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评点的新范式
当前的《金瓶梅》研究，朱紫交竞，异说相腾，这说明“金学”研究已深入到一个新层面，若继此轨辙以往，必有助于《金瓶梅》研究的新发现和大突破。
卜键先生在《金瓶梅》研究上成就斐然，其博通精思的特点突出地体现在全方位、多层次地阐述“金学”的重要命题。
他从对李开先的生平事迹的考证，到小说文体及文学精神的探索，又以实证精神与白维国先生合作校点了《金瓶梅》，另外他还熟稔明史，先是出版了《嘉靖皇帝》，最近又经认真修订出版了《明世宗传》。这一切都聚焦在《金瓶梅》的阐释上，在材料、观点、视角、方法上做了充分准备，就为他的重校评批《金瓶梅》提供了严谨扎实的书写条件。
卜兄的《双舸榭重校评批金瓶梅》与其副本《摇落的风情——第一奇书〈金瓶梅〉绎解》，堪称“金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分量最重的成果，对极富民族文化特色的小说评点学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如与其他学者的评点本相比，卜著在阐释文本的价值时，发现和认识到小说评点乃是一个有内在思维理路、深具文化意蕴的批评形式。因此在自觉的文本意识引领下，使他的《金瓶梅》评点显示出新的特色，为构建崭新的小说批评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参考的范式。这是一种诗学文体，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蕴涵、审美体验与审美判断，给予我们以启示意义。
一、评点，见的是真性情
评点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形式，必然是以文本为载体为依托，所以它天然地具有文本中心的品格。无论是“因文而起”的探究，还是“随事而生”的议论，都要依据文本，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具体到《金瓶梅》，兰兄得以表明自己对世道人心理解的唯一手段，表现在他的文本之中，他也是要通过文本证明他的人格、才情，特别是审美的道德倾向。时至今日，读者几乎把《金瓶梅》文本看作是兰兄心灵独白的外化，是他人生体验的印痕。于是，读者和批评家天然地愿与凝结为文本的作家的心灵进行对话和潜对话，并会努力去探寻文本内蕴的旋涡，于潜流中发现《金瓶梅》文本之伟大。
卜兄的评批虽然也是依据文本的脉络推进，虽然也是通过对文本的全面接触、领悟与判断，虽然在评批中也有或多或少的感悟话语，但是，卜兄首先在“知人论世”上下功夫，直抵兰兄的文心，为《金瓶梅》文本品格定位。关于这一点，卜兄在《摇落的风情》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的“哀书”说。
人们熟知的是，对《金瓶梅》的文本品格，几百年来就有奇书、淫书、才子书，以及笔者赞同的愤书之说。而卜兄在提挈全书的序中说：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又是一部哀书。作者把生民和社会写得嘘弹如生，书中随处可见人性之恶的畅行无阻，可见善与恶的交缠杂糅，亦随处可体悟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将悲悯哀矜洒向所处时代的芸芸众生，也洒向巍巍庙堂赫赫宫门，洒向西门庆和潘金莲这样的丑类。这里有一个作家对时政家园最深沉的爱憎，有其对生命价值和生存形态的痛苦思索，也有文人墨客那与世浮沉的放旷亵玩。这就是兰陵笑笑生，玄黄错杂，异色成彩，和盘托出了明代社会的风物世情。
这段诗性的书写是极为重要的文字，笔者把它看作是卜著——评批《金瓶梅》的纲。它贯穿于所有眉批、夹批和回后评中，甚至在调侃、揶揄、反讽的文字中都充满着“哀书”的音符！
