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略
战略
战略还是幻想？
古代资料中包含了许多领袖和民族宏大却未能实现的战略计划，这成为研究古代战略最有趣的资料。这里挑选的战略故事通常为现代学者忽视或摒弃，但这些故事可以让我们充分了解古典文化是如何从军事角度来看待世界的。
公元前41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发动了对西西里的远征。传记作家普卢塔克（约50—约120）宣称，对雅典政客阿尔西比亚德斯而言，西西里不过是一场征服战争的起点，征服的对象包括迦太基、利比亚、意大利，而后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在普卢塔克笔下，这个计划让雅典的老老少少着迷，他们在角力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的沙地上勾画西西里的轮廓，以及迦太基和利比亚的位置（《阿尔西比亚德斯传》，17）。当时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于计划中的系列战争目标进行了不同的排序，他借逃亡斯巴达的阿尔西比亚德斯之口称：首先是征服西西里，然后是意大利的希腊人，此后是迦太基人，最后是伯罗奔尼撒人（6.90）。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一份备忘录被制订了出来，据说其中包括他进一步的征服计划：首先是迦太基，然后是利比亚和西班牙沿岸民族，再回到西西里（狄奥多：《历史集成》，18.4）。另一份资料把他的征服计划细化了（库尔提乌斯·鲁弗斯，10.1.17—19）：亚历山大的目标是击败迦太基人，然后横穿努米底亚沙漠（北非）前往西班牙，绕行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海岸，最后返回伊庇鲁斯（阿尔巴尼亚）。第三份资料称，有些作家描述的计划更为大胆：绕航非洲，经赫拉克利斯柱（直布罗陀海峡两翼的高山）进入地中海，最后把利比亚和迦太基纳入到他帝国的版图中（阿里安，7.1.1—3）。
公元前44年，正当恺撒将要离开罗马前往东方，准备对帕提亚帝国——该国以现代伊拉克和伊朗为中心——发动战争之时，他遇刺身亡。普卢塔克认为恺撒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在打败帕提亚人后，他有意越过高加索山脉向黑海进军，击败西徐亚人（多瑙河以北的民族）和日耳曼人，然后通过高卢返回意大利（《恺撒传》，58.3）。
当时的人们认为，蛮族可能野心勃勃。公元前63年，当本都（位于小亚细亚）的米特拉达梯被逐往克里米亚时，有人相信米特拉达梯曾计划环黑海行进，再沿多瑙河而上，借助某些高卢人的帮助，通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卡西乌斯·狄奥，37.11.1；阿皮安：《米特拉达梯战争》，102，109）。萨珊波斯的第一个国王阿达西尔于公元3世纪20年代推翻了帕提亚人的统治，据那些罗马帝国内的人猜测，他希望重新占领所有曾在阿契美尼德的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前330）统治下的领土，因此，萨珊王朝被认为对罗马在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领土构成了威胁（卡西乌斯·狄奥，80.4.1；希罗狄安，6.2.2）。
记述这些故事的作家们是用这些故事来说明其中人物的雄心。人们对此的理解可以是正面的——拥有远大抱负的人对荣耀的追求（阿里安对亚历山大的评价），也可以是负面的——自不量力的傲慢（库尔提乌斯·鲁弗斯对亚历山大的评价）。对于蛮族，人们的评价几乎总是后者，因为他们被认为在本性上易有这种不合理的欲望。
现代学者倾向于贬低这些故事的意义。他们或者把这些故事“合理化”到一个更易“实现”的程度，或者弃之不顾，不是将它们当作那个时代一厢情愿的想法，就是认为它们是后来杜撰出来的。他们的批判或许是有些操之过急了。汉尼拔翻越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从西班牙进军意大利，亚历山大对从希腊到印度的广大地区的征服，这些事情如果不是真的发生过，很可能也会被看作是白日梦而已。
