢伤及现有的体制。(https://www.daowen.com)

而这些统治者们都是保皇派的吗？托尼·布莱尔肯定是其中之一。无论在任何时候，他与住在圣詹姆斯公园尽头的女主人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每周二的晚上，他都开车前往女王家里做客。按照宫里的传统，女王每隔几年都邀请首相一家人前往巴尔莫拉城堡休假；与以往的首相相比，布莱尔一家对这样的邀请并不十分期待：布莱尔一家不像温莎家族的人那样喜欢户外旅行；两个家庭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布莱尔家是典型的城市平民，而温莎家族则是乡村贵族。除开这些私人生活细节之外，布莱尔认为改造英国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件好事。他着手对上议院进行了改造，为大英帝国引入了一套半封建式的国家体制。然而，对于高高在上的王室宫廷，布莱尔连一个指头也不敢碰。

许多曾经跟随参与“新工党项目”（Project New Labour）的左派或自由派专家学者都严厉谴责了布莱尔的做法。无论是《远景》（Prospect）杂志的主编大卫·格特哈德（David Goodhart），还是玛丽·里德尔，他们的思想里都带有民主共和的烙印；他们坚信，王室宫廷的奢华无度是毫无必要的，而王室本身代表了一种可笑的无政府主义；他们批评布莱尔是现代的懦夫。不过，他们两人都明白（也许他们都读过托尼·本恩的著作；托尼·本恩是英国左派中的老大，是第一批共和派贵族成员之一），布莱尔之所以对女王听之任之，自有他的理由。

从理论上讲，女王的权力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微不足道。按照宪法规定，女王有权随时解散和重新选举议会，委任任何一名官员来组建内阁政府，发表战争公告，签署两国间的各种协议，委任内阁大臣，册封贵族，指派大主教、地区主教和法官，创建国家事务委员会和宣布大赦令等。女王在行使上述这些权力之时，需要事先与政府，或是在选举中获胜的党派，进行会晤，听取政府的建议。因此，从政治角度上来看，国家的主权是掌握在内阁首相的手里。在国王的授权之下，首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确定大主教的人选，无须征得他人的同意。他还可以自行确定重新大选的时间，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他想要对外宣战，比如向伊拉克宣战，他无须咨询议会的意见，甚至无须征得他所在党派的同意；他只要直接向女王提出对外宣战的建议即可。女王通常对首相的建议言听计从；除非，女王认为过分夸大了局势，就不会采纳对方的建议。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女王可以反对首相的建议，并希望下议院提交动议，将首相赶下台——而不是宫廷下令。纯从理论上来看，事情就是这样。实际上，布莱尔向伊拉克宣战之前，并没有获得自己所在党派中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也使得布莱尔在西方政客中成为独一无二的大权在握的首相。甚至连美国总统在这方面都没有布莱尔的权力大。

为什么英国王权政体得以延续至今？这恐怕应该算是个略带玩世不恭色彩的解释。就算有一天，迈克尔·法赛特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公之于众，王室家族依然会稳坐泰山，安然无恙。

还有另外一种略带浪漫色彩的解释。它来源于我们的老朋友巴基霍特。他曾经阐述道，王权体制是“可以被人理解的”一种政府形式，而议会民主制却是“让人搞不懂的”；因为在他看来，许多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众对于民主制感到云山雾罩，难辨其详。在精英人士眼里，民主制度就像是洪水猛兽；一旦给民主思想开闸放水，那么许多愚蠢的、莫名其妙的想法也会应运而生，懵懂无知的民众也会要求分享国家权力，整个社会将陷入一片疯狂。

如今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多数人都能读书看报，而且能获取所有有用的信息，参与政治生活。至少在一些西方民主制的国家里，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对议会和内阁做出的决议进行质询。每个人只要自己努力，都有可能获得高官厚禄。比如在德国，原先的泥瓦匠就当上了外交部部长；在英国，一个曾经当过船夫的小伙子后来当上了副首相。

从理解程度上来比较，今天的民主制甚至还比不上巴基霍特所说的民主制。而且恰恰相反，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各大洲和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慢慢交织在一起；对于越来越多被涉及其中的人来说，各种政治活动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理解。政治生活的空间逐渐萎缩，只有少数专家学者才能搞明白各个政党执政纲领之间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问题的答案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模糊，也越来越不可思议。旧的价值观念一去不返，旧的行为模式也随之烟消云散。

“随着迷雾渐渐散去，”鲁尔夫·泽曼–埃格伯特说，“界限也越来越清晰，各种文化水乳交融；人们也愈发探求一种象征——一个从内到外都一览无余的偶像；这个偶像会让我们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向哪里去，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也许，美好的未来正在向我们招手，甚至温莎家族的未来也将会一片光明。但愿，希望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