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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
概述
药理学可以定义为一门研究化学物质对生物体功能影响的学科。起初，在有机合成化学出现以前，药理学只关注对天然物质（主要是植物的提取物）功效的了解。故早期的药理学家将主要的精力都集中于研究如奎宁、洋地黄、阿托品、麻黄素、士的宁等天然药物。
从20世纪开始，诸如巴比妥酸盐和局部麻醉药等合成药物开始出现。1909年，保罗·埃尔利希发现治疗梅毒的含砷化合物，由此进入抗微生物的化学治疗时代。此后，又有一些其他突破。1935年，格哈德·多马克发现第1类抗菌药，即磺胺类药物；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弗莱明早期研究的基础上，钱恩和弗劳雷共同研制出青霉素。
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激素、神经递质和炎症介质被发现。化学介质“受体”的概念立即引起了药理学家的重视，这也是当代药理学持续研究的主题。受体的概念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各种技术对于药物的发现和治疗方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20世纪早期，生物化学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酶的发现和生物化学路径的研究方向为掌握药物的疗效提供了另一种研究体系。
替代疗法的原则
现代医学对药物的依赖非常严重，并且将药物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当然，其他治疗措施，如手术、饮食、运动等谨慎的非干预措施同样重要，只是其使用的广泛性远不及药物疗法。
目前，基于非科学领域的治疗体系都笼统地归为“替代医学”或“整体医学”的旗下，而事实上越来越受人们欢迎。“医疗模式”把疾病归咎于潜在的功能紊乱，这种紊乱可通过生物化学或结构学来界定，可利用客观检查手段来查明，且使用恰当的化学或物理介入方法会见效。而“替代医学”或“整体医学”则摒弃这种“医疗模式”，转而主要关注病人主观上的不适，无论这与疾病相关与否。替代医学体系放弃对疾病进行客观地界定和测评，同样也背离评价治疗效果的科学原则。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无须满足任何有效标准而其原理和操作被人们所接受。这些标准本会对苛刻的科学家有说服力，也是新药用于治疗前根据法律要求必须达到的。哎呀，公众的认可度与有无明显的功效几乎没有多少关系。
生物技术的出现
近些年，生物制药技术已经成为新型治疗药剂的主要来源。这些药剂有抗体、酶及各种调节蛋白（激素、生长因子、细胞因子）。尽管此类药品（即生物制药）主要是通过基因工程而非合成化学生产出来的，但其药理学原理与传统药物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展望未来，基因疗法和细胞疗法尽管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必然会将治疗学带入一个崭新的领域。把有功能的人工基因引入细胞或把基因工程细胞引入身体时使用的设计、导入和控制原理与药物疗法截然不同，因此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理念架构。若要把握现代医学治疗的最新进展，像该文一样的文稿会对此越来越津津乐道。
现代药理学(https://www.daowen.com)
与其他生物医学学科一样，药理学研究的领域宽泛，而界限亦非固定不变。其代表们像是实用主义者，随时准备越界其他学科的领地和技术。要说药理学在过去曾经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概念和技术核心的话，那这个核心日销月铄，现在已经到了几乎荡然无存的地步。药理学的界定不再是其学科的连贯性，而是其功利性，即要了解药物对生物体的作用，更具体地讲是药效如何应用于治疗。
生物技术
起初，生物技术是通过生物学手段生产药物或其他有用的产品（例如，由微生物而来的抗生素或单克隆抗体的生产）。如今，生物技术在生物医学领域主要是指重组DNA技术的广泛应用，包括蛋白质药品的生产、疾病的诊断、基因分型、转基因动物生产等。许多非医学生物技术应用扩展到了农业、法医、环境科学等领域。
药物遗传学
药物遗传学是研究遗传因素对药物反应影响的学科。起初，药物遗传学仅关注家族性的药物特异反应，即受累个体对某一类药物产生的异常反应，通常是不良反应。但如今它的研究范围更广，涵盖更为复杂遗传因素情况下的各种药物反应。
药物基因组学
这是一个新概念，与药物遗传学有重叠之处。它是指针对个体，利用遗传信息来指导选择用药。其基本假设是，个体对治疗药物的不同反应可以通过他们的基因组成来预测。以此为准则，如果能够发现那些具体的基因差异与特定药物治疗反应（良或差）的相关性，就可以根据个体的基因型为其量体选择治疗方案。药物基因组学其实是药物遗传学的一个分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迄今，其概念主要是理论性的，但是一旦得到验证，对治疗学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药物流行病学
药物流行病学是研究人群层面药物影响的学科。它关注单个人种之间和种群之间药效的变异性。在监管部门眼中该学科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研究领域，可以帮助他们决定哪些新药可以用于治疗。药物流行病学的研究同样涉及药物在真正使用时病人的适应性和其他因素。
药物经济学
作为卫生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药物经济学旨在用经济学的方法来量化治疗药物的成本和效益。许多政府利用国家税收提供医疗保健，药物经济学由此而生，并提出何种治疗程序可具有最高的经济效益。当然，这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毕竟它在实质上将健康长寿与货币价值等同起来。与药物流行病学同理，监管当局在决定是否颁发许可时，除了越来越重视个人受益的证据外，还越来越强调进行经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