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战斗
战斗
约翰·基根出版于1976年的名著《战争的面貌：阿金科特、滑铁卢和松姆河之战研究》，普及了战争写作的一种新体裁。这部书为已有的从将军角度进行的战争研究增加了一个视角：探寻那些普通战斗人员生理和情感上的经历。本章遵循这种写作模式，依次观察古代的陆战、围城战和海战。在每节开头，会对技术的发展作简要描述，为探讨战斗人员的特殊心理作铺垫。最后一节会详尽解读一次战役，这可以将本书的许多主题综合起来，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古典战争中领袖的地位。
重装步兵
让我们来看一下希腊重装步兵的形象（图9）。这是一座青铜雕像，约于公元前500年献纳给多多纳的宙斯圣地。一个重装步兵穿戴的甲胄重量随时代变迁而不同。但如我们将看到的，除两处外，这一尊铜像似乎代表了典型的重装布兵。首先，我们来看他的装备及其所暗示的战斗方式。他头戴青铜头盔，身穿青铜胸甲和胫甲，手执一个大盾牌。这个重装步兵拿的是“比奥夏”盾，与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狄皮隆”盾牌相像，但可能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重装步兵通常拿的是圆形木质盾牌，盾面覆以青铜，通过中央的臂带和边缘的手柄抓握。雕像人物原本右手执长矛。绝大多数重装步兵还有一把剑作为补充武器。这套装备沉重，穿上后会感到燥热，易疲劳。头盔使视觉和听觉减退。他没有携带任何用于远距离作战的武器。他的战斗少有战术可言（他能多清楚地听到或看到信号不得而知），仅是面对面的交手，而且时间短暂（需在尚未疲劳之前结束战斗）。
图9 重装步兵的正面和侧面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着此装备的士兵。除非他是斯巴达人或者雇佣兵，否则他不是职业士兵。他自己准备装备，而且服役不取薪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前是这种情况，在那之后也经常如此。他相对富有，一般身份是农民，年龄在十八九岁到六十岁之间。公元前5世纪后期，专业武器教练出现了，但很少见。人们认为，对战斗训练来说，舞蹈和竞技比较适宜。士兵与其装备互为一体，与敌厮杀通常都是短兵相接、速战速决。
最后，我们借用最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对重装步兵战的解释设想一下这名士兵在整场战役中的地位。他的位置在方阵——一个由几排战士紧密排列的集体——之中，他认识自己周围的人，有些可能是他的亲戚。在献祭一头牲口的仪式结束、将军发表完演说后，方阵向敌人移动。士兵们步调一致地推进，唱着他们城邦的战歌或者颂歌。接近敌人时，他们由行走变成跑步前进，而且高喊简单的战斗口号，目的是杀入敌阵。如果他们的对手是另一个方阵，那就可能出现相互推挤的情况。人们把这样的战役比喻成一场宏大的橄榄球争夺战，只不过多了致命的武器。后排推搡着前排。或迟或早、有一方会积攒好力量向前冲杀。失败的一方会溃散奔逃，死伤无数。有人估计，对胜利者来说，伤亡率为5％，对失败者来说，为14％。
有些学者从另一个角度看重装步兵的战斗。他们认为“推挤”只是一种比喻说法，后排给予前排士兵的是精神上的支持，或者说重装步兵事实上是在更松散的阵形中战斗。对“标准”的寻求一定会以失败告终。不同的希腊城邦开始采用重装步兵方阵的时间不同，因此它们的作战方式也不尽相同。我们知道，斯巴达人是走入敌人阵列的，底比斯人则喜欢用比标准方阵更密集的阵形交战。即使是同一城邦的方阵，阵形也会根据交战时的情况，作出进一步调整。
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在希腊的阵地决战中，重装步兵方阵占支配地位，当然也有其他类型的辅助军队，如轻装步兵和骑兵。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轻装步兵和骑兵在战斗中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加。但希腊人倾向将它们边缘化，无论是在实际的战斗中还是在那些历史记载者的思想中都是如此，因为在绝大多数希腊国家中，控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皆为重装步兵。
马其顿方阵步兵
马其顿的腓力二世的军队是合成兵种。腓力二世依靠这支军队赢得了对希腊的霸权，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依靠这支军队征服了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以及他们所建立的希腊化王国也凭借它统治着东部地中海。这支军队由长于近战的重装步兵方阵、轻装步兵和骑兵组成，轻装兵装备有标枪、投石器或弓箭，同整个古代传统的作战方式一样，他们在掩护自己部队的同时试图从远距离骚扰敌人的主力。马其顿的杰出骑兵队是实施突然打击的重要力量，虽然其他骑兵也发挥作用（本章后一部分将叙述骑兵的作用）。马其顿军队的核心是那些方阵中的士兵。我们对于这些方阵步兵的了解比从某些现代著作中可能获得的似乎要少。我们关于马其顿方阵的资料，包括文学的和艺术上的，往往和亚历山大有关，而且重点关注的是他作为国王的言行。由于阵地战中亚历山大是以骑兵作战，我们对于步兵的了解相应很少。关于马其顿方阵，我们最翔实的资料来自波利比奥斯〔1〕（18.28—32）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对马其顿方阵如何为罗马军团击败进行的解释。虽然马其顿的战斗方式变化了，但由于骑兵的数量和突袭能力下降，方阵成为赢得战斗的主要力量。波利比奥斯称，因方阵缺乏灵活性，在崎岖不平的地区作战时难以发挥作用。对此他似乎有些夸大其辞。更早的伊索斯战役中（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的方阵在面对希腊重装雇佣步兵的猛烈冲击时，依然能够在战场上改变阵形，而且一边作战一边渡河。后来在公元前197年，在库诺斯克法莱战役中，马其顿方阵的一翼在山坡上作战，在遭到来自后方的攻击前成功地击退了罗马敌军。
