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田的“北洋”情结

李书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出生于河北昌黎的一个名门世家。他的兄长李书华做过国立北平大学副校长、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同样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有关。1912年，兄长赴法国留学，李书田则于1917年入国立北洋大学预科。他在校一门心思读书，不问政治，五四运动期间，不但自己不参加，还劝北洋学生代表孙越崎也别瞎胡闹。李书田在晚间11点熄灯后，仍用小煤油灯继续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本科班榜首，并以土木工程科第一名的成绩于1923年毕业。旋赴美国留学，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在康奈尔大学的三年，他整天泡在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埋头学业，终以一部长达1 000页60万字的《铁道管理经济》获得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再获土木工程学、地质学两个博士学位，成为荣膺三个博士学位的学者。

1927年回国后，任国立北洋大学土木系教授，1930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院长，1932年任国立北洋工学院院长，1935年创办北洋工学院研究生院，1937年10月至1938年6月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常委，1938年8月至1939年3月任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1939年9月被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40年5月任华北水利委员会总务处处长，1943年3月至4月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1949年赴美国，任工程师、教授、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美国土木工程协会会员等，1988年在美国去世。在60余年中，著作有13部，在期刊发表过文章、论述、工程报告800余篇（国内200余篇，国外600余篇）。

从1937年至1945年，李书田参与组建过9所国立学院，并建立了3处研究生院，有着丰富的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和教学经验。北洋学生魏寿昆回忆，李书田老师为他们矿冶系开过“土木工程学大意”。北洋学生张佐周回忆说，李书田老师讲港口工程学，印象极深，音容宛在，基础课水力学也教过，总之在教课方面，他功底极深，颇受同学的敬佩。北洋学生杜锡钰回忆：“1936年我入学，开学典礼时院长做报告。学校计划招生200名，由于成绩原因，只录取120名，他说‘宁湿衣，不乱步’，意思决不降格以求。他对教师要求也很严格，一位美国教授薛笃克教学效果欠佳，他竟在与该教授谈话后，张贴布告称‘该教授承认错误，许诺改进’。有一次，他考一位英语教授的教学效果，找来该教授说：‘咱二人对考，你考倒了我，我就聘你，否则，就解聘你’。”^[14]这大概是他主张和践行精英教育的原始出处。

国立北洋大学校徽(https://www.daowen.com)

1938年7月，在筹组国立西北工学院期间，李书田不同意称“西北工学院”，要称“北洋工学院”。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是李书田在国立北洋大学的同窗好友，但也没有答应李书田的要求，拿国民政府的既定西北战略做交易。陈立夫、李书田二位同窗一度闹僵，陈立夫只好请李书田的另一位好友孙越崎前去劝说，也没能成功。最终，在国立北洋大学校友、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曾养甫的软磨硬泡下，李书田才勉强答应将学校称为“西北工学院”。这大概是之后“驱李事件”的病根之一。

1939年，李书田辗转到了四川西部刚刚建省的西康，陈立夫遂命其筹建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即今西昌学院前身）。李书田任校长，魏寿昆、曾炯、李川河等20余名教师随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校舍开始设在泸山脚下的古庙内，沿用国立北洋大学实事求是的传统，聘用若干知名校友当助手，使校风斐然，一时间被人称为“小北洋”。1940年，李书田派采矿教授刘之祥和国民政府西昌行辕地质专员常隆庆同行探矿，两人于年底返回后分别整理资料并发表了矿产调查报告。李书田曾撰写过一篇名为《攀枝花巨型铁矿发现之由来》的回忆文章，详细写明了他委派刘之祥教授探矿的事情，并说还曾受到教育部和西康省主席的表扬。

1941年，李书田在西康待了两年，又被教育部任命为国立贵州农工学院（贵州大学的前身）院长。校址选定为贵阳南郊的花溪，校舍在施工中，新生招了200名，入校时需暂时借住民房，几十人挤着睡地铺，教室因陋就简。在李书田的苦心经营下大为改观，1942年改为国立贵州大学，成为贵州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大学。但是，李书田一心恢复国立北洋大学，在贵州待的时间并不长。就在到任的次月，他借中国工程师学会及各专门工程学会在贵阳举行联合年会之机，发起了国立北洋大学校友临时大会，主张复校，校友们一致同意，但教育部以拨款困难为由，未予采纳。于是他又提议私立复校，筹款办学。

1942年夏，李书田毅然辞去国立贵州农工学院院长一职，专心于私立北洋工学院的筹划。1943年3月，教育部将浙江南部泰顺县的省立英士大学改为国立，其工学院独立划出，命名为泰顺北洋工学院，独立招生，李书田的北洋大学复校之路跨出了第一步。

1944年5月，李书田回到西安，在西安申请筹建“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地址在西安城内崇廉路北侧，原为一块空地，先建了四周围墙，面南修建了校门，院内先建楼一栋，1944年10月招考新生取100名，分为水利、土木两个班，11月正式上课，1945年3月底结束第一学期。由于重视质量，考试严格，致使一部分学生退学。然而，1945年教育部部长换为朱家骅，新部长与陈立夫不同，非国立北洋大学校友，对国立北洋大学复校之事自难积极。6月，因李书田多次发电请求拨款，朱家骅给出了这样一份复电，说：“西京分院催款电报，雪片飞来，为解决国家经费困难，决定撤销西京分院，将现有学生合并国立西北工学院，待抗战胜利后在津复员。”李书田飞往重庆交涉未果，只好转而求助国立北洋大学校友，勉强维持学校运作。与此同时，泰顺北洋工学院也收到了教育部命其归入国立英士大学的电令。1945年10月，国立北洋大学校友会总理事长、国立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宠惠电函教育部，提出“现在天津业已收复，恢复国立北洋大学为期已近，拟乞准早日恢复国立北洋大学。”迫于多方压力，1946年1月，教育部下令在天津西沽原校址上恢复国立北洋大学。这一消息传出后，李书田激动万分，率领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两名教师、百余学生回到天津，会合由浙江泰顺来的北洋大学理学院及工学院的学生（由理学院陈荩民率领）以及由国立西北工学院及国立北平工学院转来的学生，形成恢复北洋大学的主要基础。5月下旬，李书田被任命为国立北洋大学教务总长，至此，盘桓在李书田心中8年多的母校“复校”情结终于有了一个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