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是否一定要“定时定点”？
关于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的“强制性”，对小区而言，其强制的是，小区产出的垃圾应该是分类好的、纯净的垃圾。至于怎么实现，每个小区有很多选择空间。
“定时定点”是做好垃圾分类的重要手段。即便如此，上海推出的“定时定点”办法，也并非强制性方案，而是“推荐方案”或“倡导方案”。如果小区觉得自己有更好的办法进行垃圾分类，不需要“定时定点”，那么小区也可以不选择。
可是，为什么在上海出现了不少强制“定时定点”的做法呢？
首先，政府的政策要求，层层下沉到基层，在传递过程中，很多信息失真，导致一些倡导性要求变成强制性要求。
其次，垃圾分类任务下得很快，基层管理者缺乏开展垃圾分类的更好办法，工具箱里的工具有限，选择空间很小，只能上面给什么用什么，对结果也没有预判，更没有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制订预案。
更多基层管理者把“定时定点”理解成必须推进的任务；而在做的过程中，又不遵循社区工作的基本方法，没有征询更多居民尤其是平时参与社区较少的年轻群体的意见，造成少数居民的抱怨，抵触情绪较重。
面对少数居民反感“定时定点”的状况，解决方案一定要超越“定时定点”，回到“如何使交付给政府的垃圾是分类好的、纯净的”这个最本原的问题上。
最理想的状况是：在小区里，居民们坐下来，重新讨论垃圾分类，各种意见都会出来，小区居民选出大家能接受的方案。
如果小区决定由每个居民自己分类，那就必须有人引导和监督居民的分类行为。如果小区找不出那么多志愿者，大家就要商量，如何减少监督的点位和时间，这时，“定时定点”或“减时减点”的命题就应运而生了。
这就是最佳的居民自我治理的模型。在这种模型下，社区的各种公共问题，可以被广泛讨论，被理性分析，被合理解决。
上海其实已有不少比较成功的案例。浦东新区的芳澜苑，是一个有5座高楼的高端商品房小区，在前期跟开发商的沟通中，涌现出一批有公信力的居民领袖。决定推动垃圾分类后，小区召开了居民代表听证会，代表们在讨论后提出，保留目前5个地面点位。但是，这么多点位，谁来监管呢？业主骨干立刻承诺“我们自己管”。居委书记表态，可以给予业主一周时间尝试，如果做得不好，就需要撤除该点位的垃圾桶，但首先要撤除地库的桶，以门栋为单位进行垃圾桶管理。代表也表示，自行招募志愿者，包干楼组工作。
小区垃圾分类正式开始的第一天，骨干人员竟然从单位请假在小区值班，督促居民的分类工作。芳澜苑的工作就这样推动起来了。当然，垃圾分类具体效果有待观察，但芳澜苑通过居民自我组织、自我选择，确定了小区垃圾桶摆放地点和时间，并各自负责自己楼栋垃圾分类的效果。芳澜苑这样的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令人敬佩。
真心希望上海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小区出现。希望更多居民，尤其是年轻人，进入垃圾分类这样的社会议题中，提诉求，出建议，出方案，身体力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同时，我们也希望基层管理者不断提升社区管理能力，有效动员和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推动上海基层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24小时开放箱房
上海打浦桥街道书记：我们街道采取的措施与两定问题有关。由于各社区都认为两定制度不够合理，比如，定时制度导致下班回家晚了就无法投放垃圾，我们对此提出了解决方案：与业主委员会协商，从源头管控，评判居民和分拣员对干湿垃圾分类是否到位，如果符合要求，作为奖励机制，就可24 小时开放箱房，不设投放时间限制。因为两定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保证分类质量，确保干湿分离，只要能够达到这一点，定时制度就不再必要。为此，我们也对物业公司展开了就小区垃圾分类成果的评比工作。
我们事先与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进行沟通，他们会在清运过程中检查。除此之外，我们定时与市容局的环卫人员联系，了解小区清运的湿垃圾是否纯净，以此给小区物业打分，建立奖惩机制。我认为垃圾分类工作的责任主要在物业公司，而不在居委会，居委会只需进行宣传，并且督促物业公司完成工作即可。
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其实是协商后的妥协。由于小区大多是高层建筑，当时就撤桶问题产生了很大争议。居民认为应该由物业把垃圾清运到楼下，再进行分类，但物业因为自身压力太大而不接受这一提议，于是双方最后各让一步，同意以取消定时和楼道撤桶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样，居民可以24 小时投放垃圾，物业也不需要上楼搬运垃圾桶，分拣员的工作也轻松不少。