卜兄曾经历少年漂泊，亦有大悲悯之心，与兰兄的悲悯之心隔代契合！事实上，明代几部奇书都有对人事兴亡的儒家式感喟，其忧患意识溢于言表。但是，兰兄与卜兄却未停留在感喟世风之浇漓，而是更加关注生命意义以及生命价值的被异化。可作为参照系的是张竹坡氏的诸多批评，其“冷热金针”一说最富说服力。张氏充分看到了人世间的由热到冷的炎凉，或曰：《金瓶梅》就是要写一部由热到冷的炎凉故事。百回大书，前五十回是由冷到热，后五十回是由热到冷。卜兄直逼兰兄之文心：从主人公西门庆、潘金莲，一直到西门家族的各色人等，都是以各种形式使生命走向毁灭的（他确实是把无价值的撕开给人看）。兰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他的人物置于彻底堕落而又彻底毁灭的境地。他看清了这个可诅咒的社会的罪恶，看清了堕落时代的象征物——西门大院的不可救药，于是以凌厉的笔锋、冷峻的姿态，具象地摹写一个又一个的人物走向生命终结，而一连串个人的毁灭，其总和就是社会的必然崩溃和必然毁灭。读者透过小说画面看到了阴森可怖的社会剪影，而导读者又通过一唱三叹强化了我们对人生、对命运、对生命况味无尽的遐思。
是的，卜兄善于在生命价值受到威胁时，发出唏嘘不已的感叹。请看，《金瓶梅》一经进入主题，第一个镜头就是谋杀！一个懦弱而又无辜的武大郎被害。接下来有宋惠莲的自杀，一直到官哥儿和李瓶儿之死，再到西门庆的暴卒……这种灰暗的色调几乎无处不在，挤压着读者的胸膛，让人感到呼吸空间的狭小。武大郎之死，卜兄叹息：可怜的武大郎，惊呼“可怖”；官哥儿之死，卜兄又说“震惊之余，心中不免战栗畏惧，人心之阴毒残忍竟然于如此乎”，直到六十二回李瓶儿之死，卜兄全然抑制不住对生命的感慨：
想的最多的是死，惧怕最深的还是死，瓶儿可怜。
悲悯之心溢于言表！他在回后评中虽说“真正悲伤、深度悲伤的人，除了老西以外，又有谁呢”，其实卜兄恰恰是为生命的脆弱而感到深度悲伤。这种悲伤当然不仅局限于一个人物的逝去，而是对生命存在的大悲悯之情。“可怜”是卜兄评批中的关键词，由此可见其对人生况味不断咀嚼后的慨叹：原来生命如此脆弱，于是他回到了自己设置的母题——哀书！
古人当然不同今人，小说作者当然不同于今之评点者，但今之评点者又往往视古之小说家为知己，不可避免地以想当然的态度视古人，视古之小说家，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误读和过度诠释。但是，卜兄与兰兄的悲悯之心却在文本中相遇，深深沉浸在文本之中。小说家之心即他的创作动机，文本之心即文本的文学性，而评点者正是穿越小说文本重新认识、探寻、阐发、绎解小说家至隐至微的文心。卜兄在前人的评点基础上进行再开掘，推究出古人未曾明言的情愫、思绪、心态，显然有了一番大的超越。一经比较，会发现一般的小说评点多发微于形式层面（这是极必要的），比如意象、结构、修辞等等，是“取其形”，而推究小说家的内宇宙，则需要“传其神”的功力。
我深切地感受到卜兄对《金瓶梅》一书所投入的感情，不然他怎么会体验到隔朝隔代的人生况味，触摸到小说家那历经心灵磨难后的沧桑感！《金瓶梅》作者的感伤孤愤与《红楼梦》所述说的人生的永恒遗憾虽然迥异，但同样需要小说研究者的诗意关照，不然兰兄的机锋、顿悟、妙谛和曹氏的天纵之神思、幽光之狂慧，都难以艺术地把握！卜兄乃兰兄之知音，也必成知己！
金瓶梅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法遣黄巾士
金瓶梅 西门庆痛哭李瓶儿
与兰兄神交，卜兄应是渊源有自的。卜兄乃真性情人也，他多情而不滥情，讲情讲义而又有节制，然而一旦看中真性情者则又能以全部真情相付。我曾读过卜兄的一则随笔《直取性情真》，当时就很感动。今天写文至此，忽然想到卜兄的这篇小文大著，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它的复印件。文章乃是写他与台湾著名学者曾永义先生的友谊。他说曾先生是一位重感情、负责任、能担荷的人，一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人，说：
他以己身为献祭，矢志不渝地投身于华夏精神与文化的求索传承；复以散文为外传，不断记录着自己的天涯行脚和心路历程。雪北香南，雪泥鸿爪，人生本来就有许许多多可珍贵的东西，学术人生原也可以绽放出斑斓绚丽，讲堂与校园更是永远真情络绎的所在……
