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三坝”与坝上长夜

古路坝天主教堂院内
所谓抗战大后方“三坝”(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五校为代表的陕南古路坝、以齐鲁大学等四所教会大学为代表的成都华西坝、以中央大学等20余所大专院校为代表的重庆沙坪坝),是一个泛指性名称。这一说法最早来自1941年刘志聪的《西北最高学府风光》一文:陕南古路坝、成都华西坝、重庆沙坪坝之说,“俨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三大堡垒。”当年的学生傅恒志院士也回忆说,抗日战争时,“说大学有‘三坝’,成都的华西坝有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等几所高校,条件相对好一点,但也是经常断电缺粮,就把这叫作‘天堂’;重庆沙坪坝有中央大学、交大等校,生活环境相对清苦,把它叫‘人间’;而古路坝呢,在汉中城固,是交通、生活、学习条件最差的,在大山沟里面,就叫作‘地狱’。大家想想,沦陷区的学生家破人亡,一个人逃出来举目无亲,没吃没穿。逃到了后方而且上了大学,他是什么心情?国恨家仇凝聚在一块,所以,不管是在天堂、人间、地狱,哪没有不刻苦学习的。同样,在日寇铁蹄下、在地狱火烧中锻炼出来的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学生学习非常刻苦,简直可以说是到了忘我学习的地步。老师也是呕心沥血,生怕给学生教少了”。[9]
古路坝和七星寺是国立西北工学院的院本部和分院所在地,中间隔着几十里路的岗峦与阡陌,而且南北分处于汉江的两岸。
古路坝距城固20公里,距汉中35公里,地旷人稀,远离城镇,偏于一隅,又不易被敌机轰炸,因此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古路坝有座教堂,周围的田产差不多都是教产,连居民也大都是天主教徒,那巍峨的西式建筑,点缀在这四周的青翠林木中,阵阵的钟声荡漾在山丛的空间,像是世外的桃源。天主教堂建于古路坝北山坡上,拨给学校使用的房屋对于教学很为合适。有20个可供上课的大教室,内有课桌、条凳。有砖瓦楼房,可供办公和学生住宿。有平房数十间,可供职工住宿、实验室和教职工食堂使用。有老人院两层楼房20间,供教授住宿。有小教堂一所,供开会及图书阅览使用。学院筹备期间,又在天主教堂院内山坡空地上新建了以松木为屋架、以竹笆为墙顶的学生宿舍和食堂。

1945届“西工”毕业生(https://www.daowen.com)
在深山中的古路坝,寂寞的环境,正是读书的胜地,山野中、林荫下以及葡萄架旁,到处有着手不释卷的人们,图书馆和自修室是同学们专心致志的所在,正因为这儿静,所以读书不仅是为了学问,也可以说是一种享受,所以图书馆的办公桌上常年堆满着借书证。学生们专心苦读,因为图书阅览室地方狭小,从早到晚皆人满为患。晚间自习时,一个大教室,顶多两盏汽灯,晚饭后就有学生抢先进入教室,占灯下座位,晚来的学生只能依次后坐,有些学生则自己举着蜡烛以补光线之不足。每晚自习都是在煤气灯将要熄灭时,学生们还迟迟不肯离去。黎明,即有学生散布于山坡或树林中开始晨读。
当年的航空系二年级学生回忆:
“古路坝是高年级学生所在地,一切都能自发自治,教授们指教出一条捷径,同学们可有较多的时间,按个人的兴趣而发展,但是必修的课程照样不准含糊,而且凭着嘴巴讲得出来不算完事,将来应用的是技术,所以各科都要实事求是,在实验室中,工厂实习和测量实习时,都配合了理论上的不足。工厂中,金工、木工以及车床的运动,人人亲自下手。化工室内,酒精灯常喷着蓝色的火苗。野外,山坡上,小树旁,同学们抬着仪器,支起标尺,拉着皮尺,测量完了回来制图,虽然辛苦,可是别具味道。有的同学,口袋里装满了顽石、土块,满手常是泥巴,说他是小孩子,可真不像,谁知道那顽石中藏了多少奥妙;土块里竟有多少门道?什么地层、矿石,名堂可真不少。
工学院的功课,并不只是那些老长老繁的数学公式,这些枯燥的功课里都包藏着一个满有兴味包罗万象的实际,书本中间,虽没有黄金,却真是隐藏着耸立的建筑、机器的运转,以及冒着黑烟的烟囱。
在古路坝,除了同学,没有别的伴侣,除了同学没有别的亲近,而教授们又是唯一的长者,所以生活在这个山里的人们,就如同一大家子人,同学之间,又熟识又热闹,九系的同学如同是大家庭里的九房弟兄,各系主任是各房的家长,教授们也都是同学们的保姆,而院长正是年高德长的族长。而七星寺倒成了远方的亲戚了!”
当年,曾在古路坝就学的傅恒志院士回忆:
“我是国立西北工学院1950年的毕业生,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只在汉中待了半年,1946年年底就由古路坝迁到咸阳。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图书馆,没有实验室,没有操场,教室是土坯泥房,晚自习只能点蜡烛和小的煤油灯,教授上课经常没有粉笔,吃饭的粮食由学生轮流走几十里山路去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