王局长：大家讨论较多的两定问题，法律法规也有所规定，分类工作时，不采用“定时定点”制度不会成为被处罚的理由，相反的，这是一种自我治理的方式。设立两定制度的初衷是24 小时监督居民分类的成本过高。因此，居委会干部们需要充分根据各自社区的情况设计适合执行的方案。
上海一小区的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点。(https://www.daowen.com)
冯婧 拍摄
年轻人的权利、责任与协商博弈
杨旭（上海浦东社区服务中心主任）：我观察到很多社区里的摩擦。社区里缺乏一个自下而上的协商。第一，什么时间扔垃圾，很多是居委会根据政府的指导意见定的，没有自下而上的过程；第二，关于垃圾箱房建在哪，要不要定点撤桶，都是从上往下派，业主只能被迫接受。
小区本来没有垃圾箱房，垃圾桶散在各个楼道，不显眼。但忽然在一个地方建了箱房，聚集了好几栋房子的垃圾，直接影响到周围群体，会产生利益冲突。这个过程中，一些小区能够组织起来进行协商，找出一个适合本小区的方案。但更多的小区并没有，这是社区治理里重要的事。
垃圾分类是社区治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之前就发现，社区工作几乎是为老年人服务的。比较忙的“996”年轻人，基本被排除在扔垃圾的时间段以外。
刘继栋（上海洋泾街道阳二居委主任）：年纪大的，不知分了有何意义，也不知后端是怎么处理。他知道，这是政府的行为，要响应号召，然后就分得很干净。一些年轻人说，“我为什么要分，关我什么事”，说不通。
有年轻人跟我说，开放时间太短。我说，没问题，可以延长时间，只要你们愿意出来做志愿者。年轻人不用多，只要出来五个，周一到周五，一天一个，就可以多开放一段时间。你出来我就开，不出来就不开了。因为我必须保证垃圾分类达到标准，要有人看着。
郝利琼：为什么要“定时定点”？一是管理方面，二是成本。垃圾分类初期，必须有人监管，才会投放得当。要找到愿意在这段时间服务的志愿者，保洁员的时间也可以挪过来。如果有足够多的志愿者，确实可以更长时间开放，但前提是得有人看着。
任淼（“小黄狗”公共关系负责人）：我们进社区也发现，有些年轻人说，机器九点就关了，我九点之后才能回家分类投。好，延长时间，我们把箱子开机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半。其实成本非常高。叔叔阿姨投诉，上面有灯，影响我休息了。
我住的小区，每天早上七点多和下午大概五点二十分，有喇叭在小区里播，什么垃圾分类新时尚、追赶潮流造福子孙。普通话一遍，上海话一遍。早上很多人被它吵醒，非常反感。周六想睡个懒觉，给吵醒了，“让我垃圾分类，气死我了，我就不分”。
丁依宁（第六声记者）：年轻人压力太大了。因为厨余无法处理，可能没有办法做饭，然后选择点外卖，外卖又产生了更多垃圾。我觉得对年轻人不宽容，导致大家有更多的逆反心理，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机制，让大家相互理解。
池勉（上海徐汇区居民）：我有长期加班的经历。其实问大家，三十天之内，愿不愿意拿出一天做志愿者，主观都是愿意的；但现实问题是，加班时间很不确定。比如，礼拜二晚十点钟，能不能到家，说不好。
刘继栋：这个可以协调。三十天里，你只要愿意出来一次做一个小时志愿者，我的小区就对年轻人开放晚九点到十点，甚至十一点到十二点都可以。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微信群，自己安排时间。
王欣然（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感觉大家都在考虑，我怎么扔垃圾更方便，怎么更方便地做分类，怎么更方便地和“996”配合。但垃圾分类就和垃圾一样，不可能那么方便，没有任何麻烦。当然，自上而下的方式肯定比较粗暴。但问题是，怎样做一个自下而上的事情？
我觉得，自由与责任义务是相对的。人至少对自己的行为要负责任。要有具体的沟通方式和协调机制，要去想办法。进一步说，垃圾分类造成的年轻人的负担和困境，是有多种原因的，这些原因来自不同的社会层面，共同构成对年轻人的压迫，垃圾分类只是一个征兆和窗口。
在个人层面，年轻人如果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经验，缺乏社区互动的经验，也就不知道如何去沟通和协商，甚至不知道居委会在哪儿。这些都是需要学习和锻炼的，垃圾分类其实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郝利琼：核心问题是，目前在社区里没有这样的沟通机制和平台。实际上，居委会的工作时间和能力不是那么足，无法动员到每个人。其次，很多社区很漠然，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理解是第一步，参与是第二步。
为什么说垃圾分类很重要，因为它给固化和陌生的社区，建立了更多的互动空间与可能性。
池勉：年轻人可以建个群，大概一个月一天出来做志愿者。比如说，我肯定愿意做这件事，但我的疑问是，我去哪加入这个群？
刘继栋：我是一家一家上门，年轻人我都问。如果有年轻人真的有需要，我可以建一个群。这肯定是居委会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