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田西康重燃古路坝灯火

1938年12月30日，正当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期间，发生了一场学生斗殴和“驱李事件”，成为时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和“西工”筹备委员会主任的李书田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和“西工”诀别的一个人生转折。

李书田从1937年9月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常委兼工学院院长，在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南迁过程中兼任校舍勘察与布置委员会主任，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在汉中落脚做出辛勤努力。1938年7月又奉部令兼任“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可以说是为保存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竭尽所能。他事业心强，办事认真，勤恳工作，在其他各校领导人的配合下，筹备“西工”工作进展迅速，仅用三个多月就使筹备工作就绪，开学上课，为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他为人处事过于自尊，常流露出北洋工学院高人一筹，不善于尊重他方、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加之又不能体谅当时各校流离失所暂聚一起，原有师生程度、教学水平不尽相同，以及难免有门户之见的特殊情况，急于强求一致，常致矛盾摩擦升级。1938年7月，李书田在筹组“西北工学院”期间，未能使母校北洋大学“复名”，对此耿耿于怀，固执坚持按北洋大学的规矩来办学，坚持对所有教授进行考试，以结果评定职称。这样一来，原北洋大学的教师级别未动，其他学校的教师却被“大降级”，教授大多降为副教授，副教授降为讲师，讲师降为助教。这就犯了众怒，使“西工”中其他院校师生与北洋大学师生形成对立之势。教授考试事件后不久，李书田未与筹委会其他成员商议，又推出北洋大学的末位淘汰制，凡考试两门功课未及格者必须留级。北洋大学的学生似已适应，但是其他院校学生水平本就参差不齐，又经过这么多次的搬迁和重组，客观上学业受到影响，故自然难以接受，矛盾就这么越来越激化，“驱李事件”随之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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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遗址（今西昌学院）

1938年12月30日凌晨，原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30余名学生手持木棍结队来到办公大院，与原国立北洋大学工学院的学生发生冲突，两边棍棒相对。冲突发生时，李书田不在现场，原北洋大学教师潘承孝和周泽书出面劝阻。在劝阻的过程中，原东北大学工学院学生也结队来到办公大院内助战，一时砖石齐飞。原北洋大学人少，潘承孝、周泽书两人急忙带领北洋大学学生退出。李书田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下令全院停课，并坚持开除3名闹事的学生代表，学生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原北洋大学学生陈之藩曾对此回忆说，其他院校的学生不喜欢李书田，被降级的老师更不待见他，一天夜里，被“贬”的人都到厨房拿了一根柴火棍，将李书田赶出宿舍。李书田只得到二里外的左家湾暂避。更多的原北洋大学学生得知情况后，又引起北洋大学学生与其他院校学生间进一步的冲突，致使一些学生受伤，双方情绪对立，难以调解。原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北洋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的四校教师共同出面，尽力做双方学生的工作，以维护新的“西工”的团结。

1939年1月，李书田去重庆教育部报告事件经过，未再返校。院务工作由赖琏代理。1939年3月，李书田率领约200名北洋工学院师生南下四川，要脱离国立西北工学院在四川广元“复校”。对此，教育部很是震怒，下令沿途不许为其提供方便，断了一行人的水陆交通。“西工”派人到广元照料学生，并请原北洋大学工学院教授周宗莲、刘锡瑛、王董豪等人数次去广元慰问劝导学生，劝导他们返回学校。1939年3月1日，代院长赖琏和北洋大学校友曾养甫到广元，同时电邀原北洋大学工学院教授同到广元说服学生返校。学生提出在城固另设校址上课，不回古路坝，避免再起冲突；毕业时发北洋大学工学院文凭。赖琏同意，遂于城固县城西北的龙头寺、七星寺设分院，安置原北洋大学工学院学生上课。为便于授课，原北洋大学工学院教授亦迁往附近的高家村暂住。另有魏寿昆、曾炯等教授随李书田至西康，创办西康技艺专科学校。1939年7月，教育部正式任命赖琏为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遂开始了“西工”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