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的垃圾分类：民间废品回收体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谋生，来自河南、河北和四川等地的农民开始在北京依靠回收废品为生。20 世纪90 年代初期，这些农民工慢慢成为北京废品回收的支柱。2014 年，北京废品回收从业人员达到历史巅峰，近30万人。而到2017年，这一行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冬。
废品回收链条
北京废品回收和再利用的链条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社区回收、精细分类和集中再生利用。
1.社区分类回收参与者
北京城内的废品回收者可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分离混合垃圾的废品回收者。这其中又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承包了某居民区或商业区的垃圾收集，从混合垃圾中将可回收利用的废品二次分拣，如果收集的废品在混合垃圾中占比较大，还需向管理者缴纳费用；第二种则主要通过三轮车搬运或装袋的方式从街边或景点的垃圾桶里获取废品。然而，从混合垃圾中分离的废品在总体回收量中占的比例逐年下降，目前仅占2% 左右。
蹬着板车的流动收购者
陈立雯 拍摄
第二类废品回收者主要骑着自行改制的电动三轮车，游走于社区街道，进行废品买卖。他们往往在熟悉的区域里活动，与周边居民相识，每天从早到晚走街串巷，即时买卖废品，就地分类装车，在傍晚时将这一天的废品卖到回收市场。这些或流动或固定的三轮车回收者通常不受基层管理的约束，但有时会受到城管的干涉。
最后一类是固定在一定社区或街道回收废品的人，回收量高于前两类人，运输工具往往是四轮卡车。经营回收点需要两人，一人负责看守站点、对接卖废品的居民；另一人骑车上门回收废品量大的单位。这一类回收的废品范围广泛，但也需要向物业、居委或回收公司缴纳费用。他们大多在同一处地方多年，是回收网络中的一个中心点。有时，第一类废品回收者也会将废品卖到这里。固定的废品回收点不仅买入废品，也会向居民或“二道贩子”出售二手物品，如家具、电子产品等，由此使得二手物品进入二手市场。
北京废品回收者的日回收量几乎可以达到1 吨。除了辛劳外，这一工作也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比如，判断不同的材质以给出合理的价钱。他们往往也与社区居民相熟，赢得了居民信任。
2.废品回收交易与精细分类市场从社区回收的废品，除一部分进入二手市场外，几乎都进入北京城中村的废品回收市场，进一步为再利用做准备。截至2012 年，北京拥有规模不一的回收市场约200 家。市场主要分两大类：一是经分解再利用的一般废品；二是电子废物拆解。
废品回收市场一般由个人或公司承包土地，分割成多个摊位，分包给负责某种废品的个人。比如，上百家摊位中，有的专门回收废纸，有的回收塑料或金属，还有的回收衣服和木头等，但市场管理者对同类废品收购摊位有数量限制，以防止不正当竞争。摊位大多有一两间小矮房，用于居住，建筑以外的空间则用来存放废品、进行分类。
由于废品回收者的工作大多在傍晚结束，所以回收市场交易一般在下午6 点到凌晨最为繁忙，高峰时期常出现废品车辆排长队的现象。
回收市场工作者每天要完成前一夜交易得到的废品回收工作，许多工作者只需通过肉眼或敲击的声音就能判断出材质。而金属摊位除分类外，需将金属压缩成块便于运输。经分类后，废品或被运输到下游再生利用企业，或在摊位上被买走。由于长期经营，他们与废品回收者和再利用企业都有密切的业务往来。
随着北京城镇化的发展，废品回收交易市场的位置在不断变迁。近几年来，一些五环外的市场正在消失，每拆一座市场，就有约20%的人离开废品回收行业。
左：北京北部2004年左右建设的一个回收市场布局。
右：2012年，拆迁后的北京市东小口市场。
陈立雯 拍摄
3.下游再生利用
北京的废品经过收集、精细分类后，运往外省再生利用。其中，硬软塑料在河北进行处理，废纸则运往河北和山东，金属类也送到河北周边的冶炼厂。
20世纪80年代后，再生利用也由家庭作坊式企业完成，从而造成诸多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毫无疑问，这应该得到重视和治理，但一刀切式的强制关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现实出发，在原有体系下做好污染控制管理才是根本出路。
来自河南固始的废品回收大军
在北京近30 万从事废品回收的人群中，90% 以上来自河南省固始县的多个乡镇。自20世纪80年代起，由于基本的农业种植无法满足生存需求，固始人纷纷外出打工。在最初一批人依靠回收废品在北京立足后，其他人也纷纷跟随效仿。