这里是写曾先生之性情，其实何尝不是卜兄的自况。生活中我多次触摸过卜兄的悲悯之心，至于笔端常带悲剧意识。“哀书”一说，我深知其内蕴，我知卜兄一旦切入《金瓶梅》之底里，必是“发皇心曲”之杰作。
二、风情，世情小说内涵的应有之义
“一个时代的历史，有时竟像那渐渐长成又无奈老去的树，雪朝雨夕，摇落花叶和枝丫，也摇落一地一地的风情。”
这是卜兄在他的《摇落的风情》扉页上写下的“题记”。“风情”二字竟被卜兄如此看重！但从理论思维的视角来观照，这正是卜兄对小说类型的准确把握。
把握类型并非简单易行之事。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科学地把握小说类型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的区分，长期处于模糊状态。人们往往停留在语言载体的文言和白话之分，或满足于题材层面上的所谓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等等的界定。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经常出现一种“类型性错误”，就是主体在研究观念和方法上混淆了不同范畴的小说，从而在研究中使用了不属于该范畴的标准。评价标准上的错位，就像用排球比赛规则去裁决乒乓球比赛一样，“张冠李戴”的现象屡屡发生。在价值取向上，诸多的著名小说中，《金瓶梅》的命运是最不幸的，它遭到不公正的评价几乎也与此有关。最典型的例子应当是美国学者夏志清教授。他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一书第五章中评论《金瓶梅》时，几乎从思想到艺术都对《金瓶梅》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笔者思忖，这种判断除了文化背景不同，审美标准与判断不同，乃至思想片面外，还有一点，即对中国小说类型还有些陌生，乃至错误地理解。比如提到作者时，夏教授竟怀疑：“以徐渭的怪杰之才是否可能写出这样一部修养如此低劣、思想如此平庸的书来？”对具体的艺术处理他更是彻底否定。人们不难看出，这位小说研究专家的审美取向和艺术态度，是否在混淆了不同范畴的小说类型时，也就使用了不属于该范畴的标准？
其实前贤早已明快地把《金瓶梅》和《红楼梦》等小说定格为“世情小说”。一般来说，凡世情小说大多离不开“风情”，而没有了“风情”也就没有了“世情小说”。所以“风情”就成了“世情小说”内涵的应有之义。卜兄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十分明晰地框定了它的核心价值：第一位写出风情的长篇小说的是兰兄，即如《金瓶梅》书开篇所言：“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
果然，兰兄就用了百回大书写尽了形形色色的一连串大大小小的风情故事。按照卜兄的诠释：“风情本是市井的亮色，是生命的一道异彩。”他继而又说：风情既属于承平时日，但在走向末世时常愈演愈烈，以至于如《金瓶梅》书所叙，几乎所有风情故事都通向死亡！西门庆与金、瓶、梅，宋惠莲与陈经济，一个个正值青春，又一个个死于非命！这种人生况味的感喟，与评批者把《金瓶梅》看作“哀书”首尾相应。卜兄唏嘘感叹的是以下十八个字：(https://www.daowen.com)
红尘无边，风情万种，其底色却是宿命与悲凉。
卜兄的“风情”论还有更细密的话语表述，且看下面的文字：
永远的喧嚣，必然的寂寥，显性的欢快，底里的悲怆。世情括着风情，风情也映照传衍着世情；世情是风情的大地土壤，风情则常常呈现为这土地上的花朵，尽管有时是恶之花。正因为此，所有的风情故事都有过一种美艳，又都通向一个悲惨的大结局。
这里，世情与风情的辩证法，卜兄以诗性的笔法，传达给了阅读他的评批的读者。哲理与世情的交融，智性、灵性与感悟的并举，确确实实打开了《金瓶梅》既神秘又凡俗的大门，他们（卜兄与兰兄）的默契与呼应启迪了我们的智商与情商。噢，原来我们应当这样领略几百年来常常被误读的风情宝典！不能不折服卜兄的“第二视力”[52]的洞见。