马其顿方阵与重装步兵方阵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其主要武器sarissa。学者们已经为研究sarissa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这种努力似乎还将持续下去。至少大家都一致认为，sarissa是一种长矛，由双手掌控。它的长度，可以超过四、五排士兵阵列的长度，而希腊重装步兵方阵的长矛只能伸出两到三排远，武器的设计理念似乎是为扩大杀伤区域以及方阵内攻击点的数量。它的目的是让敌人在距离步兵方阵还有数英尺远时，就以难以突破的长矛阵对其进行打击。但我们不应把sarissa的地位提升到一种“超级武器”，如果它真有如此威力的话，那斯巴达人就不用等到它在希腊战场上出现100多年后才于公元前227年引入自己的军队中。绝大多数马其顿方阵步兵，如同绝大多数希腊重装步兵一样，对战场中战斗进程了解可能非常有限。只有前几排的士兵能看到战斗情况，多数人密集地集合在方阵之中，因受到同伴遮挡以及扬起的灰尘妨碍了视线，听觉也受到噪音的严重干扰，他们很可能对战斗的进程不能客观了解。马其顿方阵中士兵的士气特别容易受到吵闹声的影响，这些喧嚣声会使他们认为，侧翼或后方处于危险之中，或者方阵正在后退。
军团步兵
罗马人似乎和他们的邻居伊特鲁里亚人一样，可能在公元前7世纪或公元前6世纪的某个时候采用了重装步兵方阵。可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他们似乎已经创建了著名的军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团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军团由最初的30个小分队组成变成由10个被称为联队的较大步兵团构成，前者有波利比奥斯的描述，后者在恺撒的作品中出现。与此相似的是，它的成员也从意大利农民士兵，变成了主要从元首制下的行省征募的、长期服役的职业兵。可是，除长矛（在波利比奥斯的描述中，只有少数人使用）消失外，军团士兵的装备，从我们最早的证据到公元3世纪的证据均显示，仍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军团士兵戴金属头盔，通常有胸甲，携带大而弯的盾牌（scutum），一到两支重标枪（pila，单数形式pilum），剑（gladius）和匕首（pugio）。
我们所拥有的证据让我们无法确定军团正面的阵形。人们常估计它有6—7英尺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具体的战斗情况变化而变化。虽然军团可以受命使用重标枪进攻，一般用于攻击骑兵，但因为是投掷性武器，其重量使得它只能飞行较短的距离。在恺撒有关法萨卢斯战役的叙述中，我们发现了关于猛攻和保持队列完整哪个更具优势的争论（《内战记》，3.92）。是冒着失去完整队形的风险通过进攻取得先机；还是反过来，站在原地接受攻击？在哪种方式更好的问题上，恺撒和绝大多数罗马将军更青睐前一种。
在对抗其他步兵队时，军团会上阵迎敌，根据命令齐掷标枪。当标枪雨让敌人陷入混乱时，军团战士会拔剑出鞘和敌人面对面肉搏。剑既可用来刺杀，也可用于劈砍。盾牌可以用于攻击。握住盾牌中央，并抓牢上面的金属饰球，可以将其作为武器击打对手的面部；或者借助臂力挥动盾牌将敌人击倒。不列颠的梅登堡被罗马攻陷，把在那里发现的骨骼与中世纪维斯比之战更多的遗骨进行比较，发现军团兵作战时力图将对手打倒在地，然后用剑多次攻击对手头部置其于死地（见图14）。这样的战斗非常消耗体力，我们估计有些步兵间的战斗，例如坎奈战役〔2〕，会延续数小时。因此某些现代学者假设，这样的战斗有时会回到“初始状态”：双方战斗中会后撤，投掷标枪，相互辱骂，以积聚勇气再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在这样的“艰苦的拉锯战”中，军团能保持良好的体力是得益于他们平时的刻苦训练。我们得知，他们训练时带着比实战中更重的武器（韦格提乌斯，1.11）。此外，严明的纪律（disciplina）和罗马战士神话给了他们精神上的帮助。罗马人认为只有他们拥有严明的纪律，而其他民族没有；罗马神话强调的是“长期的坚持”，例如神化人物荷拉提乌斯〔3〕曾坚守桥梁对抗占明显优势的敌人。
骑兵
希腊是由众多贫瘠和崎岖的半岛以及岛屿构成的，因此虽然拥有马匹是上层社会的标志，但骑兵并非古典时代希腊军队主要的攻击力量，只有来自北方塞萨利平原的部队是例外。塞萨利往北，马其顿广大的草原和部落社会使极具战斗力的骑兵得以发展起来，并在军队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腓力二世〔4〕依靠骑兵征服了希腊，亚历山大借助骑兵征服了波斯帝国以及远达印度河流域的印度各民族。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化王国中，骑兵的数量和战斗力都有所下降。共和国时代，罗马人似乎拥有规模虽小但颇有战斗力的公民骑兵队伍，可是，到公元前1世纪早期，骑兵消失了。虽然元首制时代由极少数公民充任的骑兵再度出现，但罗马军队自那以后依靠的是外国或者臣服国家的辅助骑兵。罗马军队中骑兵的重要性在早期次于重装步兵。3世纪后半期，情况开始变化。4—5世纪的罗马军队严重依赖骑兵，到6—7世纪，虽然步兵数量上仍占优势，但骑兵成为了帝国主要的战斗力量。
我们可以把古代多种骑兵组合想象成一个光谱。在一端是真正的轻骑兵，例如北非的努米底亚人和摩尔人的骑手，他们依赖于投掷武器，尽量避免近战，至少是在敌人逃跑前如此。他们利用马匹的速度和机动性，构建了人马合一的移动投掷平台。在光谱的另一端是真正的“突击”型骑兵，例如亚历山大的近卫骑兵。这些人的装备只为近战。由于马匹无法突入坚固的目标，如密集的步兵阵，“突击”骑兵只能是通过马匹和人协同作战吓跑对手，或至少突破敌人的正面队形，以便杀入敌阵中，踩踏或者砍倒敌人。