刘叔叔来自固始县何寨村，是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进京的人，过去的30 年间，他把自己的亲属和下一代都带去北京从事废品回收行业。整个何寨村，约80% 的人以在京以回收废品为生。
随着北京废品回收行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2017 年起回到固始的人逐渐增多。然而，许多正值壮年的回收者不愿就此停下，即使被迫离开这一行业，也仍在等待回到北京继续回收废品的机会，或是在县城周边寻找就业契机。
许多像刘叔叔一样上了年纪的人从北京返乡后，选择在县城给晚辈陪读。他们回收废品的收入大多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因为“不希望孩子重复自己的老路”。因此，固始县的教育行业也得到迅猛发展，这也助力了教育水平的提高，每年都有70%的高中毕业生考入大学，其中不乏北大、清华。孩子们毕业后在京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选择，而不必再从事废品回收行业。
固始人为北京的资源回收行业贡献了约20万劳动力，而下一代继续从事废品回收行业的占比不到30%。一旦现有的废品回收大军从岗位上退下，北京市将会面临废品回收劳动力不足的情况。
张先生的20年：回收价格下行，生存空间萎缩
张先生是河南固始人，2000年来到北京从事废品回收，见证了20年来这一行业的变迁。他和家人主要在大羊坊村进行回收工作，但由于废品回收市场受到挤压，他们过去几年中经历了数十次搬家，2017年11月的巨大震荡后甚至搬到六环以外。
随着废品回收市场的拆迁，许多废品的价格也直线下滑，原来单价3元/公斤的混合塑料只能卖0.5元/公斤，废旧家电拆解后的铁皮也从原来的1.8 元/公斤降为0.7 元/公斤。巨大的差价导致“张先生们”只能降低向居民回收的价格。相较于2008年，回收废旧家电的价格下降了一半左右。
谈起20年来的变化，张先生回忆道，最为动荡不安的是初到北京的几年，收容遣送制度和执行者联防队常常向废品回收者们出击，遣送、收容，甚至是同行的趁火打劫、偷盗在这几年中成为许多回收者的噩梦。直到2003 年收容遣送制度取消后，张先生才得以过上相对平和的生活。
张先生一天收到的所有废品，废纸、纸箱、塑料和少数金属类废品分类装车。
陈立雯 拍摄
目前，张先生及其家人已经融入北京城的生活，但他已不再对废品回收行业保持乐观态度，后端市场的拆迁导致许多废品无处可去，废品价格一再跌落，许多资源都被当作垃圾处理。
过去三四十年间，许多像张先生一样的拾荒人为北京废品回收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一样依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老了没有任何保障，连生存空间也没有了。”这是他发出的感叹。
北京废品回收的历史脉络：李爷爷的故事
85 岁的李爷爷参与见证了北京70 多年的再生资源回收历史：自1947 年跟随亲戚到北京从事物资回收工作，他一步步从拾荒人，到废品回收站的收购员、采购员，最后成为国营物资回收单位的管理层，是新中国北京废品回收行业的重要组成力量。(https://www.daowen.com)
1949 年前，北京的回收行业大多由小生意人和拾荒者组成，不存在组织管理的部门。而到1956年后，原先的小生意人组成了合作社，成立废旧物资回收公司，由政府组织土地的使用，有了专门的经营管理制度，各级公司、站点都有回收任务。
李爷爷所在的回收站，除废品收购外，还要进工厂宣传政策和分类利用的标准；而对接的大型单位也有专人管理废品，通过买卖的方式，单位对单位转账。工厂内的废品大多是下脚料。据统计，当时企事业单位废品产生量最多，家庭产生占20%左右。对于家庭废品回收，收购站一般几人一组上门回收。为防盗窃，非生活来源的废品还需出示户口本登记。
当时的废品回收站中，男女分工合作收购和分类打包，废品分类后与下游企业签订合同，移交后续处理。
20世纪80年代以前，废品回收的种类和后续处理都与今天不同。如：玻璃瓶收购后经清洗和消毒便投入使用，而不是回炉；有色金属由专门的库房回收，将不带杂质的金属交给首钢等钢铁厂；胶鞋则送到橡胶厂处理；塑料能划分10 多类进行收集；头发亦有专门的回收渠道。
据李爷爷的回忆，计划经济时代，废品回收的价格往往是统一的，不同种类废品的价格明细清晰，而且不允许私人随意收购废品，公安局还会定期到库房查账。
当时废品回收者的地位与现在相似，社会地位不高，却能通过努力工作逐渐提升待遇，加入国家建设，甚至纳入国有回收体系。然而，现在的拾荒人却饱受限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城市管理者能否以史为鉴，吸收近40年的废品回收力量，共同缔造再生资源的高效回收体系，关系着整个城市的发展。
上：20世纪70年代的垃圾回收宣传海报
来源：Joshua Gold stein
下：20世纪60 年代的废旧物资收购目录
来源：Joshua Goldstein
现有回收体系中的难题及契机
