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建构
“金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科学、专门的学问，首先有一个自身逐步完善的过程，这除了要有资料方面的准备外，其中理论准备又是当务之急。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恩格斯这句至理名言没有引起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应有的重视。我们研究水平的提高显得迟滞，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造成的，但忽视理论思维，也是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在很多处一再申言，学术研究流别万殊，而目的则在于探求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学术性格究非陈陈相因，而在于生生不息。随着社会的变革，文艺观念、小说理论批评的更新也将同步前进，正像马克思所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35]可以说，无论观念、原理，抑或范畴、概念，既有其自身统一、连贯、不可分割的继承性和持续性，也有其产生、发展过程中的时代性、阶段性的本质差异。原理、概念也不是亘古一样的不变模式，它应是人类对于无限的客观世界不断认识的历史产物。说一句实在话，我们的文艺理论，不少概念显得陈旧，运用时也显得混乱，而一个时期以来，对于文艺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概念的运用，我们又听到过于严厉的批评。人们过分习惯于文章藉以立论的基本概念的彼此重复，好像作文者手里只有数目固定且形状颜色又相当单调的积木，虽然颠之倒之，力求诸般变化，却无论如何都逃不开千篇一律。其实，概念的贫困同贫困的理论批评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很少看到一篇小说研究文章能提出鲜活的概念，并使用这概念来发表新鲜的见解。常识说明：概念、术语是人们进行思维，特别是逻辑思维的基础材料，又是一切科学理论的最基本的知识单元。自然科学和文艺科学的理论价值都要以若干精确的科学概念为其“核心概念”才能成立。试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境说、形神说、性灵说等等，都是很富诗意而又很精确的艺术概念，至于说那些已被世界文艺史共同承认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更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古往今来，无论哲学、美学、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还是其他各个领域，各种思潮起伏，有如大江东去，人们不仅在其中对人和社会做着无休止的探索，而且为使这探索不断地升华而创造了不计其数的概念。一部思想文化史，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可以看作是人类创造概念和论证这些概念的历史。反过来，这无数概念生生灭灭所形成的运动，又反映着人类思维的进展，以及这进展的无限的可能。从这样的视点去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凡是为人类精神发展做出贡献的思想家，无一不是创造和发明概念的能手。
就古典小说研究而论，十年来，它在一片荒芜中终于得到复苏。但严格地说，小说研究的重大突破，特别是小说本体研究的突破还为数不多。对于小说研究理论的匮乏、视点的单调，我以为尤应进行深刻的反思。而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因概念的贫困而带来的思想的贫困，或曰，正面临因思想的贫困而带来的概念的贫困。
所谓思想的贫困，就其根本点来说是哲学意识的贫困。在这里，哲学意识乃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的，即所谓“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36]的哲学意识。在当今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这种哲学的智慧之光的照耀和温暖、启迪和安慰。为了小说文化研究的繁荣，哲学思考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这是因为哲学探讨人生，它给人生一个审美的解释；哲学沉思万物，它使证明的思考闪耀诗的光辉；哲学追问世界本体，它对世界本体做出艺术化的说明。事实只能是，深厚的哲学修养与恢宏的哲学意识能够大大拓展小说研究家的精神视野和思维空间。“金学”的建构，其营养不独来自文学艺术之内，而且往往来自小说文化之外，如经济学界、历史学界、美学界的营养，特别是唯物史观发展的新成果，常常是影响小说研究内涵深度的一个重要因素。那种缺乏哲学意识的人，是永远不会使自己的小说研究见地升值的。只有不断拓展自己的思维空间，才能对小说文化本体做出独一无二的审美判断，才能触发和增强自己的史识、今识和诗识，才能自成一个小说研究世界。看来，“金学”的建构，如没有小说研究者主体哲学意识的率先强化，没有渗透着永不妥协的历史思辨和一个思想者的真诚，就休想使“金学”达到一个更高境界。美国文艺理论家韦勒克在《哲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文学批评》一文中一开头就说：“批评就是鉴别、判断。因此，也应用和包含了标准、原则、概念；应用和包含了一种理论和美学，最终是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即便是那种号称‘从来不屑让终极哲学问题侵扰头脑、折磨心灵’的文学的批评，也采取了一种哲学立场。”[37]以上是“金学”构想的第一点。