古代骑兵的潜力可以从普卢塔克对公元前53年卡雷战役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天的描述中反映出来（《克拉苏传》，23—27）。一支完全由骑兵组成的帕提亚军队，其中多数是轻骑弓箭手，也有少数是带着标枪的重装骑兵，他们遭遇了一支规模远远大于他们的罗马军队。罗马军队由克拉苏指挥，主要由军团重装步兵组成，轻装步兵和骑兵辅助战斗。由于军团兵摆出了密集的、连续的阵形，帕提亚骑兵的第一次冲锋并未成功。可是，罗马人这样的队形给帕提亚轻骑弓箭手提供了理想的标靶。罗马人忍受着标枪的攻击，相信对手总有用完标枪之时。当他们发现轻装弓箭手正在补充枪弹时，克拉苏命令他的儿子普布利乌斯从右翼发起攻击。帕提亚人撤退了，边撤边投射，直至普布利乌斯的军队和大队主力分开。这时帕提亚人派一队重骑兵对他们进行阻截。普布利乌斯未能说服他的步兵发动攻击，结果在一次骑兵混战中被击败。普布利乌斯将他的残余步兵集中在了一座小山上。在那里，他们遭到射杀，最后被帕提亚重装骑兵击溃。帕提亚人然后转向罗马军队的主力，重装骑兵用长矛攻击罗马军队的正面战线，弓箭手向侧翼下起了箭雨，当夜幕降临、战斗停止时，罗马军队已经丧失了战斗力。
作战动机：仅有少数人战斗吗？
约翰·基根的《战争的面貌》鼓励古典史学家们把对近代战争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应用到古代世界。此类研究需注意的方法论问题可以通过以下例证来说明。在1947年出版的《人对火》中，S. L. A. 马歇尔宣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线的美军每4人中仅有1人开过火。A. K. 戈兹沃西将这个结论应用到古代军队的研究中。他发现处于密集方阵中的士兵不可能原地不动，于是估计投射部队75％的士兵在发射武器时没有瞄准，只在近距离进行防守战的重装步兵的比例也是一样。这种直接的移植自然让人生疑。马歇尔本人并不认为他提供的数字具有普遍意义，在后来的一部著作中，他论证说，在朝鲜战争中开火士兵的比例上升到37％至55％。现代战争史学家们对马歇尔的统计数字表示怀疑。即使马歇尔的统计是正确的，那我们也有理由怀疑是否可以将这个数字应用到古代世界。
现代军事研究中关于战斗动机的观点可否应用到古典世界应分三步考虑：在古代的资料中能否找到相关证据支持；战斗的环境是否足够相似以使现代观点在古代世界“可行”；在现代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基本因素在过去是否也存在。考虑了这三个因素后，那4个罗马士兵中仅有1人进行攻击性战斗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我们可以把保存在尤利乌斯·恺撒作品中的那篇匿名的《西班牙战记》（Bellum Hispaniense）作为个案来进行研究。这篇未被人们认真研究过的恺撒《战记》的简短续篇却难得地让我们看到了处在下层社会的普通人的观点。作者虽然对大的战略不甚了解，但对天气、军饷、下级士兵的脱逃、军事惩罚措施等感兴趣。很久以前，马考利勋爵就猜测作者可能是个“强悍的百人队队长，其战斗能力比写作水平更高超”。虽然文章的作者确实认为在等待战斗开始的时刻，士兵的感受与将领不同，那些缺乏经验的士兵被吵闹声吓蒙了。在描述战斗时，他说将士们共同作战。他们一起投射，面对面地肉搏，并拒绝妥协、后撤或者逃跑。仅有两种情况不符合上述“4人中仅有1人”的模式，这两种情况是分别是两人的决斗以及两名百人队队长为鼓舞其余将士英勇献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大兵和罗马的军队非常不同。前者常常喜欢静静独处，不太与周围人联络，后者常和同道在一起，而且常在同道的包围之中。最后，马歇尔认为，除恐惧外，正是基督教的戒律——“你不应杀人”——阻止了美国大兵扣动扳机。众所周知，公元4世纪前的罗马士兵不是基督徒，4世纪后的罗马士兵常常也不是。罗马社会是暴力的，人们可用暴力进行自卫，这被赋予合法权利，甚至成为了一种道德责任。公开的处决会吸引大群的人，角斗士是性感偶像。虽然“你不应杀人”的戒律对一个罗马军团士兵来说不会有任何影响，但质疑马歇尔的观点在古代世界的适用性并不是浪费时间。当我们注意到古典世界与当今世界的差异时会获益良多。
围城战
古典文明对其早期历史进行评价时，宏大的围城战被认为具有突出地位。希腊人围攻特洛伊10年，而罗马人对维爱的围困可能也延续了10年。尽管如此，希腊和罗马在围城战领域都落后于近东。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腊的波斯人装备了古代世界使用的除扭力驱动的投石炮外各种攻城机械，投石炮以石头作为炮弹攻击城墙，再就是用石头或木块攻击守军。这种石炮的发明要么是在叙拉古僭主狄奥尼西奥斯一世时代（公元前405—前367年），要么是马其顿的腓力二世时代（公元前359—前336年）。罗马人完善了当时的技术，从元首制时代起，在攻城战方面他们一直占优势，只有萨珊波斯人略胜他们一筹。
古代世界优秀史学家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精彩地描述攻城战。在描述攻城战的文学作品中，具有特别重要地位的有修昔底德的普拉蒂亚之战（公元前431—前427年）、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罗德斯之战（公元前305—前304年）、尤利乌斯·恺撒的阿列西亚之战（公元前52年）、约瑟弗斯的耶路撒冷之战（公元70年）以及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阿米达之战。从这些文献和考古资料中（特别重要的遗址是幼发拉底河上的杜拉－欧罗波斯和以色列的马萨达），我们可以拼出一幅围城战的画面。
要攻取一个有城墙的要塞，进攻者需要从城墙上面或从下面攻破它的防线。地下突破是利用地道。人们挖掘地道有两个目的：突入防御工事后方和通过破坏工事制造突破口。制造突破口的其他方法是坑道工兵用镐或撬棍破坏墙基、用撞城槌连续撞击城墙，如果有投石炮，就用投石炮进攻。攀登城墙需要云梯、可移动的攻城塔，或者是搭建土木攻城斜坡。进攻者会依靠其投掷部队的投射来阻止敌人对其战术的破坏。
