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北大学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生一天的生活[55]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清晨，嘟……啦……一短一长的号音就像喊着“起来”“起来”！慢悠悠地响着，打破了黎明的沉寂，东方泛出了汉江城独有的彩霞，秦岭像一头病牛似的吐着白沫，山头上戴着白色的帽子，一丝丝的晨光渐渐浮映在秃了的枝头，还有从秦岭脚下刮来的飒飒凉风，逼入人的心脾。然而，学生们一个个脱离热烘烘的被窝，从床上爬起来，到处一片洗漱声，接着匆匆吃完早餐。当然，也有起得早的，像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同学们，四点钟就会站在校本部考院的大门外等候开门进饭厅盛稀饭。
升旗号声又想起来了！大家挺起胸膛，结成雄壮威武的队形，踏着晶莹露珠覆盖的小草，开始早操。随着有节奏的一……二……三……四……的喊声，呼出胸中的寒气，渐渐地热血沸腾了！内心烧着熊熊的怒火，紧握着拳头怒吼，这是胜利的呼声，复兴的前奏，为着挽救祖国的沉沦，要在炮火中成长，抛却破碎的家乡，跳出敌人的毒焰，迷途流浪的一群已不再是暗暗哭泣的奴隶，永远被欺压的幽魂了，在这伟大的自然中、活跃的操场上，把天赋的躯体锻炼健壮，把孱弱的意志煮炼成钢，来完成神圣的使命。
太阳金光，射过朦胧的晨曦，照在枝头，照在屋顶，照在每一个生龙活虎青年的脸上，朝气弥漫，人世间到处多了光明，师长和同学分别肃立在校前一片空场上，升旗仪式开始了，歌声响起了，师生们再次情绪高涨，眼前浮现出日寇铁蹄对我祖国的践踏。虽然白山黑水、平津沪汉，以及其他沦陷区看不到这一景象，但这种景象肯定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脑际。
每天早晨，不论冬夏，“西师”的李院长总是最先到达校场坝操场的升旗台，尤其是冬天，李院长永远不变地穿着那件黑布大衣，仿佛是有补丁的，还有那双确实有补丁的黑皮鞋，眉宇间露出喜悦之色，望着同学们在教官的驱赶下集合。李院长开始训话了，虽然同学们多半不爱听师长训话，但同学们却对李院长的讲话不厌其烦。他总是那么亲切，语调柔和，很少有训人的味道。训人留给细而高的训导长去做吧！
国立西北大学的校长胡庶华，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任上兼任全校军训队队长，每天早上都会与军训教官李在冰参加早操和升旗典礼、朗诵青年守则，从不间断。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后仍是如此。程源浩校友回忆：“我是在胡校长掌西北联大时入学的。那时，我们大都十八九岁，一见胡先生那长白的胡须，结实之身板，想到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同学们都很钦佩他。每一天早上，胡先生领我们做早操，他站在台上，说些话后，就开始领头动作起来，精神饱满，不亚于我们学生”。[56]
沉风学长回忆：“早操以后，同学们各自拿着书本，四散而去，田塍上、城墙上，以及所有僻静的地方，都站满了同学，声音一个较一个嘹亮，都在聚精会神地读着外国语，假使你绕学校走一圈的话，你会听到生硬的俄语、温柔的法语、熟练的英文，以及几乎谁也听不懂的维语”。
上课时间到了。“西师”何欣学长回忆：“那些草棚教室提起来叫人伤心，课桌椅是很朴素的，保持去树皮后的本来面目。教室里也和宿舍一样，时有麻雀、喜鹊光顾，虽然它们不便高声啼唱，影响‘学习’，但站在讲台上的教授们颇有修养，对于这些吱喳之声，均能充耳不闻。”
1944年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学生试验时间表
