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宪武野外调查遇匪
孔宪武教授和刘慎锷、汪德耀、林镕、金树章、刘汝强、黄文弼等教授一样，是连接国立北平研究院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人物之一。1941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开始从陕西城固搬迁到兰州，1942年孔宪武受聘为该校博物系教授，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学校，共43年。那时，地处西北腹地的兰州聘请教师不容易，故在校教师都身兼数职，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孔宪武教授就是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兰州大学东西两头奔波代课，并以一周29节课闻名。
孔宪武（1897—1984）
他不仅工作繁忙，而且生活上也是瞎凑合。他的一双皮鞋穿了20余年还舍不得扔；一顶草帽也是戴了十多年，到最后是线头串线头，发黑了还在用；一个刮胡子用的小圆镜，也用了差不多30年。即便如此困难，他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时，曾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因家庭困难，经常到学院洗衣服挣钱糊口，当孔先生看到学龄儿童不能上学时，深感同情，就自己出钱供这个女孩子上学，直到她大学毕业。为了报答孔先生的恩情，这个女孩子每到假期都在孔宪武家渡过，帮助做一些杂活。
他是所长刘慎锷从河北大学教授（每月140元）任上“低薪”（每月30元）低聘（由教授聘为练习员）到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原因只为学有所用，只为专心致志于中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事业。就在此时，他曾冒险到东北原始森林里采集植物标本。他的外甥郭德民先生回忆[32]：
为了掌握中国的植物资料和我国的植物标本，他提议到东北长白山原始森林采集标本，得到了所里的同意，并派了几名武装人员，身带快枪、手枪，几个民工挑着锅、碗、瓢、勺、锯、斧、砍刀和行李，一行十几人，步行千余里，往返三个月之久。每到一县都由当地衙门负责购买给养，派人护送，日行夜宿，进入一望无际的深山老林，行走几天不见天日，经常遇到很多毒蛇猛兽，派去的随行人员和当地猎手都设法化险为夷。晚上点起一圈篝火，人在火圈中睡觉，轮流值班。他说，回想起来也很后怕。经过他们的辛勤劳动，采集了很多北国寒带贵重稀少的植物标本，亲自挖了人参、灵芝草等。他还风趣地说，发现人参、灵芝草要马上念咒，然后迅速用红绳绑住，否则，人参和灵芝草就会跑掉，当地人都是这样。他还讲了自己挖人参的经过，为了不损伤一个微根，要在人参周围挖一个直径三尺的圆形深沟，然后用细竹签一点一点地向里挖土。要挖一个完整无缺的人参，是很不容易的。(https://www.daowen.com)
1931年9月前后，他们在小长白山采集标本时，遇到了土匪，险遭不测。当时他们住在仅有两户人家的山沟里。半夜时分，土匪包围了这两户人家，并开枪打劫。幸亏山里人也备有枪支，遂开火还击，土匪见占不到便宜便撤退了，而孔宪武一直紧紧地护着三箱标本，生怕被土匪抢走。他们差不多是用命换得这三箱标本，并走出了大山。这时才知道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们混过日本兵的检查，回到北平。[33]
他于1934年在小五台山上采集到忍冬科新种，后经专门研究忍冬科植物的郝景盛先生鉴定，用拉丁文作了准确记述并用英文发表了这株忍冬新种，命名为Loni cera Kungeana K·S·Hao（孔氏忍冬）。这是以中国植物分类学家孔宪武的名字命名的一种忍冬，按照国际植物分类命名法规的双名法命名，已为世界植物学界所公认。他还是我国蓼科、藜科等科植物的分类学专家，发现了河南蓼、太白蓼、细叶蓼、细穗藜、东亚市藜、硕枝盐蓬以及新属苞藜属，完成《中国北部植物图志》（四、五卷）、《小五台山植物志》、《北平之禾本科植物》（《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丛刊》第五卷1937年）、《吉林小白山之松柏科》及《开花植物随记》和《陕西渭河流域之杂草》（《西北农林》1938年第3期）共10余种100余万字的分类学著作，为我国发轫时期的植物分类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34]著有《兰州植物通志》《甘肃猪饲料植物介绍》《甘肃野生油料植物》《中国植物志·黎科》《甘肃林木志》《中国植物志》等著作，在《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丛刊》等刊发表有《小五台山有花植物志（英文）》等论文。在国立西北农学院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跑遍了陕西关中18个县和秦岭、太白山，采集了大量标本，曾发表《陕西渭河流域之杂草》等论文。在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期间，他开始对兰州地区植物进行调查和研究，为编写《兰州植物通志》打下了基础。进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后，再未离开此校。
孔宪武在《西北农林》1938年第3期发表的《陕西渭河流域之杂草》
孔宪武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生于河北高邑。1917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系毕业，历任练习员、研究生、教员、副研究员、教授，获博士学位。1942年起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授、生物系系主任、植物研究所所长，甘肃师范大学副校长等职，兼任《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甘肃省植物学会理事、名誉理事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人大第一届至第四届代表，中共十一大代表等。1984年10月16日病逝于兰州，遵其遗愿，丧事从简，不保留骨灰，与夫人的骨灰一起撒于山林之中。