守军很少会被动防守。他们也会挖掘坑道，试图破坏进攻者的攻城坡或坑道。埋葬于杜拉－欧罗波斯的萨珊波斯和罗马士兵的尸骨为此类地下战争的残酷性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据。钩子和链子可以用来“抓取”撞城槌使其失去作用；“垫料”可以放到城墙下以缓冲撞城槌和投石炮的冲击力。在那些面临被突破危险的地区，第二道，甚至是第三道城墙会修建起来。守军会利用任何可用的投掷武器阻止进攻者的进攻。他们也可能突然从城墙的任意一处组织出击以在围城的敌军中制造混乱。
阿基米德用神奇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明来保卫叙拉古免遭罗马攻击，这一古代故事，表明攻城战使用的武器处于古代战争技术的前沿。但除技术因素外，许多城池是因为突袭、阴谋、背叛，或者饥饿而陷落。
围城会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并需要有高度发达的军需供应系统。攻城常延续很长时间，在此期间，士兵常需要军饷和大量的物资供应，这包括攻城部队的粮草以及建造攻城器械的原材料。这些材料通常要从远处运来，并不是所有物资和运输工具都可以通过强行征募获得，有些是需要购买的。波提底亚之围（公元前432—前430年）消耗了雅典鼎盛时期财富储备的40％。反过来，一场成功的围城战也会赢得包括奴隶在内的大量的战利品。
在围城战中，一般的战争规则并不适用。对于围城战为何比绝大多数其他陆地战要血腥得多，人们提出了各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当军队分散到各个堡垒中后，古代的指挥官对他们失去了控制。另一种说法试图诉诸生物学理论：太多富有攻击性的人类或者鼠类被放置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所谓的“非逃跑即战斗”的机制被释放出来。第三种观点认为，军队试图重新夺回对战斗的控制权，攻城期间，工程师削弱了他们的控制。还有一种解释是：古代的陆战很快结束，一般在一天之内，最多历时两到三天；围城战则可能延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整个战争期间，围攻者始终处于危险中，危险可能来自敌人的突袭，也可能来自疾病的明显威胁。洗劫城市时所用的极端残酷的手段，可能源自对敌人“复仇”的欲望，攻城者认为敌人让他们长期处于恐惧状态。
海战
让我们先看一艘希腊人的战舰奥林匹亚斯号（见图10）。这是现代人重建的雅典三列桨战舰。奥林匹亚斯号是实验考古学的一大胜利，广泛吸收了众多不同领域的成果，包括近年来水下考古学的成果。可是，这条船永远不可能告诉我们三列桨战舰的真实潜力。现代的海员们有不同于古代海员的身体特征，缺少古代海员与生俱来的技巧和水性。没有人会建议使用奥林匹亚斯号做沉船测试，考察三列桨战舰的海员如何溺水而亡并非复原战舰的目的。
图10 重建的三列桨战舰奥林匹亚斯号
如在该照片中所见，三列桨战舰使用风帆，但并不是主要靠风帆获得动力。战役之前，战舰通常留在海岸上。三列桨战舰是一种有撞角的船只，170名桨手三人一列划桨。三列桨战舰的作战方法有两种。“轻巧派”注重灵活的操作，努力用撞角将对方的船只撞破，水淹敌人，或者干脆撞开对方船一侧的船桨，让船只无法移动。“轻巧派”的特殊战术是翼侧包抄（periplous）和突破（diekplous）。“重型派”有时会加固三列桨战舰的船头，试图以撞对撞，但更多的是强行登上敌船搏斗。如果遭遇超级舰队的威胁，舰队会采用被称为kyklos的战术，即各船船头向外组成一个封闭的圆。
文献中提到的最早的三列桨战舰属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从那时起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三列桨战舰是地中海上的标准战船。此后，重型战舰占据了主导地位，强行登上敌船作战取代了翼侧包抄，迂回作战。重型战舰的名称有多种，如四列桨、五列桨战舰等等。桨手很可能是三排一组，但每支桨不止一个桨手，或者部分桨有一个以上的桨手。布匿战争期间的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建造了五列桨战船，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的罗马内战中，罗马舰队倾向于采用比五列桨战船更大的船只。元首制时代，由于没有任何切实的海上威胁，罗马舰队大多由小船组成，其中包括三列桨战舰。我们最后一次听说三列桨战舰作战是公元323年的内战期间（索西穆斯，2.22.2；2.23.3—4）。到公元5世纪，我们得知，建造三列桨战舰的技术已经被遗忘（索西穆斯，5.20.3—4）。公元6世纪，当拜占庭帝国再度建立大规模海军时，其标准战舰dromon，设计上与古典时代的战船不同。
古代战舰在战略计划实施方面的局限性部分源于它们相对较弱的适航性，部分因为船上缺少存储空间。虽然古代战舰能够携带数日的给养，但正常情况下，它们中午会靠岸停下来取水和让船员就餐，夜间还要停靠岸边让船员上岸睡觉。与18—19世纪的帆船不同的是，古代战船不能长期脱离陆地航行，因此无法对远离海岸的地区实施封锁。
海战，如同围城战一样，需要大量的资源，而且还要利用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因此开销非常大。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对西西里的灾难性远征（前415—前413）损失了两支大舰队。首次战败后，雅典人倾其财力重建了一支舰队。但当这支舰队在羊河之战（公元前405年）中被毁后，雅典再也无力重建任何舰队，战争随之结束。他们的斯巴达对手情况不同。斯巴达人佯称放弃解放小亚细亚希腊人的努力，作为回报波斯人开始给他们财政援助（公元前412/411年），因此斯巴达人能够承受多次海上大败，例如库济库斯（公元前410年）和阿吉纽西（公元前406年）战役的失败，并且在战败后能够重整旗鼓继续作战，因为他们有财力替换失去的船只和人员。
