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教授的起伏人生
法商学院商学系1944届毕业生穆嘉琨回忆：“教我们经济学的罗仲言教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他就是我国早期的共产党人罗章龙，在经济史研究方面颇有权威。”[14]
法商学院经济系1940级学生张鸿春也回忆：罗仲言教授是“经济系的台柱子教授，他勤于治学而拙于言辞，木讷质朴，蔼然学者风，课间每为吾辈释惑解疑，常急得面颈泛红，犹吃吃无法尽其意。”但他对经济学确有相当精湛的研究，他所讲授的经济学，可以说完全以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为蓝本，对英国的古典学派批评甚多。就我的记忆所及，他在经济理论方面，反对个人主义，而提倡国家主义；反对自由政策，而提倡保护政策；强调国民生产力的培养，应为国家财富之基本；认为国家是一个培养国民生产力的组织，生产力为国民经济的根干，而财富是国民经济的花果。”“他的这些主张，不但盛行于当时的德国，而且世界其他国家也深受其影响”[15]。
罗章龙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50余名党员之一，也是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他因公开反对王明把持的六届四中全会制定的极“左”纲领，犯了“分裂党”的错误，被开除党籍。从此，他化名罗仲言，在履历表上填写“江西人”（实为湖南浏阳人）。罗章龙是由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介绍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1938年暑假，罗章龙赴任时，巧遇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兼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国民政府军事顾问潘伯夫的便车，便从成都往汉中城固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就职。途中，潘伯夫亲自掌盘驾车，并邀罗章龙同坐司机台，两人以德语谈东西时局，相得甚欢。[16]
1941年8月24日，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中，已知“罗仲言”即“罗章龙”，并称“他就是罗章龙，原中央委员，是二十八个出色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其实，他自己不经意间也自我暴露说过“我原先也是共产主义，我已研究了二十多年。”之前，他在河南大学时，“学生也都知道他就是罗章龙，共产党的领袖之一”。他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时，曾介绍沈筱宋到校教书，故二人来往密切。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季陶达、徐褐夫则提醒学生们提防罗章龙。
罗章龙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时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讲中国经济史、经济政策、经济学等课程。1946年自国立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刘淑端教授，即为罗章龙的学生，罗章龙生前与之有很多联系，刘淑端常接济生活窘困的罗章龙的孙女。罗章龙在1949年8月致毛泽东的信中曾提到任教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后的经历：“抗战期内，武汉撤守，复应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之聘，在西大任教（1938—1947）”，“15年来，磨血著书，授徒自给，备受反动派排挤，然犹不顾一切，早作夜思，锲而不舍，先后成书10种，曰250万言”。
罗章龙的代表作之一《中国国民经济史》和1947年与全家在国立西北大学时的合影(https://www.daowen.com)
罗章龙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生于湖南浏阳。1918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又去德国柏林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38年8月起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1947年离开国立西北大学去湖南大学。1995年2月3日在北京病逝。著有《椿园载记》（三联书店）、《椿园诗草》（岳麓书社）等著作。译著有《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活记述》《康德生平》等。他在国立西北大学期间，成立了经济研究所，他在所拟的经济研究所计划书中指出：“国立西北大学，是西北的最高学府，对西北学术的领导和经济建设的任务，实是责无旁贷，成立经济研究所，也就是针对着这个建国使命。”“就其成立研究所的计划看来……对我大西北方面的特殊情形如水利的讲求，林牧的培植和改良，都在之列。我们应该要力助其成，使它像小孩坠地一般，由少小而强壮，而能够负得起建国育材的重任。”[17]“西北绾毂中亚，屏障河淮，擅陆海之资源，承汉唐之隆运，圣战以还，蔚为重镇。兹者宪政开始，建设方殷，本校为西北最高学府，其所负学术文化之使命至为重大……成立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研究所，实在是最需要不过的，摆在我们当前的建国问题，可以说就是经济建设问题。因此，在目前的西北，筹设这样独立的经济研究机构，可以算是创举。”[18]他的《经济史学原论》就是这个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一个成果。
罗章龙的《中国国民经济史》封面、版权页和写于国立西北大学的自序
他的《中国国民经济史》（上册，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9月初版），1947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被列入50种大学丛书之一。1945年，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奖金。杨祖义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史学研究进展很快，成果颇多，迎来了学科发展的第一次高潮，但缺少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通史著作。《中国国民经济史》是学术界第一部以‘国民经济史’命名的通史性的经济史学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该著作上起远古时期，下至明清时代，是通史性的中国经济史学著作；从内容上来看，包括农业、工业、矿业、交通、商业、财政、国防建设、人口赋税等部门经济，属于宏观的经济史学，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史。作为第一部通史性的经济史学著作，它填补了中国经济史学科体系中的历史性空白。”[19]
罗章龙的另一部经济史学著作《经济史学原论》（经济新潮社，1947年版），系国立西北大学经济系丛书之一。潘源来认为该书“乃仲言先生研究经济史及史学方法论之结晶，主要论旨有三：计为全元、史期论及史型论。史期论乃研究经济史纵的联续进程，史型论则理解其横的交互影响，而二者又以全元哲学基础为依归，正如仲言先生所云‘自来哲学孕育于史学，而史学复受哲学之惠，二者形神相依，交互为用’；历来经济学方法论不外演绎与归纳，即所谓分元论，但二者各失诸偏……仲言先生独抒卓见，乃倡为全元论，以救其弊。”[20]杨祖义则认为：“《经济史学原论》是经济史及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理论成果；其所倡导的‘全元论’客观地反映了理论界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有关‘史型’的基本理论观点，初步建立了独立的研究与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演变的理论框架体系，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界最有力的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有力武器；从学科体系来看，《经济史学原论》的出现，使得中国经济史学在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经济史学原论》从主体的经济史学研究方面进一步完成了中国经济史学科体系的整体构建。”[21]
罗章龙的国立西北大学经济系丛书《经济史学原论》封面、版权页和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