我们发现，卜兄的评批智慧与小说家的智慧，以及常变常新的小说智慧，是和谐统一的。卜兄在大量的眉批、夹批中，有着太多诗人气质的感喟、长太息，而到回后评又能巧妙地把过去那种印象式、情绪化乃至教条八股式的评批的弊病彻底摆脱，呈现着深刻的理性思考，很多文字完全可与诗文批评一争高下。试看这段文字：
西门庆与潘金莲的私情和奸情，还能够算是爱情吗？当然不能算。他们之间从一开始就没有纯洁和纯正，没有专一和忠贞，因而也就没有美。可我们能说两人之间没有情吗？能说两人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爱恋、缠绵和思念吗？私情也好，奸情也好，不都也有着一个“情”字吗？
评批的绎解，完全没有回避那美好的富于浪漫色彩的通语：“一见钟情。”在卜兄看来，一见钟情并不仅属于才子佳人，有时也会预示一场奸情的开始。理性的思考和警策之语，让我们看清“一见钟情”的底里，感悟到情感世界的驳杂。
在风情上所做文章，又因具体人物具体故事而不同。比如吴月娘的不解风情，孟玉楼不擅风情，妓女们也在风情隔一尘，至于缺少意趣的孙雪娥等也当不起“风情”二字。这一系列的精彩分析，让我们聆听了对世情小说中何以为风情的解说，我们从中也看到评批者在直抵小说作者文心以后，亦即回归心灵层面以后，把风情提升到人性层面的剖析。这就是卜兄的功力。
三、故事，红尘中的人性花朵
流传于16世纪文人创作的“四大奇书”，为17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带来新的生命。小说评点不啻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次大跃进，一次不可小觑的变革。“文体卑下”、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竟然也可以“被”审美，被“鉴赏”了！由此，小说创作与小说审美批评，构成了通俗文化的两翼而雄视于文坛。研究者甚至把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称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第二次“文学的自觉”，这无疑是符合实际的。
金瓶梅 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欢
金瓶梅 闹茶坊郓哥义愤
小说评点与小说评点家的出现，源自小说已成为独立文体。事实是，小说文体不是一个文学的局部，小说创作都在文体之中，小说文学的全部都被文体浸泡过。有了文体意识才有了小说思维，其思维形态既是对客体的审美认知能力，也是筑建形象体系、显露主体审美的一种创造力，是一个动态过程。小说文体的思维图式，体现不同小说家、不同目的性的认知活动和审美表述，因此小说思维必然以文体为表征和旨归。卜兄的评批就是凭依着他的小说文体意识，又根据自己的审美体验，对《金瓶梅》做出真正属于小说美学的评批。十三年前，卜兄就有中国小说文体研究的专著出版。其《绛树两歌——中国小说文体与文学精神》一书，有四篇论《金瓶梅》的文章，有两章论《红楼梦》、四章论《鹿鼎记》、四章论古龙的文章。所写文章，无一不是紧紧围绕小说文体和文学精神论述的，文体意识极为鲜明。他置疑雅俗之分，关注的恰恰是类型和章回小说的独立文体的多样性、多元性。
联系到《金瓶梅》之文体，卜兄提出三大重点：市井气、平民化、个性化。他沿着小说故事情节的滚动，揭示这部小说的独有神韵：正在进行的、打算进行的、已经进行的关目。在这里，人物的话语和叙事话语紧密交织，指点出人物性格、人物关系、隐喻表情，同时又带出环境、氛围乃至器物，进而领略兰兄丰饶多变的笔触。在看似零零星星的眉批夹批中，读者会发现，书中的人物性格、语言动作、叙事话语，不再是以修辞的、技巧的纯形式孤零零地存在，而凝结为生活内容与小说家的心灵心态以及语言意蕴等多种元素的聚合。