舰队的高昂费用，通过考察雅典有关三列桨战舰的制度可见一斑。用以支付战舰维护费用的是某种形式的财产税。理论上，国家提供三列桨战舰的船体、船帆、船员的工资和给养，然后指定一个富有的雅典人担任舰长并支付维修费用。实际上雅典补发的薪水和给养在公元前5世纪只有一半，到公元前4世纪一点都没有了。此外，作为舰长，为了他们的荣誉以及身体和财政上的安全（因为他们既要在船上服役，还要为它的损失负责），常自掏腰包购买船帆、雇佣熟练的水手。随着雅典财政状况的恶化，要找到足够的人充任舰长愈加困难。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指定两人（syntrierarchs）共同担任舰长，公元前350年，雅典将前1,200名富豪组成20个小组（symmoriai）共同担负三列桨战舰的费用。(https://www.daowen.com)
保存在德摩斯提尼作品（《演说集》，50）中的一篇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详尽说明了作为三列桨战舰舰长的财政支出，尽管该作品并非德摩斯提尼创作。这篇演说是为一个名为阿波罗多罗斯的雅典银行家写的（也可能是该银行家本人所写）。作为雅典公民中的新贵，阿波罗多罗斯渴望出名，于是给其战舰配以豪华装备，可是他的爱国情感被不当地利用了。作为装备最好的战舰之一，阿波罗多罗斯的三列桨战舰被指挥官派出执行额外任务，其中包括返回雅典港口比雷埃夫斯一趟。但在那里，阿波罗多罗斯的水手要求得到更高的薪水才登船。在演说中，阿波罗多罗斯为额外的花费起诉他的继任，他的断任耽搁了5个多月还没有接手这条船。尽管演说似乎有理有据，我们也不能把它当作一篇无偏见的报道来阅读，但应记住，这是一篇以说服陪审团为目的的法庭演说。
古代海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士气并不是体现在单个水手身上，而是通过整条船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引用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30年斯巴达人在诺帕克都战败经历的叙述来进行说明。
水手们喊叫着，退避着，相互咒骂着，混乱中根本听不到指挥官或者舵手的命令，由于他们平日训练不够，无法在有风浪的水域中划桨，导致他们的船只失控。就在此时……雅典人杀入并用船头展开撞击。混乱之中，没有一条斯巴达船只参与战斗，而是集体溃逃。
（修昔底德，2.84，略有删节）
尽管缺乏训练，而且身体疲劳，逃跑的斯巴达舰队上的水手们并未因恐慌而放弃战斗，他们仍然作为一个团队奋战。但舰长的行为致使士气丧失殆尽。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史学对其原因加以研究。N. A. M. 罗杰在一本对18世纪英国海军精彩的研究论著中发现，虽然个别水手在战斗中可能试图离开他们的岗位，并躲藏在那些不会马上受到伤害的地方，但大多数人因为对整个战斗进程了解有限，仍然忙碌着，以致忘记了恐惧。对船只的指挥员来说，情况正相反。他们对战况有清楚的了解，在大家能看到的位置上指挥，而且由于不需付出持续的体力劳动，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考虑他们面临的风险并作出放弃战斗的决定。我们可以想象，对古代战船的指挥官和水手来说，情况也相似。对他们而言，甚至没有可藏身之处。
冬营：探索一次战役及其领导权
由于上一年夏季（公元前54年）的干旱，整个高卢出现了粮食短缺，恺撒被迫打破常规做法，当军队进入冬营时他拆散了军队。一支分队驻扎在位于阿登山上的阿图图卡。该分队由新近在意大利北部征募的一个军团以及5个联队（相当于半个军团）外加一些西班牙辅助骑兵组成。他们舒适地呆在以茅草覆顶的木屋里，军需供应充足，并有壕沟和壁垒保护，位置非常有利。当地的部落埃布罗尼人似乎较顺从。部落领袖是阿比奥里克斯和卡图瓦库斯，两人曾在边境会晤过罗马人，还把粮食送到军营里。这样过了约15天，一切看似平静。当地部落发起攻击时，一分队正外出拾柴，其他人解甲留在营地中。外出分队被击败。在营地的军团兵连忙武装自己，并在壁垒上列阵以待，力图击退敌军进攻。西班牙人的骑兵出击并取得对高卢骑兵的优势，当地的部落民撤退了。
埃布罗尼人要求和谈。阿比奥里克斯通过罗马调解人发了誓，保证不再骚扰被困部队。高卢首领声称，进攻罗马军队并非他的意愿，而是为他的族人所迫，他们被鼓动参与一次全高卢的总起义。所有恺撒的营地都成为攻击的对象，一支日耳曼人大军已渡过莱茵河，两天内就会到达阿图图卡。得到这个消息后，军官们举行了会议，两个罗马指挥官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科塔认为部队应当在原地抵抗。萨宾努斯要求撤退，而且提高了嗓门，以让士兵能了解他的看法。争执到半夜，科塔让步了，于是向全军宣布，他们将在黎明时撤退。士兵们在聊天和整理及精减随身物品中度过了残夜。
天一亮，疲劳的士兵们拖着长队开出营地，进入了茂密的森林中。由于行李过多，行军受阻。走了约两英里后，队列进入了一个陡峭的山谷。当前锋部队试图向上攀登时，当地部落的伏兵突然杀出，阿比奥里克斯原来撒了谎，根本没有高卢人的总起义，也没有日耳曼人来帮助他们。阿比奥里克斯率领自己的部落投入了进攻，而且他根本没打算遵守与罗马人的安全协定。罗马人营地的喧嚣向埃布罗尼人发出警告：他们清晨会开拔。
当军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时，罗马将军们的反应是不同的。萨宾努斯跑来跑去，无效地指挥联队部署。而科塔则向士兵发表演说以激发他们的斗志，并像一名士兵一样战斗。由于队列过长，无法有效监督，将军们命令他们的士兵组成方阵。这个策略似乎有点孤注一掷，结果反而鼓舞了敌人，削弱了罗马人的士气。在哭喊声中，罗马士兵们纷纷撤出队列，企图从辎重里捞回自己的财物。埃布罗尼人则严格服从命令，一直保持着队列，没有四散去抢掠罗马人的辎重。看到罗马人在面对面的交手中仍给自己的军队以巨大杀伤，阿比奥里克斯命令他的士兵用投射武器从远处进攻。而进攻的罗马联队无法赶上高卢人，高卢人轻便的装备和平时的训练提高了他们的机动性。进攻的罗马军队无盾牌遮挡的右翼遭到投掷武器的杀伤，撤退时又被敌人包围起来砍杀。在大约8小时的时间里，那些密集方阵中的罗马人忍受着投掷武器的攻击。萨宾努斯要求和谈，阿比奥里克斯回应时称，如果萨宾努斯将军愿意和谈，他保证保住其性命，并努力说服他的部落民饶恕其他的罗马人。而科塔此前虽已为投石器击伤面部，但拒绝与武装的敌人和谈。萨宾努斯让身边的军官陪同他前往和谈。阿比奥里克斯命令罗马方面放下武器并一直拖延谈判，直至他们将来和谈的罗马人包围和屠杀。处死萨宾努斯后，蛮族比以往更加起劲地叫喊着，杀回罗马人军中进行最后的肉搏战。科塔战死阵中。