让我们对其中一个例证——雅典在西方的野心——作更深入的考察。普卢塔克的资料可能来自修昔底德，因此不具有独立资料的价值。修昔底德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该计划的现实性的段落。阿尔西比亚德斯的一篇演说对该计划作了最充分的说明，演说的目标是说服斯巴达人重新对雅典开战（6.90）。阿尔西比亚德斯在此处完全有理由夸大其词。这个“宏大的计划”显然不是在讨论派出远征军计划的雅典人民大会上公开提出来的（例如6.16—18），也不是在将军们到达西西里后举行的战略会议上提出来的（6.48）。从西西里开始，雅典人实际上请求了迦太基人的援助（6.88）。另一方面，修昔底德个人认为雅典人希望占领整个西西里（6.6；参见6.1），阿尔西比亚德斯的目标是迦太基（6.15）。任何占领西西里全岛的意图，自然会与迦太基发生冲突，因为它控制着岛上的城市。雅典人从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那里得到了帮助（6.103），这显示了他们在西部地中海势力范围的广大。修昔底德笔下西西里城市叙拉古的一位政治家在一篇演说宣称，迦太基人总是担心他们有一天会遭到雅典人的进攻（6.34）。在公元前424年的一部喜剧中，已经提到了雅典进攻迦太基的可能性，尽管表述带着喜剧的夸张（阿里斯托芬：《骑士》，1302—1305）。虽然该政策并未公开，但大家都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如果雅典在西西里的远征获得更大的成功，那这个“宏大的计划”当时一定颇具吸引力。
如果我们了解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脑海中是如何构建世界的，那这些宏大计划可能会显得更加“理性”，更有可能实现。在我们前面概述的计划中，某些地理特征凸现出来：海岸、河流和山脉。这些都表明了古人思考地理的方式。由于缺少精确的地形图，与我们不同，他们倾向于不按一片片领土——所谓的“地图式思维”——来思考，而是按一条条线——所谓的“里程式思维”——来思考，例如考虑的是海岸线、河流和山脉等。图文并茂的《周航记》就是这种“里程式思维”的产物；《周航记》标明了沿海岸航行时遇到的港口和地标、巡游路线、沿途所有的歇脚处和城镇名称。制订战略计划时，人们依据的正是这些东西。《周航记》和线路图犹如伦敦地铁地图，既实用，又和实际地形无关。
当然，古代地理学家尝试过对世界进行准确的地形描绘，这里提出需要注意的三点。第一，虽然他们的作品在早期现代欧洲的“发现时代”极其重要，但它们仍属专业文献，对古典世界很少产生广泛影响。第二，他们估计的“有人类居住的世界”（希腊语是oikoumene，拉丁语是orbis terrarum），即他们已知的世界，以及周围那些或多或少属于传说的地区范围实在是太小。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论证道，人类居住的世界大约8046英里“长”（从东到西），“宽度”（从北到南）则大约是长度的一半。第三，仍据斯特拉博，人类居住的世界被认为是个东西向的椭圆，时人认为的多瑙河以北的欧洲比实际的要小得多（因此，这使米特拉达梯和恺撒的计划对于那个时代的人而言，不像在我们眼中那样令人生畏），西非和欧洲也被大大压缩（古人对雅典人和亚历山大“计划”的态度也相应受其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地理学的重要性对古代的战略思维来说是第二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所想的是征服民族而非地区。他们期望征服的民族是蛮族，而且如同在第一和第二章指出的，他们认为蛮族生来就是劣等民族。针对一个由劣等民族组成的狭小世界的庞大征服计划若包括穿越或沿某些河流、海岸或山脉征战，这对古人来说，可行性比我们认为的大得多。
罗马帝国的“宏大战略”？
1976年，美国战略分析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出版了《罗马帝国的宏大战略》一书。如我们将看到的，由于各种原因，少有著作引起了古史学家如此多的争议。勒特韦克著作中描述的两种帝国模式（见图8）为我们了解他的思想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图8 勒特韦克关于罗马帝国的两种模型
在第一种模式中，勒特韦克概要地阐述了他对共和国后期和元首制早期（至1世纪中期）罗马帝国的看法。罗马帝国是个“霸权式”帝国，在罗马直接统治的地区（意大利和行省）周围，是一圈“附属国”，后者的责任是维护它们自己的内部秩序，应付较小的外来威胁，以及推迟构成威胁的行为。由于罗马的军团（元首制时代是职业的辅助军）不负责帝国边境的日常防御，它们成为机动的战略储备力量，用于消灭那些有独立倾向的“附属国”、出兵附属国消除潜在的严重威胁，以及寻求进一步的征服。
第二种模式中，勒特韦克提供了关于1世纪后半期到3世纪后期帝国通行的宏大战略的图景。这是一个“领土型帝国”，“附属国”已经消失，军团和辅助军驻扎在边境沿线的永久性基地中。进一步的扩张是危险的，因为增加一处边境地区的军队，意味着抽调其他边境上的守军。勒特韦克暗示，这一宏大战略是皇帝及其参谋们专门制定的。这是一种防御政策，目的是使用“节约兵力”，因此对地理情况细致考量，选择那些良好的、便于防守的边界——最理想的是天然边界（河流、海洋、沙漠或者山脉）——加以巩固；如果必要，则以人工工事（城墙、壕沟、清理过的开阔地，如哈德良长城）取代之。防御性战略并非消极、被动。高效的情报传递让罗马军队在危险到达边境之前就可以先行阻截。
