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弟子唐得源与国立西北农学院

唐得源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生于山东淄川，与清康熙年间的蒲松龄同乡，祖上与蒲松龄为友，后移居西安。1925年入清华学校大学部教育心理学系，此时，李仪祉在清华大学兼任教授，一次接见陕西同乡后学时，见唐得源聪明好学，为人厚道，即有意将在中法大学读书的小妹李文祉介绍给唐得源，终在校未毕业期间二人结婚。1936年，唐得源公派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授业于著名教育家杜威和教学法的发明者克伯屈教授，两年后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回国后，历任陕西省教育厅科长，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授，曾被聘为部聘教授，一度曾在重庆教育部朱家骅部长任内作机关工作。1942年后，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科长、陕西省党部委员兼组训处处长，1944年，先后任国立西北农学院训导主任、总务长、代理院长，他在“西农”院长任内，曾与“西工”院长受召被蒋介石在西安接见，日后成为说不清的“罪过”之一。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教育团体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先在革命大学受训，复任土改队长派往甘肃土改，于1952年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1973年冬自兰州调回西安，随小女在西安话剧院居住。1979年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妻子李文祉任陕西省文史馆馆员。^[8]20世纪80年代，被陕西教育学院聘为名誉教授。1992年3月14日病逝于西安，三年后妻子李文祉亦病逝于西安。

唐得源受李仪祉委托自1931年至1935年实际负责西安高中附设水利工程专科预备班，因此是“西农”水利组的直接创始人。他1947年3月至10月代理院务、1947年11月至1949年6月25日代理院长期间（“西农”解放时，唐得源在南京公差，由教务长王正、训导长段兆麟、总务长周尧三人留守），直到1949年5月王震解放武功和对“西农”军事接管，将完整的“西农”交给了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其任内，有“盛唐时代”的说法，他推崇母校清华梅贻琦校长关于“大学非有大楼之谓，是有大师之谓”的观点，积极聘用有潜力的教授。当周尧因故被以“教育部意思”解聘时，唐得源跟随虞宏正等30余名教授向教育部抗议，另致函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使周尧得以续聘。当然，他也不免有一点书呆子气，一次，曾与几位教授去胡宗南家做客，胡宗南亲至门口迎接，唐得源看其身着便衣、小小个子、一脸谦恭的样子，还以为是一个看门的招待员，便问“胡先生出去了吗？”，胡宗南答：“我就是！我本是一个小学教员出身，诸位都是大学教授，望多指教。”弄得唐得源满面的尴尬，然而，他就任“西农”院长后，也表现出了高远的抱负，他提出本院“为全国唯一独立之农学院，可与其他国家之农业大学媲美而无愧。”“不但为树人之百年大计，且为经国利民之建设事业。”“以本院所处之地位及所具之条件，实应负领导西北农业建设之责任，确应成为全国最完善之农业学府。吾人应有此信心，吾人应由此抱负，互励互勉，达成任务。”“我国以农立国，本院适居后稷故乡，为农业肇始开基之地，宜研究农业学术，尤须具农夫之身手，以发扬农业学术，增加农业生产，开发西北富源，复兴农村经济为职志。”“习勤习劳，爱人爱物，以拓荒为己任，为农民作导师，在校努力研究，毕业忠诚服务……一切以团体为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庶几我西北农学院校誉日隆，前途光大，建国大业于焉肩起。”^[9]在此，他提出的“西农”应有“农夫之身手”和“以拓荒为己任，为农民作导师”的说法，常为人们论及农业院校培养目标和服务社会的职责时所津津乐道。

(https://www.daowen.com)

唐得源（右一）、李文祉（右三）夫妇与子女（唐欣先生珍藏）

笔者于1983年在寻觅李仪祉史料时，与唐得源、李文祉夫妇结识，过往甚密，曾一同前往泾阳县两仪闸之李仪祉陵园祭扫，复往仪祉农校等处参观，参加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的“李仪祉诞辰百周年纪念大会”等。通过唐得源，与李仪祉的侄子李赋都、学生陈靖、蒲城家乡的原志军等先生交往数年，并获准翻拍了李仪祉的一些珍贵照片。1983年，以“姚远，唐得源”合署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了《我国近代水利学家李仪祉》一文，算是对我们的忘年交的一个纪念。其孙唐欣说仅见有祖父与姚远合作发表的此文，不确^[10]。今另见有1931年第2卷第5期《教育与民众》的《中国的“沙托夸”》；1934年第5卷第10期《教育与民众》的《民众教育范围的讨论》；1939年第2卷第18期《教育通讯周刊》的《教育与思想灌输》；1941年第1卷第1期《城固青年》的《主义灌输何以必要》；1946年第2卷复刊7期《教育通讯月刊》的《中学生成绩不及格之原因与预防》；1947年第7期《国立西北农学院院刊》的《为纪念十三周年校庆献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