部分罗马人设法杀回了营地。旗手用生命保卫了军团鹰徽，残余部队一直坚守到夜幕降临。由于意识到无生还希望，当夜他们相互结束了性命。全军之中只有少数溜出森林得以逃生。
我们对公元前54年——公元前53年冬阿图图卡灾难有较清楚的了解源于多份古代资料对它的描述，但这些资料无一例外地参考了同一篇文献——尤利乌斯·恺撒的《战记》（《高卢战记》，5.24—37）。恺撒试图使罗马读者相信他行动的正确和伟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相关文章具有宣传目的。我们无法弄清，在阿图图卡有多少由罗马公民和辅助兵组成的军团士兵阵亡。当时一个军团大约5,000人。驻扎于阿图图卡的部队的主体是最近征召的，因此可能还没有常出现的人员不足的问题。无论怎么估计，数千罗马公民在恺撒为最高统帅时被屠杀了。恺撒必须为此作出解释，他为自己洗脱罪名的方式非常有趣。
首先，他力图表明他对阿图图卡事件有准确的了解，声称从交战双方获知了该事件的具体情况。得以逃出的少数罗马人到了罗马另一个副将拉宾努斯的营地。拉宾努斯给他送去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后来，当他俘虏了一些埃布罗尼人后了解到了更多的细节，而后他又亲自到了阿图图卡。其次，恺撒试图证明他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防范措施。虽然解决军需供应需要分兵，可是他确保所有冬营相距都不远，在获知所有营地都已设防并得到供应前，他一直在高卢。接下来，恺撒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萨宾努斯头上（下文我们会谈到恺撒如何描述士兵的行动）。恺撒认为萨宾努斯的行为可以用愚蠢来形容。如果相信高卢人一次就算愚蠢的话，那在对方违背了誓言后还第二次相信他，简直就是蠢上加蠢。在军官会议上，萨宾努斯提高嗓门以让士兵听见他的言论的做法，显示了他煽动家的特点。在遭到伏击后，他惊慌失措，更表明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的懦夫。在要求科塔陪同他与阿比奥里克斯谈判时，他隐瞒了敌人已赦免了他而其他人还生死未卜的事实。在后面的叙述中（5.52），恺撒告诫他的军队，不必因为这场灾难而丧气，因为那完全是萨宾努斯的鲁莽或背叛造成的。当恺撒继续长篇叙述昆图斯·西塞罗（那位著名演说家的兄弟）在几乎同样情况下的优异表现时，萨宾努斯的所作所为愈发显得可憎了（5.39—52）：当营地受到攻击时，克文图斯拒绝了高卢人和谈的建议，进行了坚决的防御，最终得到恺撒的拯救。
除树轮提供的关于公元前54年旱灾的情况外，考古研究未能提供这场灾难的任何直接证据。人们通常认为比利时的同格雷斯就是阿图图卡，但恺撒提供的稀少且不准确的地形资料，让我们无法作出肯定判断。强调冬营天然有利的位置符合恺撒的利益，阿登山区布满林木森森的峡谷。公元9年，更大规模的类似灾难在此地降临到瓦鲁斯领导的罗马军队身上。地点在今德国的条顿堡森林，即现今的卡尔克里泽城外。该遗址最近出土了大量资料。在发现的众多罗马人的装备中，有一件特别能说明问题：一头驮运辎重的骡子的骨骼。骡子脖子上的大青铜铃铛被塞上了草，以防其发出声音，不致泄露军队的行踪。如果我们考虑到考古学家所说的遗址的形成（就本个案而言，指的是从战争发生到遗址被发现或发掘时所发生的情况），从考古学获得的关于两个战场后来的不同命运的记录变得清晰起来。虽然后来罗马军队到过瓦鲁斯战败的地区，掩埋了一些尸骨，但战场仍处在帝国之外，属自由日耳曼部族的领土。日耳曼人似乎将罗马人的尸骨和他们的部分装备留在战场上，作为献纳给诸神的礼物。对日耳曼人来说，遗址成了圣地，是对他们胜利的永久纪念。后来阿图图卡战场的情况发生了巨变，罗马人数周后再度占领了那里，几百年时间里它一直处在罗马的高卢——贝尔吉卡行省管辖下。除表示虔敬外罗马人还有其他的理由把死者埋葬并清扫战场。
阿图图卡事件使我们牢记军需对古代战略和策略的重要性。对粮草的需要迫使恺撒分兵，过长的给养车队是导致萨宾努斯失败的一个因素。两次打败高卢人对阿图图卡营地的进攻以及昆图斯·西塞罗遭到大批蛮族连日进攻却仍成功守住营地的事实，都说明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围城战方面有超越当时其他文化的优势。几个世纪的战争中，有一个不变的重要事实是要塞中粮草充足的正规军抵御数量占尽优势的非正规军的能力。阿图图卡之战显示了古代战争中地形的潜在作用。在陡峭而且林木茂密的山坡上，重型装备的罗马人不可能赶上装备较轻习惯于山地作战的高卢人。在峡谷底部小片平地上，罗马人只能密集布阵，过于密集的阵形使他们无法有效战斗，而且还容易被投掷武器击中。虽然装备重要，但在恺撒的叙述中是士气决定了成败。他指出疲劳是削弱斗志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还讲到，在勇气（virtus）方面，高卢人可与罗马人匹敌，萨宾努斯及随同军官的死亡对双方的士气来说是转折点。这证明，古代陆战具有“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特点。
最后那批罗马人选择集体自杀而非投降表明他们对手的野蛮性。这是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一种按照“西方式战争”模式作战，另一种则不是。恺撒对这场战斗中高卢人的描述有很多细节符合通常对蛮族的看法。他们谎话连篇、言而无信，毫无信仰可言。在战斗中，他们吵吵闹闹，更愿意伏击和远距离作战，而不愿进行公开的面对面厮杀。可是，恺撒同时也在逗弄读者。虽然他强调了罗马人集体的勇敢表现，而且也简略提及了个别人的英雄行为，但他同时讲到罗马士兵的行为偶尔也像蛮族。军团士兵缺乏纪律性，首先表现为他们彻夜闲谈，不仅使自己疲惫不堪，而且让敌人警觉；而后，他们又哭喊着逃离战斗岗位去抢救个人的财物。相反，蛮族有时表现得与罗马人无二致。他们每天训练，服从命令，始终保持着队形而不是分头抢劫罗马人的辎重。恺撒有意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古典文化的期望，为的是使下述信息变得更易被接受：作为罗马军团主力的新兵尚不能按罗马式纪律要求自己。可是，归根到底，他谴责的不是士兵，而是他们的将领萨宾努斯。