20世纪80年代后，在北京建立的民间回收网络一直以市场为主导。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废品回收遭受重创，2014年后情况恶化，废品价格滑落后再未提升。
1.城镇化进程中不断被挤压的空间
以社区回收环节为例，北京的城市政策变化和废品市场变化给以收废品为生的人群带来极大挑战。一是近年再生资源价格的下跌，导致回收市场萎缩；二是北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压缩和外迁，废品回收产业被列入禁止建设的行业，导致其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
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6年，前端社区回收者已有近一半离开这一行业；而废品固定回收点在废品产生量不足的情况下，也有部分消失了。
对承上启下的废品回收市场来说，除受回收价格的影响，还面临着北京城市发展的威胁。2012年后，北京五环外建于2000年后的综合废品回收市场大多被拆迁，至2016年夏，五环到六环间所有市场都没逃过这一劫。
同样，废品再生利用环节也无一幸免。近年，北方地区为治理空气污染而关停大量作坊式企业，包括废品再生企业，同时却没有相应的替代经营方式出现，使得再生利用环节被切断，前端产生和回收的废品无处可去，价格再次被压低。
以上所述困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大量有回收价值的废品价格过低，无法回收，只能作为垃圾进行填埋或焚烧。
2.废品分类回收意识的变化
中国之所以能拥有较高的废品回收率，原因之一是民间废品回收网络的存在，之二则是居民有较强的废品分类意识。然而近年前者的萎缩，直接影响居民的废品投放方式，致使居民不再将废品分离转卖，而是直接混入垃圾中，这也使得北京的整体回收率下降。近几年，北京垃圾的增加量中有6% 是可回收利用的废品。
长远来看，这一变化不仅导致回收量减少，更导致下一代居民垃圾分类意识的缺失，这与提倡垃圾分类的愿景背道而驰。要扭转废品分类回收的困境，就必须面对现有民间回收体系的困境，让富有经验的废品回收人群发挥其优势。
契机：垃圾分类管理和民间回收体系的融合
在新的垃圾分类管理形势下，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废品回收体系应被充分吸纳，而不是排除在外。
目前垃圾管理系统中，垃圾桶里的垃圾和“可回收物”并不属于同一管理体系，前者归属环卫部门收集清运，后者则归商务部门管理。因此，丢弃在垃圾桶内的“可回收物”很难得到回收处理，可能作为垃圾被填埋焚烧。因此，近年出现了“两网融合”的概念，即环卫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结合。这对解决废品回收行业的问题来说是一个重要契机。
20 世纪50 年代的废品回收经营者在改造过程中被充分纳入国有物资回收体系，而如今，民间回收体系和人群却被忽视了。抛开原有体系进行重建十分不明智，而且浪费人力、物力、财力。
对于两网融合中如何完善废品回收环节，有如下建议：
在政策设计上吸纳现有民间回收网络，保障回收人群在链条上开展工作；
解决中后端精细分类与再生利用环节中土地使用的困局，将其作为市政基础设施用地；
对于大量再生价值低的垃圾，从政策上可以禁止其销售使用，对于回收价值高的废品，可以设计更合理的回收利用方案。
而对于再生利用环节的问题，由于涉及加工产业布局问题，更需要城市层面出台因地制宜的政策。总之，政府相关部门不应压缩原有废品回收体系的生存空间，而应投入更多精力保证其运行，使其在废品回收产业链中继续发挥作用。
撰文 陈立雯
参考资料：
［1］陈立雯.垃圾回收四十年①|民间废品回收网络是如何形成的［EB/OL］.［2020-02-1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00457_1.
［2］陈立雯.垃圾回收四十年②|现有回收体系的这些难题为何无解［EB/OL］.［2020-02-1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00479_1.
［3］陈立雯.垃圾回收四十年③|河南固始：青黄不接的废品回收大军［EB/OL］.［2020-02-1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00508_1.
［4］陈立雯.垃圾回收四十年④|李爷爷的故事：从拾荒人到国企管理层［EB/OL］.［2020-02-1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00511_1.
［5］陈立雯.垃圾回收四十年⑤|收废品近20年，回收价格一路下跌［EB/OL］.［2020-02-1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00514_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