故事是滚滚红尘中的花朵。小说文类本来就与叙事学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作为理论形态的叙事学是小说艺术的“类似物”。当把艰深的理论及其术语进行简约化叙事，就是讲故事。中国小说尤其重视讲故事，其中变幻妖娆的情节更是令人惊讶！不过我们又发现，情节的概念在中国叙事美学中的地位显得有点模糊，相反，评点派更看重“段”，以及“段”与“段”之间的连贯艺术。张竹坡举的例子就是二十八回围绕一只鞋演绎了一大回的故事。卜兄在回后评中充分把握了中国章回体的叙事特色，指出：“此回从金莲丢失一只红绣鞋写起，一时间亦风生水起，由葡萄架找到藏春坞，由金莲的红绣鞋引出惠莲的红绣鞋，再由小铁棍手上到陈经济袖中，虽是涟漪，却也层层叠叠，颇有可读之处。”“于是便有了秋菊的疑问：怎生跑出娘的三只鞋来了？”这段小小故事，一经点拨，便能明晰地看出《金瓶梅》正是通过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物认识了生活中注定要发生的事儿，也认识到了那些俗世故事产生的原因。卜兄发现了兰兄的腕底春秋，就在于能“贴”着自己的人物，逼真地刻画出他们的心理、性格，同时又舒展自如地给你讲了一段又一段不大不小的俗世故事。
赘语：读罢兄的《双舸榭重校评批〈金瓶梅〉》真是浮想联翩，它又一次引发了我对小说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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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理论批评自成格局，独标异彩，其中小说评点正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主体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小说品评、鉴赏、审美的主要方式，为别国所罕见。深一层次地看，正如谭帆教授在他的《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一书的“导言”中所说：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而非单一的文学批评，评点在中国小说史上虽然是以“批评”的面貌出现的，但其实际所表现的内涵远非文学批评就可涵盖。
此一观点极为重要，它促使人们思考，小说研究方法如何从单一的文学批评拓展开来，从而使小说研究具有开放的、多元的、富有新意的格局。
又想起几年前读陈平原教授《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一文时的惊喜之情。原来，他很早就已经在思考和搭建中国小说研究的框架了。他明确地告白：“具体到每个研究者，不可能永远追随潮流，必须有舍弃，也有所坚持，我的努力方向是，将叙事学、类型学、文体学三者合一。”陈平原先生的这番言论，私心确有同感。古典小说的研究，特别是几部小说经典文本，单一的叙事学研究似已远远不能解释其文学的审美性的底蕴。今读卜兄大著大开眼界处就在于，他虽然在形式上仍采用传统的评点方式，但实际操作已经把叙事学、类型学、文体学综合起来对《金瓶梅》进行观照。是的，这种大格局的诗学观照，才使得这部大书的文化蕴涵被揭示得如此深刻、明快。
总之，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古代小说教学与研究的人来说，方法论的模式总在不断更新，我们的理论思维也应不断更新。进一步说，小说研究也从未有一个固定的方法和策略。方法和策略的多元态势毕竟是常态，单一的方法与策略必然受到文学艺术实践的新形态的挑战。现代量子力学创始人海森伯就认为：世界不是一种哲学可以完全解释的。他在阐释测不准定律时又明快地指出：在描述一种现象时需要一种理论，在测定另一种现象时，则需要另一种理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