恺撒有关阿图图卡战役叙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对两个罗马将军行为的评价。对于他不赞同的萨宾努斯，他是这样描述的“跑前跑后地部署各联队，但即使做这件事时，他也紧张不安，而且似乎已经黔驴技穷，就像战斗开始后才不得不做决定的那些人一样。”对他认为采取了正确行动的科塔，恺撒则说“他尽一切可能拯救军队，把士兵们召集起来，像总指挥（即恺撒本人）那样鼓励他们，并像士兵一样在队列中战斗”（5.33，H·J. 爱德华兹英译）。现代读者也许会认为，如果一支队形散乱的军队遭到伏击时，恢复战术秩序的重要性至少等同于激励性言语和增援前线，但恺撒并不是这样认为。这使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与前面讲到的一致性不同，统帅的指挥方式不尽相同。战斗之中将军们所做的，或者说人们期待他们做的，是他们所属文化的产物。
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领袖们是英雄。战斗之前和战斗之中，他们都能做出战略决策。涅斯托尔就排兵布阵的问题给其他希腊领袖们献计献策（2.362—368），并组织好自己的人马严阵以待（4.293—309）。而赫克托尔在战斗过程中把特洛伊人分成5支队伍攻击敌人的营地（12.81—87）。可是，在一首长诗中，这样的段落并不多见。在人们的思想中，英雄们总是由一个随从陪伴出没于战场，有时视情况也会远离战场。他们身先士卒，设法用言语鼓励自己的战士并打击敌人的士气，同时在个人的决斗中寻求荣誉。他们是战斗前沿的指挥官，虽然不是时刻在战斗。
重装步兵方阵出现所带来的变化比我们预期的要少。战斗开始之前，重装步兵的将领是忙碌的。他要组织战斗队列；参加献祭动物的仪式，以猜测诸神的态度和（或者）争取诸神的支持。我们不应因为这种做法的另类，或是因为有时“结果”被操纵，而认为它是装模作样的把戏而不屑一顾。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的文献中的战前演说是作家而非将军创作的，或者因为在一支庞大的军队中将军要让士兵听清自己的演说所存在的实际困难，而否认将军发表战前演说是客观事实。命令方阵前进的信号是将军发出的。将军是在《荷马史诗》的熏陶下长大的，因此通过身先士卒方能激励将士的想法以及力图证明自己为最优秀者（aristos）的愿望促使他战斗于方阵前排。人们一般相信，将军在前排作战、缺少清晰的指挥框架以及军队缺乏训练共同导致了除斯巴达军队外的所有军队在重装步兵方阵建立初期（公元前725—前431年）几乎无法进行任何战术调度。最初的方阵作战是两个方阵相向推进。从荷马式战斗向重装步兵战斗的转变也可以被认为是从“原始的”战斗向“文明的”战斗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将军角色的象征作用却令人惊异地一如从前，虽然实践中他的作用有所下降，因为一旦短兵相接重组军队就变得很难了。
约从公元前431—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战场上的形势日益复杂。重装步兵仍然是希腊城邦军队的主力，但骑兵和轻装兵的作用比过去更大，战术也更加成熟。例如，在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战役中，底比斯人通过骑兵和轻装兵的联合进攻开始了战斗，然后以他们方阵的一翼攻击对方，同时“拒绝”另一翼与敌军接触。公元前4世纪的文献中，出现了探讨军事指挥理论的著作，例如色诺芬的《论骑兵指挥官》和《居鲁士的教育》等，这些著作的思想似乎弱化了将军亲自参战的作用。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斯说，他既不是个骑兵、重装兵、弓手，也不是轻装兵（轻装步兵），而是一个知道如何统帅所有这些士兵的人（普卢塔克：《国王和指挥官名言录》，187B）。可是，将军很少对排列好的阵形再进行调度，因为这样容易导致混乱和灾难。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之战中，斯巴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在双方接战时为增加方阵阵列而改变队形造成的。人们的期望仍然是：将军在前排作战，许多将军似乎也是这样做的。在留克特拉，伟大的底比斯将军伊巴密农达在“推进”阶段（othismos）似乎就在前排，他大喊：“再前进一步，我们就会胜利了（波里艾努斯，2.3.3）。”即使在这个时期，重装步兵的将军们似乎仍是经常战斗在前沿的指挥官，而且他们一旦参战，可能就是全程参与。
马其顿的国王们继承了希腊人关于“将军才能”的观念。据说亚历山大枕头下就放了一本《伊利亚特》，腓力二世曾在战斗中沦为底比斯埃帕米农达的人质。马其顿国王们还继承了马其顿人关于战士的观念。马其顿文化观念宣扬：马其顿人只有在战斗中杀死一个敌人后才能扎上成人腰带。在这两种观念的共同影响下，国王们出现在战斗前沿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腓力二世多次受伤，其中一次失掉了一只眼睛，亚历山大被刺破了肺。尽管他们也在前排领导战斗，但他们似乎比早些时候的希腊指挥官们更善于在战斗中改变部署。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中，腓力二世虽然在前排（波里艾努斯，4.2.2），但在方阵已和敌人短兵相接时仍能设法让他的步兵后撤（狄奥多罗斯，16.86.4）。这样的调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以下三个因素：第一，马其顿军队确实拥有有效的指挥链。第二，他的士兵训练有素，能够很好地执行新发布的命令。第三，国王们肯定有可以脱离战斗的间隙。他们要么可能从队列中临时撤出，要么如上文分析的，战斗有时会回到交战双方暂时分开的“初始状态”。