第二，任何一种小说研究和小说理论批评，哪怕是真理的“含金量”较高的理论研究，都难以对一部辉煌的小说具有全面有效的涵盖性，其实也不必具有这种涵盖性。那种“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如何”式的全面，实在是价值不大。
人们总是试图建立起一种能穷尽万象的小说美学理论体系，其实这种理想属于亚里士多德时代遗留的遗产。因为人们相信一种理论就能把握对象复杂的整体的思想的朴素时代已经宣告终结了。人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种小说研究理论方法，都无法达到对小说文化及其运动在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的把握，而只能在小说文本的某一层次、某一侧面进行“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分化研究。荷兰文学理论家福克马和库恩·伊柏斯在《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中曾说过：“文学研究不再能涵盖整个领域，只有这种研究的协调分配才能回答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这段论述对我们的文艺研究，其中包括对《金瓶梅》的研究同样适用。如果说，对《金瓶梅》的研究从整体上需要多种研究的综合—互补的话，那么对每一个研究个体来说，就需要分化—深化的自觉意识。我们似乎应抛弃那种无论对理论研究，抑或小说文本的评论，都能十八般武器样样在行的“全能冠军”式的良好感觉，亦应防止面对任何一部小说，抑或任何一种理论，都能打麻雀战似的叽叽喳喳地高谈阔论，这种通论家并非是我们本应赞扬的“通才”，反而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卖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者。有分化，才能有深化。因此，“金学”的构筑只有在分化研究的基础上，具有各个击破式的研究深化，才能在本体上加以把握。这种分化，既包括研究职能的分化，也包括研究视野的分化，即从多学科的视角对《金瓶梅》的多层次多侧面进行深化研究。在这种分化—深化的研究趋势中，每一位有志于披上《金瓶梅》研究这一灰色职业服的人，都应该依据自身的志趣和素质，选择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做深入的开掘和独到的职能把握，否则就必然像南郭先生混迹其中而自炒鱿鱼。因此，“金学”的建构应以科学的精神开创《金瓶梅》理论研究的多元化格局。(https://www.daowen.com)
既然任何一种研究都只能从某种特定的视角对小说进行有限的探索与概括，那么这种概括即使准确，也只能在它所对应的领域实现其价值。所以，对《金瓶梅》的研究来说，寻找对应性，就是“金学”价值实现优化的重要条件。这种选择意识，窃以为，对《金瓶梅》研究者来说，是有必要健全地建立的。其实，《金瓶梅》的研究家们选择意识的健全，对小说研究将是一种有力的制约和调节。古典小说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对小说创作实践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的探索，而不能一窝蜂地挤在一个命题上。我们的《金瓶梅》研究，应当建立自己的文化品格，即把研究小说自身作为目的，从而超越其他外在功利性的东西。
第三，要建立“金学”，就要经常进行对话和潜对话，就要造成一种和谐的学术氛围。一位勇于开拓的研究者不是在自我封闭的心理状态中进行思维的，而是在与外界对话的过程中不断摄取新的信息并调整自己的理论意识中进行的。这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老生常谈的“实事求是之心”。我常觉得，在对小说本身的研究和理论批评中，实事求是之心难求。批评家及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中，某种单一的要求往往给作品和别人的理论文字带来过多的损伤。其实对峙是一种必然，但不一定转化为对立，这里就需要一种现实的宽容。宽容，不是意味着彼此拱手寒暄可以掩饰意见分歧，而是体现在彼此都坚持从自己的思维角度、立场发表见解的同时，努力倾听对方的声音，并从中汲取对自身有益的东西。认识彼此的局限是一种明智，而故意把自己表现得毫无局限，这才是真正的局限。
“金学”的建构需要宽容，还表现在小说研究的可错性和探索的变易性。小说研究是对小说文本和小说现象的一种追求、评判和概括、探索。这种努力和探索既负荷着多重制约，又需不断突破这些制约。所以，小说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属于对小说和小说家的一种“瞎子摸象”，它既有对本体贴近真实形貌的猜测，又有相当荒谬的可错性。这就决定了小说研究只能永远处于“夸父追日”的过程中，因为真理的太阳既是遥远的，又是日新的，没有一种凝固而完美的模态。
对小说研究的可错性是无须嘲笑的。一个好的小说研究理论和方法是一个对对象世界提出涵盖面较广泛的看法，人们对此常常抱有这样和那样的期待。但实际上，一个研究者断言越多，其潜在的可错性就会越多，为此，我们迄今还未曾看到过一种全面、正确的小说研究辉煌地战胜所有的对手而一霸天下的情况。
不可否认，在过去，理论研究文章一经出现失误常为人们所不容，然而当思考力进入到某种复杂状态时，失误是难免的，可错性是经常出现的。可以说，失误与可错现象的存在应被视为一种逻辑发展的定律。在这里，批评的态度不应是金刚怒目式的，而应当选择善意探讨之法。思想交锋和精神交流只有在深切理解和可以分析的基点上才能得到深化。说理与说教，其分界线常在有无这种胸怀和精神状态。批评家应具有的风度应是那种新型的风度，“金学”的建构正需要这种风度。再说一遍，我们这一代每一个参加“金学”建构的人，都应建立自己的文化品格，即把《金瓶梅》的研究作为目的，而超越其他外在功利性的东西。
我深信：《金瓶梅》是说不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