勒特韦克的观点获得了某些支持，但学术界的主流对其是敌视的。这种敌视或许来自下述事实：勒特韦克并非职业历史学家，因此他被视为外来闯入者。可以肯定，勒特韦克的著作反映出的对在“附属国”领土上从事战争的热情，让冷战时期的西欧人读来感觉颇不舒服（勒特韦克是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政府的安全顾问）。无论当代的因素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们最好记住，现代历史学家并不是在历史真空中从事研究），尽管勒特韦克的批评者倾向于过于简单化地对待他的论证（如同在这里由于篇幅所迫我也只能如此），一些对“罗马帝国的宏大战略”的批评还是相当有力的。这里我们可以考察其中几个。
“附属国”从不曾消失。当时存在着把“附属国”转变为行省的趋向，特别是在东方，但罗马人从不曾停止把在他们直接控制之外的地区转变成“附属国”的尝试。
另一种批评是概念上的。罗马人缺少必要的思维工具来构想像勒特韦克所描述的那样宏大的战略。前一节我们已指出，罗马人缺少准确的大比例的地形图。虽然他们保存了一些记录，包括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以及授予受宠的外国人公民权的记载，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外交档案或者对外政策档案。决定由皇帝做出，人们认为他会咨询其顾问团（consilium），可是，顾问团是由皇帝邀请的那些人组成的，而且皇帝可以推翻他们的意见；此外，我们从不曾听说有专门领域的对外政策专家，或者是一般的外交专家。当时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76.9.4）告诉我们，皇帝塞普蒂穆斯·塞维鲁公元198年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战争时就遇到了缺乏信息的问题。而这已是罗马初次在那一地区作战以来大约200年以后的事情了。
历史上有人表达过防御的理想。公元2世纪的历史学家阿皮安描述道，罗马人在帝国周围建立了“一圈庞大的军营”（《序言》7）。其后一个世纪的另一历史学家希罗狄安说道，奥古斯都“用巨大的障碍物、河流、壕沟、山脉和无人区把帝国包围起来，以此加强帝国的防御力量”（2.11.5）。但这样的论断，与勒特韦克那精心设计的地理大战略无法相提并论，将其和那些有关进一步征服的理想摆在一起也不相协调。希罗狄安还宣称，如果皇帝马克西姆斯不是为一场叛乱所阻，他有可能一直征战到海边，征服这些地区的日耳曼人，文献确信这会是一桩好事。（7.2.9）
罗马人用他们认为理性、但我们看来怪异的话语讨论战略问题。卡西乌斯·狄奥曾在塞普蒂穆斯·塞维鲁的顾问团里任职，在写到皇帝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吞并时，他说，
(https://www.daowen.com)
他过去常说，他将一大片领土纳入帝国，并把它变成了叙利亚的堡垒。事实恰好相反，这一征服一直是不断战争的根源，并造成了我们巨额的花费。它带来的利益很少，而耗资巨大。（75.3.2—3）
我们不必相信卡西乌斯·狄奥曾真向皇帝表达过他的这些看法。但除塞维鲁对帝国主义的公开溢美之词外，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篇相当平常的战略文章。但卡西乌斯·狄奥对这个皇帝另一次远征给出的理由却大不相同。
塞维鲁由于看到儿子们正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越变越糟），军团因为懒惰而衰弱，于是发动了对不列颠的战争。（77.11.1）。
战争和后勤：总体考虑
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进行一场战争，无论胜负，花费都是非常高昂的。古典世界的战争也需要巨大开支，尤其是围城战和海战。为支付对日耳曼人的战争费用，皇帝马克西姆斯所征的苛捐杂税，导致了最终让他丧命的叛乱（希罗狄安，7.3.1—4.6）。可是，战争也可能带来巨大利润，那完全取决于你和谁作战，获得怎样的成功。近来的研究表明，古罗马圆形剧场的铭文写到，它的建造资金来自战利品。这一巨大工程的费用部分来自皇帝韦斯巴芗及其儿子提图斯镇压一个十分小的行省朱迪亚的起义时掠夺的财富。