公元前3世纪，针对希腊而言是我们所说的希腊化时代的开始，对罗马而言是共和国中期的开始阶段。由于需进一步探讨的原因，这个时期指挥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希望将军不要像以往那样在前排作战，也少有将军继续在前排作战；相反，他们开始像人们常描述的“战役经理人”那样，常骑着马在阵线的后方巡回指挥，观察着战事的发展，鼓励他们的士兵，发布战术命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他们才亲自披挂上阵，失势后他们往往会自杀。从拜占庭的斐洛向一个正围攻城市的将军提出的建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
使自己身处投掷武器的射程以外，或者在不暴露自己的条件下移动指挥，规劝士兵们，给那些表现英勇的人以荣誉和赞美，谴责和制裁懦夫。这样你的士兵就会不畏危险，奋勇作战。
（5.4.68—69）
这种指挥风格经罗马共和国后期一直延续到帝国时代。公元1世纪欧拉桑德就这种风格形成的依据作了很好的表述：“由于将军的知识远比他的体力重要得多，所以他通过战斗给部队带来的帮助远不及他被杀后对军队的伤害大（33.1）。”现代学者称赞尤利乌斯·恺撒为“战役经理人”的典范。
用现代“战役管理”的观点评价该时期的统帅才能也许稍微有点时代错位。对于古典时代将军们在战场上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身体力行”：亲自参战；“指挥战斗”：发布战术命令；“象征”：鼓舞士气。鼓舞士气的做法在荒无人烟的地区镇定自若地骑行于部队中；让人牵走马匹，摘下头盔，扛起军旗，命令将士拿起武器，迫使士兵归队，甚至杀死那些企图逃跑的人，与神沟通，以及发表正式或即席的演说。
我们已经看到，将军“身体力行”的情况很少，常常是最后的选择，而且有时他们更愿意选择自杀。“战斗指挥”当然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合成各兵种的战斗中。将军们应尽可能在他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战斗，战场的地势具有重大意义。当发现高卢军队列阵于小山上，小山四周几乎全为广阔的沼泽地包围时，恺撒遏制住了士兵的急躁情绪，拒绝开战（《高卢战记》，7.18—19）。将军指挥才能的关键方面是排兵布阵以及发布命令，执行预定战略计划。法萨卢斯战役发生的那天早晨，在发现敌人的意图后，恺撒改变了他自己的战斗队形，以及对队列中的不同部分发布了不同的进攻指令（《内战记》3.89）。战斗过程中还可以进行成功的即兴战术调度。在围攻阿列西亚时，恺撒发现一个有利地点，并从那里派出由拉宾努斯指挥的一支增援部队到一地参战，然后他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区，又相继派出两支部队赶往其他地区参战；再以后他亲自率领第三集团作战。危机过去后，他留下部分士兵同他在一起，让其余部队取另一条路线去了拉宾努斯前往的地区（《高卢战记》，7.85—88）。临时的战术调动并不总出自统帅。统帅对战斗的认识只能依靠他耳闻目睹的信息。有些时候，其他人会负责指挥即兴的战术调动。在与赫尔维蒂人交战中，当罗马军队的侧翼被包抄时，第三排的士兵转向面对这场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恺撒虽对他在战争中的参与程度从不轻描淡写，却没有说是他发布了这道战术调动的命令（《高卢战记》，1.25）。我们也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所有战斗都包含即兴的战术调动命令。有时候，恺撒会从他宣称亲自指挥的大部分战斗中“消失”（例如《内战记》，3.67—71）。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过多的命令只会让军队陷入混乱，恺撒的命令就曾在泽拉战役中造成了混乱（《亚历山大里亚战记》，75）。在有些战斗中，当士兵忽视统帅的命令，自己掌握局面的时候，统帅作为“战斗经理”的作用会完全失去，如恺撒在非洲的塔普苏斯战役中意识到的（《阿非利加战记》，80—86）。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无论是好还是坏，统帅的“象征”作用都不应忽视。如果我们再看上文引述的拜占庭的斐洛的那段话就会发现，他强调将军需要通过在军中巡视和发表演说来提高士气。恺撒描述他在法萨卢斯战役后期的活动时，提到了他发布了一系列战术命令，并两次发表演说就士兵们已取得的战绩给予鼓励（《内战记》，3.95—97）。在萨布雷战役中，当形势变得非常非常严峻时，
恺撒从后排一个士兵的手里抢过盾牌（他自己没有带盾牌），站到前排，喊着百人队队长的名字同他们讲话，鼓励士兵们，命令旗手前进，命令队列散开以便他们可以更自如地使用手中的剑。他的到来给士兵们带来了希望，提高了他们的士气，每个人，即使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中，都希望在他们的统帅面前竭尽全力地拼杀。于是敌人的前进暂时被遏制。
（《高卢战记》，2.25）
未来的研究也许会表明，着重探讨古代将军们在战斗指挥方面的作用的同时不应把他们的“象征”作用边缘化。古典时代的统帅们在“战役管理”中，鼓舞士气与灵活运用战术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注释
〔1〕罗马时代的希腊史学家，著有《通史》，今仅存前6卷。
〔2〕公元前216年，罗马军队和汉尼拔统帅下的迦太基军队在坎奈作战，罗马被打败，据说损失约8万人。
〔3〕早期罗马史上的人物。据说当敌人攻打罗马时，他孤身坚守台伯河上的桥梁，让同伴后撤并拆掉桥梁后，自己才跳入河中游回对岸。
〔4〕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的马其顿国王，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之父。正是在他统治下，马其顿强大起来并最终征服了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