“西大”么汝明学长回忆：“同学们在教室，都有自己的座位号码，点名员不用呼喊点名，看看座位就知道哪位同学缺席了。教室里一片肃穆气氛，再也没有教室外的涣散和零乱”。
“西大”枚子学长以《法商学院杂咏》描述了“西大”法商学院教学区三个小院落的概况：(https://www.daowen.com)
前 院
前院两堵墙，壁报满琳琅；西边政经论，东边文艺香。
正 院
正院几回廊，弦歌深动肠；才看海棠红，又数枇杷黄。
后 院
后院茅屋房，墙外野花香；同窗皆年少，谈笑常无疆。
那时候在课堂上、课余时间与师长们的近距离接触，是最令人感到师生之间的亲密无间了。“西师”何欣学长回忆：“哪位教授晚上自己提水，哪位教授断了粮，哪位教授每周可吃三次肉，哪位教授每天都是盐水煮萝卜，我们都了如指掌。吃盐水煮萝卜的教授，踏进教室，讲起课来，口若悬河，也不露营养不良之色，这点儿，我今天还很佩服，这该称得起安贫乐道吧！”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教学小院（当时最好的一处办学场所，今城固一中所在，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晚自习的号音未响，同学们就一波一波地守候在自习教室的门口，开始等候抢座位了。最早到的是下午四点以前，考院的文学院、理学院学生必定站在图书馆或自修教室门口等候抢占汽灯下的座位，然后将凳子往桌面上一放，四腿朝天，并在凳子背后写上“此位有人，请免！”自习室里，汽灯一亮，大家便安静下来，除了汽灯嗡嗡的声音，听不见任何一种声音，再好动的学生，一入自习室，就变得像一头绵羊似的驯顺而好静了。
“除了正式的上课以外，同学们能够经常享受到教授们的各类演讲。例如，教务长杜元载先生、训导长蓝文征先生、文学院院长萧一山先生、历史系陆懋德教授不论在历史上、政治上、个人修养上，都能给我们很多指导和启示。当时的同学们多出自寒门，也有家境稍好些的，但大家同样为着理想、为着追求真理不远千里而来，有的来自平津沪汉，有的来自后方各省，无论校长、教授、职员、学生在一起做早操，在一起打篮球、踢足球，师生间融洽的情感、相亲相爱的精神，洋溢在教室、实验室、操场、食堂等各个场所。我们没有一刻空闲，每天六七堂课以外，还有校外社会服务，代抗战家属写信、办民众夜校，也有各系学会的演讲、音乐，每星期三、星期五两天的幻灯片等各种课余活动。我们把握着每个机会，利用一切时空，随时随地学习，充实自己……在我们食堂看不见山珍海味，在我们院内看不见洋房，这儿的生活多么简洁有味啊，稀饭、馒头、白菜、萝卜、糙米，吃饭号响了，师生各自进了食堂，相互合坐，鸦雀无声，边吃边想，‘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和平民生活隔离，我们要知道糙米和老白菜叶里含的养料多’，我们陡然想起校长的这句训话，我们愿意来，莫不甘之如饴，愿意吃更大的苦头。”
就寝时间到了。何欣学长回忆：“在校场坝的男生宿舍，夏暖冬凉且不说，里边上下两层的床铺挤得你无时不喊‘住不得也，哥哥’。记得在一年级时，我们挤在‘通舱’中，一个人所分配的‘地盘’只容得下你静静仰卧，如果你有翻身的习惯，就害苦了左右邻居，这动辄得咎的滋味，恐怕今天还留在舌根上。如果有‘芳邻’爱说梦话，或半夜起来点起半截蜡烛捉虱子，你怎能旁若无人地入梦呢？还有那和我们‘同居’的麻雀，还有‘烛光’，也不免要拍拍翅膀。”
这就是“西大”“西师”学生的一天。他们住在土坯屋里，上课在茅草棚里，穿的是“长裤变短裤”的衣服，吃的是水煮白菜一口沙，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之中，他们仍然立志报国，立志驱除日寇，刻苦学习。何欣学长在毕业离校时，“曾想我永远不会再回来！可是，二十八年后的今天（指1972年），我实在想再回去看看汉江、橘林、校场坝和我住过的农家茅舍”。[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