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一项开支——支付军人的薪水——在古代世界并不总是必需的。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古典城邦中，公民权和服兵役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城邦因此勿需为它们的公民士兵支付军饷。在古希腊，雅典是唯一一个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支付军饷的城邦。薪水制似乎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引入雅典，那时雅典吞并了一个帝国；军饷最初好像是以一种生活费的形式出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军饷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对兵役的酬劳，而其他希腊城邦也开始向士兵支付军饷。罗马人在围攻维伊〔1〕期间引入薪金制，那场战争结束于公元前396年。皇帝奥古斯都建立了一个特别国库，并开征两种新税，以支付元首制度下职业军人的薪资。军人的基本薪资是否可以成为致富的途径，这一点值得怀疑。元首制时期，如果一个士兵能够活到可以领取他的退役金时，他的余生会过得衣食无忧。否则，在整个古典世界，士兵只有通过获取战利品才能显著改善其经济状况。
甚至某些雇佣兵也无需支付军饷。有些雇佣兵，例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色雷斯部落民，服役不取报酬，寄希望于获得战利品。可是绝大多数雇佣兵需要支付军饷。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大多数希腊雇佣兵来自希腊最贫穷的地区，例如阿卡狄亚等地，他们要么为非希腊雇主，例如吕底亚国王或者埃及法老服役，要么为希腊僭主当兵。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雇佣兵好像来自希腊世界各地区，而且他们不仅受雇于非希腊人，还服役于任何政体的希腊城邦，前者如波斯的图谋篡位者居鲁士，为其服务的万名希腊雇佣兵因为色诺芬在《远征记》中的记述而不朽。亚历山大死后，其继承者发动的战争标志着希腊世界雇佣兵发展的高峰。
我们很少听说有罗马人作为雇佣兵在国外服役（例如，约公元前217—前209年间，一个名叫卢修斯的人撰写了一篇碑铭，以纪念他在埃及的服役，见《希腊铭文集成》第3卷第4册第18号）。可是，绝大多数为外国统治者服役的罗马人，如在本都的米特拉达梯的军队中的罗马士兵，都不把他们自己视为雇佣兵，他们或者是自愿的，或者是迫于形势的政治流亡者，为恢复自身地位而战。共和国时代，作为罗马主要军事力量的重装军团兵，常常需要骑兵和轻装兵补充，其中有些士兵是雇佣兵，例如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克里特弓箭手。但是，尽管两者间的界限模糊，多数士兵来自同盟者分遣队。元首制时代职业辅助兵的出现使雇佣兵不再是必需，尽管支援部队仍可能来自同盟者，而且同盟者可能会从罗马获得补助。帝国后期，恢复了对雇佣兵的使用。公元5世纪，一些显赫人物开始使用蛮族雇佣兵作为私人军队。鲁菲努斯是皇帝阿卡狄乌斯的近卫军长官，他曾指挥了一支由匈奴人组成的个人卫队。这类军队后被称为Bucellarii（“食用饼干的军队”）。公元6世纪，他们常是罗马帝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公元7世纪早期，Bucellarii成为了正规骑兵队的称号。
水、粮食、柴木、草料和其他物资等后勤供应，对古代军队至关重要，却易被忽视。古代文献不常有军需问题的论述，只有当处境极其恶劣时才略有提及，如亚历山大大帝在穿越格德罗西亚沙漠时遇到的情况（阿里安，6.22—26）。因缺少资料，重建古代的军需供应变得特别困难。尽管如此，汇集起来的资料足以写成书本厚的研究报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罗马军需供应总体情况的两部著作和一部关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著作。这些作品需要从后来的、资料更多的时期搜罗相关军需资料，然后回推解释散落的古代文献，但这样做需要非常谨慎。例如，对现代士兵需求的估计不能照搬到古代的士兵身上，因为古代士兵年龄更大，个头更小，也更习惯于艰苦生活。此外，现代学者对下述事物的估计，例如对不同驮畜驮载重量的估计，差别很大，所以，这些现代研究的结论都极具临时性。
古代军队很少在冬季作战。冬季进行战争需要特别的理由。例如，公元前324—前323年亚历山大对扎格罗斯山区科萨人进行战争的动机，就被认为是这位君主希望通过军事行动来缓解其朋友赫菲斯提昂死去带来的悲伤（普卢塔克：《亚历山大传》，72.3）。而绝大多数现代学者更青睐另一种解释：作战的意图是为了在天气条件不允许该部落向山上逃跑时截获他们（阿里安，7.15）。不愿冬季作战与其说是为了让军队避开恶劣的天气，不如说是因为缺乏粮草和运输给养困难。古代运输大批货物时倾向于水运，因为陆地运输缓慢且低效，而海运在冬天极其危险。
军队人数越多，集结的时间越长（尤其是在一个地区集结），作战离开本土越远，供应的问题就越大。
古代近东的军队显然具有良好的军需供应能力。虽然希罗多德提供的数字肯定有极大的水分（7.186），但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腊的波斯军队即使不是数十万，也至少是数万。同样，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迦太基能够为它在海外作战的数万军队提供给养。对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军队来说，由于军队规模相对较小，作战地区离本土不远，而且驻留的时间也不长，军需一般不大可能成为大问题。通常情况下，权力机关发布集结日期并要求士兵自己准备若干天的给养。亚历山大军需供应上遇到的困难，则可能因为他惯常的快速行军以及攫取波斯国库后的无限财富而得到了缓解。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以及希腊化时代的各个王国不得不进行周密的军需安排，因为他们的军队数量庞大，常包括大量骑兵，而且可能一次在战场上停留数年。公元前306年，安提柯一世〔2〕带领一支接近9万人的军队携攻城器械设法穿过了西奈沙漠（西西里的狄奥多，20.73.3—74.5）。
当罗马人首次在海外作战——即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在西西里时，他们被迫开始寻求一套高效的军需供应方法，其基础是把搜寻粮秣、征集物资和建立供应线等手段混合使用。虽然我们难以确定其通常的做法，但罗马人在军需供应方面确实具有非凡的能力。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间（公元前172年——前167年），他们维持着一条长约100英里、穿过巴尔干山区的供应线；公元73—74年，在无水的沙漠要塞马萨达〔3〕，他们设法为一支攻城大军提供了即使不是数月、起码也是数周的供应。在击败希腊化君主国后，罗马人的军需供应能力比他们的任何敌人都要强。这一优势得到了古人的注意。卡西乌斯·狄奥称，帕提亚人的战争努力由于他们“没有重视粮食供应或者军薪问题”而受阻（40.15.6）。
希腊人和罗马人倾向于认为，拥有庞大的辎重队是蛮族军队的典型特征。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对跟随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去和亚历山大作战的庞大随从队伍——其中包括360名妻妾的车队——作了精彩的描绘（3.3.8—25）。古人意识到了庞大辎重产生的问题：它们导致军队行进缓慢；如果辎重和军队混编，造成的混乱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对于德意志条顿堡森林中的惨败——公元9年，瓦鲁斯三个军团在那里被全歼，人们认为辎重应对失败负部分责任（卡西乌斯·狄奥，56.20.5）。有些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著名将军，把他们认为不必需的辎重或者销毁，或者运走，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恢复纪律。公元前134年，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在西班牙“驱逐了所有的商人、妓女，以及预言家和神职人员，士兵们经常求教于后两类人”（阿比安：《西班牙战争》，85）。有些古代的资料之所以记录随军人员或者马车的数量，是因为其数量异乎寻常地庞大。在公元前171年的一次劫掠中，安提柯王朝的国王帕修斯从敌人那里掳获了1000辆马车（李维，42.65.1—3）。公元前105年的奥兰治之战中，据说罗马人损失了8万士兵，4万仆人和随军人员（李维：《摘要》，67）。但是，可以认为现代学者低估了他们所研究的军队中辎重车队的规模。例如，那部关于马其顿军需的重要著作将显然是指一次训练的不可靠的营地仆人人数当作了符合作战常规的真实数据（弗龙蒂努斯：《智谋》，4.1.6）。
通常只有在行军速度非常之快的情况下，古代作家才会对这一点作记录。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率领一支特别挑选的“飞虎队”，3天时间行军185英里（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4.6.4）。有时他们之所以记录相关数据，则是因为行军速度非常慢。公元前189年，一支在小亚细亚作战的罗马军队为战利品所拖累，以致一天行军不足6英里（李维，38.15.15）。行军中存在非常多的变数，例如大小道路的状况、天气、军队的构成、辎重车队的类型和规模、扎营消耗的时间、敌人的远近，以及急行军的需要，所有这些都让我们难以算出平均速度。考古学可帮助我们了解某些战争。虽然给罗马行军营地定年众所周知非常困难，但还是测定出了苏格兰东北部两组营地的年代，它们分别属于阿格里科拉战争时代（即公元1世纪后期）和塞普蒂穆斯·塞维鲁时代（即3世纪早期）。两个营地之间的距离表明行军速度缓慢，一天不到15英里。
战争和军需：“让匈奴人下马”
对古代军队军需供应进行分析、阐释时的可取之处和存在的陷阱，可用R. P. 林德纳的文章《游牧习惯、马匹和匈奴人》作为个案加以说明。该文宣称其目的是“让匈奴人下马”；其结论是：当匈奴人定居在大匈牙利平原上时（约公元410/420—465年），他们不再是游牧民，因此也就不再作为骑兵战斗。他以两条线索的论证来支持他的结论：一条线索是文献的，另一条是生态学的。林德纳指出，当时的一些资料并未明确说明匈奴人是骑兵，而另一些资料确把匈奴人视为骑兵但却被认为有违历史而抛弃，因为它们依据的是一份更早时期的描述（即出自阿米亚诺斯·马赛林纳斯，31.2，写于公元395年）。从生态学的角度，林德纳估计，大匈牙利平原只能养活大约15万匹散牧的马匹。通过与后来的蒙古人类比，他认为每个匈奴人需要10匹马，这样，当时只能有1.5万匈奴骑兵。
一些学者曾顺带地对林德纳的看法表示过赞成或反对，但就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尚无人对他的观点进行深入的学术分析，这里只是略作评论。
默证总是令人生疑。当时的文献未把匈奴人明确描述成骑兵，可能是因为众所周知他们是骑兵。而因为其借鉴了阿米亚诺斯就将那些把匈奴人描述为骑兵的资料视为有违历史而将之抛在一边，则可能是对它们作出了年代误植式的解读。在古典文献的创作文化中，旁征博引被推崇，因此，征引更早的杰出作家的言论总是合宜的。这里只举一例：在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30年雅典的瘟疫作了著名的描述（2.47—55）后，后来的作家们描绘瘟疫时都倾向于援用修昔底德的描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瘟疫的描述是凭空臆想出来的。阿米亚诺斯对匈奴人的描述可能具有相似的地位。此外，林德纳没有提到当时某些未受阿米亚诺斯影响的文献证据，这些文献确确实实把匈奴人作为骑兵论述。韦格提乌斯，林德纳认为在5世纪中期从事写作的人，在其《兵学大纲》（Epitoma rei militaris）中，两次把匈奴人作为骑兵的典范（1.20；3.26）。需要注意的还有，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当匈奴人作为雇佣兵在贝利萨留斯统帅的拜占庭军队中服役时，他们“全部都是马上弓手”（普罗科皮乌斯，3.11.12）。
即使林德纳对大匈牙利平原牧业潜力的估计是正确的，他的推论仍然有问题。首先，当时的匈奴社会已经与他们在黑海东北平原上时很不一样了。匈奴人已经建立了专制君主制，社会阶层化，帝国庞大。文献资料表明他们居住在村庄中，事实上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游牧民了。匈奴人同样很会从被征服的民族那里榨取农产品，从东罗马帝国榨取贡金。如果匈奴人愿意进行另一场变革：用一部分粮食喂养马匹，就可以弥补大平原的饲料不足。其次，林德纳把匈奴人和蒙古人进行类比是随意的，他也可以把匈奴人与其他人群比较。如林德纳所说，一天换三次马可能把马累垮，但如果匈奴人愿意冒险一试，那根据现有的数字，大平原就能够支撑5万名骑兵。最后，如果认为匈奴人不再是游牧民因而就不是骑兵的观念也是有问题的。所有草原的游牧民都是骑兵，但并非所有骑兵都是游牧民。
公元451年在高卢遭遇失败后，我们得知（约尔达内斯：《哥特史》〔Getica〕，4.215）阿提拉打算自杀，方法是在部下的马鞍所垒成的火葬堆上自焚。林德纳就此评论道，这是“他不仅没有大量骑兵、相反他率领的骑兵数量极少的证据”。这个评论在下述意义上也许是对的。那时阿提拉的军队中来自被征服民族的士兵占了很大比重，他们中的许多人作为重装步兵战斗。但以此为据，认为绝大多数匈奴人已经抛弃了他们的战马势必过于轻率。
注释
〔1〕维伊为伊达拉里亚人城市，毗邻罗马。据说罗马人花了10年时间才将其攻克。
〔2〕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曾有意统一亚历山大的帝国，后于公元前301年的伊普苏斯战役战败身亡。
〔3〕犹太人的要塞，起义者最后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